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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另一个缺点就是重名轻实。既然王道比霸道好听，尚德比尚力高尚，礼治比法治温柔，干脆就对后者羞于道及，仿佛一提刑罚就刻薄寡恩，就会败坏风俗，一谈德教就温柔敦厚。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愚蠢到要废弃刑罚，只是要心照不宣，可以做，不能说。这就使儒家显得极其虚伪。如司马光之辈，一方面推崇礼治德教，俨然君子，但对包办婚姻的牺牲者阿云却毫无同情心，非要置其于死地，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阿云以妻杀夫，犯了纲常礼教，非要重惩不可，对触犯礼教者不可以礼教化之，这就是腐儒的逻辑，一到事实面前，就足以显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王安石则主张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他缩小了王道与霸道的距离，认为此二者皆是讲仁义礼信，只不过一是发乎内心，自然而行；一是以之为名，示之以仁义礼信而已。在他当政初期，即改变旧制，主动参与刑名。按照旧制，刑事案件只归审刑院、大理寺处置，位在中书省的宰相、副相不加过问，这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表明对刑名不甚重视。在他出面过问刑事案件时，宰相曾公亮不以为然，王安石则据理反驳，认为如果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中书就应当过问，不仅中书应当过问，遇到重大案情，众议不决时，中书还应当上奏皇帝，听候圣裁。他主张由帝王亲自过问刑名，表明他对刑名十分重视，也是对腐儒轻蔑法治进行的有力还击。
王安石认为必须直面现实。现实既然是有善有恶，法制就应当有赏有罚。在《尚书新义》中，就有“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德不可忌”之语，主张对民应有恩有威，对坏人该杀就杀，不必忌讳其有凶残之名。这本来是大实话，也是治国应当推行的制度，却被后世儒者大加贬斥，说这有害礼教。是不是道学家当政之后就唯德无刑、民免诛戮了呢？其实不然，明清之世程朱理学大盛，结果更加专制，文字狱大兴，百姓动辄得咎，看来可以做、不能说就是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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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5）
王安石在法治方面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大都是合理的，可惜当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障碍，无法贯彻下去，更不能持久，因而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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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开战（1）
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向流俗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的一次谈话中，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自由创造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并无调和与回旋的余地。王安石很清楚，敌我双方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看来，革新派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有皇帝坐镇撑腰，有王安石统领中枢，掌握着中央大权。而且王安石的学问在当时无人能及，新派骨干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吏才、又明经术的务实的学者，而新学是集诸家之粹的体用合一的经世致用之学，较之于陈旧的儒家学说有明显的优势。其实不然，神宗革新的热情很高，除旧的魄力有限。虽然他是革新派的坚决支持者，但又不能将之完全归属于革新派阵营之中，因为他其实是凌驾于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上的调和者、统帅者，而保守派的阵营是极为强大的，除了神宗之外，皇族贵戚绝大多数属于这一阵营，其中更是集中了大多数上层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这个阵营有权有势，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处于垄断地位；保守派所代表和奉行的旧观念则更是根深蒂固，在这方面其垄断地位比其权力的垄断更加可怕，由于其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思想界已然千年的儒家思想，因此在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
王安石面对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首先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是以道胜流俗、以自由胜垄断、以公平胜特权。革新派站在真理与正义一方，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无私者当然无畏。他还意识到，历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和大宋王朝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垄断阶层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就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就会迎来经济初步繁荣的新时代，不仅会实现富国强兵的首要目标，还能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反之，如果改革失败，中华民族与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非但不能发展壮大，恐怕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四夷强盛、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单纯的保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只能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小的一方要想取得胜利，一要靠谋略，二要靠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勇气往往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法宝。王安石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面对重重压力，面对保守派气势汹汹的围攻，他如同中流砥柱，巍然屹立，使得改革的战车战胜重重阻挠，坚决向前。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保守派是极为顽固的，想让他们支持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行不通的。假如对保守派妥协退让，谋求他们的允许，改革也就不再是改革了，只能成为不疼不痒的小打小闹，起不到任何作用，最终会走向失败和流产。保守派也绝对不会因为改革派的退让而将心比心，各退半步，他们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攻击改革运动，直到将其彻底扼杀。
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一时的妥协还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不会打破局势的均衡，但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弱小的一方稍有退步，就等于宣告死亡。因为弱方取胜主要靠的是气势，一旦气势上被比了下去，就可能全无胜机，甚至会导致速败、惨败，再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因此，王安石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决不妥协退让，对于反对改革的人，不论其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同党有多少，都不能受其左右。
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和无坚不摧的勇气，他也经常以此鼓励神宗。然而神宗对于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准备不足。也许他的优点是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但由于自信不足，他不是通过听取不同意见来修正改革存在的问题，而是经常动摇不定，往往为异论所动，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随时准备向后转。这就使得保守派有了可乘之机，不时通过各种渠道向神宗诋毁改革及改革者，试图阻挠改革的步伐。
向流俗开战（2）
神宗总希望两全其美，一方面能让改革顺利推行下去，一方面又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对。他想走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之路，但事实上，这在当时是走不通的。由于神宗虽然立志改革，但在如何改革方面缺乏明确的认识，并非“术素修而志素定”，因而容易动摇。在青苗法受到韩琦等一批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反对时，神宗甚至决定废止青苗法。幸而在这一决定并未正式颁行时，神宗又幡然悔悟，否则新法及整个改革运动就会胎死腹中。其实韩琦并非完全反对新法，只是觉得行之过急，应当按原计划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待行之有效再推行全国。而且放贷可能会遇到借时容易还时难的问题，一方面会亏欠官本，另一方面可能不得不“行刑督索”，并勒令有关人员同保均陪，导致扰民害民。韩琦的看法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完全可以吸收，以防止或减轻可能出现的问题，但韩琦总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的。如言贷钱不应取息，否则就是取利于民，又言恐百姓愚昧不虑久远，好借难还。如果完全发放无息贷款，百姓不是更会竞相借贷而不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吗？神宗既不能发现韩琦之言的荒谬不足取之处，又不能正确吸收其合理的一面，反而以为韩琦是真忠臣，抓住了新法害民的本质，竟然要废止青苗法。这表明神宗的性格与见识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此推行改革自然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
由于神宗缺乏与流俗坚决斗争的决心与勇气，甚至立场不稳，有时还会站在流俗一边与改革派为难，这就迫使王安石不得不以更大的决心与勇气向流俗开战。由于神宗年纪尚轻，学术不明，缺乏自信，一见有许多人反对便以为变法有问题，王安石则力言流俗不足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流俗表面上人多势众，不可一世，但大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只贪近利，并无远图，如果一任流俗，则一事无成。
王安石在《尚书·周书·大诰》的注解中指出：
武庚，周所择以为商臣；二叔，周所任以商事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国疑之时，相率而为乱。非周公往征，则国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迪知上帝以决此议者，十夫而已，况后世之末流？欲大有为者，乃欲取同于污俗之众人乎？
武庚是周王室选择以为亡商之后的，管叔、蔡叔是周王室任命以监管武庚的，按说他们都不应该是庸才。但他们却在成王尚少、主幼国疑之际相率为乱，如果不是周公亲自往征，则周室的安危存亡未必可知，很有可能就此覆灭，因而出征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文王、武王两代圣王的教化培育，周室贤才众多，然而能够知乎天命，顺乎人心，同意派兵出征的才不过十人而已，当时有见识的人尚且如此之寡，何况后世末流之人呢？想大有作为的人，如果试图博得见识低下、人格卑污的流俗之人的赞同与支持，绝不可能有所成就，甚至会导致国家危亡。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明有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如果非要事事从众，那就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还会亡国灭种。王安石又在《尚书·虞夏书·大禹谟》的注解中指出：“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盘庚是也。盖人之情，顺之则誉，咈之则毁，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既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者也。”违背百姓的欲望，强制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强迫百姓以王者一己之私欲则不可。盘庚就是古代强制百姓顺从先王之道的典范，他在做出迁都的正确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但盘庚不为所动，坚持不改，终于使商朝更加兴旺发达。常人之情，顺之就会赞誉，逆之就会诽谤，如果不论是非，一味从众人之欲而违背先王之道，以求获得众人一时的赞扬，就是沽名钓誉，是不可取的。因此应当顺从真理，推行先王之道，以合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王安石反复说明流俗不足为虑，主要是为了打消神宗的疑虑，使之更加坚定地推行新法。他对神宗总是与流俗划不清界限也表现得很不客气，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熙宁奏对日录》中，王安石记载了他和神宗的一次谈话：
向流俗开战（3）
……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
王安石不愧辩才无碍之誉，他的比喻也特别新奇有趣，非常合乎力学原理。度人先须自度，自溺于渊，而欲拔人上岸，则未见其可。神宗每每陷入流俗之中不能自拔，当然无法改变流俗，使之顺乎新法、顺乎先王之道。
由于神宗态度不够坚定，而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又都站在流俗一边，因此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事实上是相当孤立的，但王安石并不畏惧，因为他坚信真理在手，勇者无惧。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以嘲讽的口气说王安石有意“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其实王安石力战的并非天下之人，而是天下流俗之人、流俗之见，他也确实有力战天下流俗而胜之的勇气。
由于敌众我寡，王安石主张立场鲜明地推行新法，对于那些不能遵守法令、刻意阻挠朝廷政令的人予以严惩。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记载：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对于不能认真推行朝廷法令的官吏，王安石准备坚决惩办，而神宗却每事姑息，这是新法推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既然不履行职责、不遵守法令也不会受罚，朝廷赏罚不明，谁还会顶住地方豪强大户的压力，真正推行新法呢？神宗总是想走一条没有任何阻力、人人拍手赞同的道路，这条路又到哪里去寻找呢？所谓民间亦苦新法，主要是因为新法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大户豪强们的利益，他们自有能力将怨言传到神宗耳边，让神宗感觉民间确实对新法有怨言。王安石则引《尚书·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之语，指出即便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冬天大寒、夏日下雨也会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欲有大作为，想没有一个人反对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有人反对就马上罢手更是不可取的，如果事事受制于流俗，就“不能一有所立，以为天下长计”。
这段记载出自司马光的传闻，倒也不可尽信。王安石欲惩治不行新法者是真，而后半段则包含着有意的诬谤，如言神宗谓民间颇苦新法，又言王安石有意要胁迫皇帝，奏请启用章惇、赵子几等皇帝素不喜者以加强自己的权位等。司马光之意，不过是想说神宗也明白新法不便于民，只是为王安石挟制，不得不勉强从之。而王安石则一意孤行，根本不管民怨沸腾，力排异己、强行新法。
王安石对于“能令政必行”的商鞅非常欣赏，对于反对新法者主张明正律令。据《长编》卷二百一十，当神宗对人情纷纷表示忧虑时，王安石则强调治国御众不能一味以宽，即使是像尧那样以宽厚著称的君主，也会流共工、放驩兜，而吕公著就是像共工一样的反对变法的首恶，皇帝却对他一再容忍，不肯明示其罪，如此一来，天下人皆知朝廷没有纲纪，小人气焰就会更盛，怎么会不导致邪说纷纷的局面呢？陈襄、程颢等人专门党同吕公著，根本没有辅助朝政的真心，只是帮助吕公著诽谤常平法，而对于其他该言的天下不如理之事和人臣为奸之状，却无一言道及。如此之辈非但没有受罚，反而加官晋爵，还称其平实。这样的小人，如果依附吕公著得志，则天下之利皆归此辈，即使不能得志，也受到了皇帝奖赏。既然反对变法进退都有利，天下小人又怎么会不跟着起哄。
王安石好先王之道，故以尧流共工、放驩兜为例，说明即使为政以宽也应当有度，主张对于吕公著、陈襄、程颢、张缙等反对新法的人不应过于宽容。神宗对反对新法者每示优容，王安石认为如此赏罚不明，小人就不会退听改悔，朝廷纲纪就会大乱，这样不仅不会让小人感朝廷宽容之恩，还会以为皇帝可欺，更会变本加厉地反对朝廷法令。因而明示赏罚、进贤抑奸是令流俗为之消退的唯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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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开战（4）
流俗之辈往往用所谓天变、祖宗之法、人言等作为武器攻击新法，王安石则对此坚决反击，以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尽管他并未明确说出这三句话，却是完全赞同其精神的。流俗以此为王安石之罪名，王安石则以此为荣，表明双方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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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不足畏（1）
借口天象变化来反对改革是保守派的一贯策略，也是流俗之辈的拙劣表演之一。在变法之初，保守派便纷纷抬出这一法宝对变法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进行猛烈攻击。吕诲在《论王安石疏》中指出：
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以因循保守、一无施为为是，故对王安石“唯务改作”引以为罪。他将政事比作水，以为安静则能澄清，搅动必会浑浊。天变地震，人情扰动，宜以安静待之，不可再事更张，因而像王安石这样好改作的人不应再居朝廷，宜加贬谪。反对新法的人在这一问题上持的是同样的论调。如富弼罢相放外任时也向皇帝进言，提出王安石进用小人，因而天变示警，“诸处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翰林学士范镇也上疏称“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御史程颢亦道“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这些人反对新法的根据如出一辙，都是天变地震，民情扰动，因而提出最好是“安静”，所谓“安静”，就是尽废新法，一切照旧。
保守派的理论根据非常简单，就是天人感应说。中国传统注重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源于人类早期的混沌思想。当时由于民智未开，人们对于自身及外界缺乏明确的分辨能力，因而天真地以为人与天、人与自然是一体的。由天人合一又伴生了天人感应说，既然天与人是一体的，自然会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的理论根据就是天人感应，星占、龟卜等都是将天时与人事、物与人的联系片面化，视偶然为必然，以个例为普遍。天人感应说可谓古今中外一切迷信的源泉，其理论依据和思想价值都不足道。
孔子对于前代流行的迷信就十分不满，他虽然也讲“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主张祭祀，并不明确反对鬼神迷信与天人感应，但他心里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他不语“怪、力、乱、神”，反对神秘主义。他所说的天也只是“神道设教”，通过天命、祭祀来告诫世人，推进道德，并不以为真的有什么天神。
孔子的现实主义思想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特别是荀子。荀子在《天论》一文中公开提出星坠、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