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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看守所都是一个小帝国，一个国中之国，因此这种恐怖很常见。看守不向任何人负责，甚至不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一旦打开了罪犯枷锁的钥匙，法院就对罪犯失去了任何兴趣。看守们便可以对罪犯为所欲为。有时他们甚至在囚犯刑期届满时也懒得释放囚犯。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就声称这些囚犯还欠他们的‘押运’费。
18世纪的看守所是一个狄更斯式的暴力和悲惨恶梦。在这场恶梦中，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塞进常见的大囚房中。他们在里面进食、睡觉、打斗和通奸。当看守不在周围时，囚犯团伙进行统治。他们勒索新囚犯，杀死告密者。
另一大灾难是伤寒或称‘看守所发烧’。一旦发生伤寒，便会一个接一个地传染遍全看守所。在1773－1774年间，英格兰死于伤寒的囚犯比死在绞刑架上的罪犯还多。在伤寒传入法庭，律师和法官开始死亡之前，没有人关心伤寒在看守所的流行。此后，突然出现了一股对看守所卫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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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开始
对身体酷刑的觉醒
“自由与平等的新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激发了对身体酷刑的不断觉醒。”
几种不同的思潮对推动刑罚改革发挥了作用。自由与平等的新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激发了对身体酷刑的不断觉醒。死刑和肉刑开始被看作是残忍的。教友派信徒和福音教信徒复兴了通过孤独和严格的纪律来获得精神再生的观念。
1777年是刑罚改革的转折点。当时，贝德福德治安官约翰·霍华德出版了《监狱的状况》一书。在书中，他记述了他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看守所的调查。霍华德对监狱条件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754年，当时他自己曾经在法国被短暂地监禁过。
霍华德是第一批应用科学方法从事社会研究的人员之一。他的发现致使颇为自满的上流社会受到很大震惊，促使政府采取行动。霍华德对监狱生活的混乱和残忍均感不满。他建议实行一种他认为既理性又人道的新制度。
霍华德构想的模范监狱将是安宁、干净和有序的。看守将是对当局负责的文职人员。在这样的监狱里，没有必要实行肉刑。囚犯们被隔离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以免受到任何堕落性的影响。
1778年的英国感化院法就受到了霍华德建议的启示。该法规定了几项重要的改革，包括安全和卫生的建筑结构、系统的检查、收费制度的废除和感化计划。不幸的是，这些理想经过许多年之后才全部实现了。
“独居制起初被认为是一项人道的改进，
但是后来变得与最残忍的刑罚一样可怕。”
1790年，监狱改革之父霍华德逝世了。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死于看守所伤寒。霍华德生前见到了绝大多数古老的中世纪酷刑的废除，还见到了1785年在诺福克郡怀蒙德海姆建造的第一所感化院。但是，他绝不知道他为之艰苦奋斗的这一制度——独居制——变得与最残忍的刑罚一样可怕。
鞭打之下维持的社会风纪
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靠体罚来维持社会风纪。儿童在家里受到捆绑；男孩在学校受到桦木条抽打；佣人在工作中受到痛打；战士在军营里受到鞭打。
即使精神病人也以这种方式‘受到矫正’。英格兰的乔治三世（1738－1820年）在其疯癫期间也被毫不留情地抽打。
‘以痛苦补救过错’的政策特别适用于轻微罪犯。他们欠社会的债通过对他们的抽打就被完全折抵了。他们被绑在一个公共广场的柱子上或者被拖在一辆车后面沿镇游街鞭打。
鞭打的程度取决于其犯罪的性质和所用鞭子的类型。鞭子分为许多种，有3根皮条的，5根皮条的，6根皮条的，9根皮条的；还有带结的，带球的，带钉的。致命的俄罗斯鞭中间夹着金属线以便变得更硬。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最普通的鞭子是九尾鞭。这种鞭子在尾部突变为金属爪。到18世纪，九尾鞭去掉了金属爪，但仍然是一种可怕的体罚工具。在一个罪犯背上抽打300鞭能够打得他皮开肉绽，打上500鞭能够要他的命。
在死刑之后，鞭打是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最常用的一种刑罚。在法国人统治加拿大期间，共有95人遭受过当众鞭打。其中15人是妇女，一半以上是小偷。
“公众对待处理犯罪和罪犯的情绪和脾气在任何
国家都是对其文明程度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
1800年之后，监禁逐渐代替了肉刑，成为一种司法处罚。鞭打便不太常用了。直到1967年，加拿大才彻底废除了鞭刑。但是，此前它一直被用作在感化院控制不服从罪犯的最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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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
当著名的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在18世纪70年代对监狱进行调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在无政府主义边缘上摇摇欲坠的社会。这个英格兰贝德福德的治安官对上升的犯罪率和市民秩序的腐烂感到惊恐不已。
但是，他对用于镇压犯罪的残忍方法更加吃惊。当局简单地以暴治暴。对死刑和肉刑不加区分的适用非但远远不能威慑犯罪，反而损害人们对法律的尊重。
在霍华德及其追随者看来，司法恐怖的政策是残忍的，也是愚蠢的。他们有更好的主意：他们建议用监禁代替死刑和肉刑。但是，他们甚至走得比这更远。他们建议不再用旧的普通看守所来监禁罪犯，要建立一种新的机构：一种既改造又惩罚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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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院：既改造又惩罚
监狱改革运动源于宗教理想主义。作为监狱改革运动先锋的教友派信徒和福音派信徒确信：人类是无限完美的。弯曲的可以使其变直。
拯救的工具是感化院——一个悔改的地方。而且，感化院纪律的核心是独居制。
这一概念并不是全新的。中世纪的教堂总是隔离犯错的牧师。到霍华德在欧洲进行考察的时候，在许多监狱里已经建立了独居制。
1704年在罗马建成的圣米歇尔矫正院是一个天主教的少年管教所。它采取了教堂的修道士惩戒传统。它是第一个按照隔离、工作、沉默和祈祷原则组织的刑罚机构。
忏悔的谴责：独居
霍华德认为，独居制不仅比肉刑更人道，而且也更有效。独自沉默地在其单人牢房中，作恶者将不得不面对着他们自己的良心，向这一“忏悔的谴责”的鞭子投降。
这些监狱改革家肯定，他们通过控制人的身体来调整他们的心灵。他们甚至感于期望感化院会变成社区中其他人的秩序和道德示范。
犯罪是疾病，隔离是疗法
在这个时代，犯罪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疾病，病人必须被隔离。改革家们认为，一般看守所最糟糕的一个方面就是将囚犯不加控制地混押在一起。
在旧式的混押监狱中，少年犯和无辜者很快就会因与顽固罪犯接触而受到传染。改革家们相信，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感化院中，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
尽管感化院的想法源于欧洲，但是美国人成为最早的热衷者。事实上，即使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也抵制英国的死刑和肉刑制度。
“独居制最初被设想为一种人道和赎罪形式的惩戒，
但是后来变成了恐怖的 “墙窟窿”——查尔斯·狄
更斯称“比任何对身体的酷刑都不知糟糕多少倍。”
1682年，教友派领袖威廉·佩恩制定了一部以监禁劳役代替鞭打或肢体刑的刑法典。在这部刑法典中，只对谋杀保留死刑。
1718年，在佩恩死后，他的法律被一道皇家法令撤销了。但是，费城依然是刑罚改革的沃土。1787年，威廉·布雷福德、本杰明·拉什和凯莱布·洛恩斯建立了费城减轻公共监狱痛苦学会。1790年，他们说服州政府在沃尔纳特街看守所的一个侧楼建立了北美第一个“矫正机构”。
在这个感化院里，嫌疑人、证人和轻微罪犯仍然一起被关押在一些大房间里，但是顽固罪犯被单独监禁。沃尔纳特街看守所的戒规制度被后来以宾夕法尼亚制而著名。
1821年，在纽约州的奥本感化院进行了最激烈的独居制试验。一组囚犯被关押在他们各自的单人牢房里，没有任何娱乐，也没有劳动。许多被试验者自杀了，因此这一计划2年以后就被抛弃了。法国犯罪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奎维尔和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对这种极端主义进行了谴责：“这不是改造，而是谋杀。”
奥本监狱的制度随后被改为允许囚犯白天沉默地工作，只在晚上单独监禁。这就成了奥本制或“沉默接触”。
此时，再回到宾夕法尼亚，监狱当局仍然坚持完全隔离的原则。按照宾夕法尼亚制（也称“隔离”制）建造的典型监狱是在切里西尔的一个巨大的东部州感化院，于1829年建成。
在切里西尔感化院，对所有囚犯都进行24小时单独监禁。他们独自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工作，从事纺织、缝纫和制鞋。饭通过门上的一个小孔送进来。囚犯有自己的私人活动院，用高砖墙与其他人的院落隔开。
这些高墙很隔音。囚犯们唯一能够接触到的人就是看守，看守每天对他们进行3次检查。偶尔也有宗教信徒来访问囚犯，带给他们一些宗教宣传册。囚犯与外界朋友和家庭的通讯实际上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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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中疯了50人
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40年代参观切里西尔感化院之后写道：“这种对大脑这一神秘机体的日常慢性损害比任何对身体的酷刑都不知糟糕多少倍。”
1849年，加拿大布朗委员会的成员参观了这所监狱。他们发现，“囚犯们总体看起来外表呈菜色、衰弱状：双眼深深地凹陷，眼球反射着狂躁的光亮。”监狱当局很不情愿地承认，300名囚犯中死了50个。
约翰·霍华德自己没有倡导完全隔离。他认为应当允许囚犯在一起工作和锻炼。他警告，完全隔离可能导致“感觉迟钝或绝望”。
尽管有这些缺陷，宾夕法尼亚制最终还是被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纳了。奥本制在美国和加拿大盛行起来了。在19世纪的加拿大，只有金斯敦感化院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制建立的隔离制度。
罩着黑面具的罪犯
不管采用哪种制度，19世纪的沉默和隔离狂热常常产生可笑的极端手段。在英格兰伦敦附近于1842年建造的彭顿维尔监狱，囚犯们必须戴上小黑面具，以免他们相互认出来。在彭顿维尔监狱和巴黎的洛奎特监狱，囚犯们在割出许多单独小间的教堂里做礼拜。
在美国，监狱当局发明了一种“连锁步伐”。这种步伐将前进和拖步结合在一起。在奥本感化院，踏着连锁步伐的囚犯必须保持面部毫无表情，并且面向院落。任何进行无声交流的企图、甚至抽搐一下，都可能招致处罚。
到19世纪80年代，感化院的过度拥挤使得这一戒律不再适用了。当单人牢房被合住的时候，沉默和隔离就很难实施了。单独监禁不再是一种改造手段，而变成一种纯粹的惩罚。“地牢”或“隔离牢房”变成了“监狱之中的监狱”。
像霍华德想象的那样的感化院失败了。但是，这一制度在其原始做法和基本原理被摒弃之后很久依然盛行。
对“血腥法典”的替代措施
在1800年，加拿大人可以因为偷一件衬衫而被绞死。当时，抢劫是许多种处以死刑的犯罪之一。
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人继承了英国的“血腥法典”。这么说是因为加拿大几乎完全依赖鞭打和绞刑作为对犯罪的刑罚。到这些法律被引进英属北美时（下加拿大于1763年，上加拿大于1793年），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已经受到了挑战。
像在英国一样，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实际上很少被处死，但是绞刑架林立足以引起普遍的反感。到1833年，加拿大的死刑罪减少到12种，包括谋杀、强奸、抢劫、夜盗和放火。到1841年，只剩下谋杀和叛国可以被判处死刑。
金斯敦感化院
这些法律改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种替代形式的刑罚——在感化院做苦役——产生了。加拿大的第一所感化院金斯敦感化院于1835年6月1日建成了。
约翰·霍华德在18世纪70年代就谴责的英国监狱中存在的各种虐待，绝大多数仍然可以在19世纪30年代的普通加拿大看守所里见到。这些看守所污秽不堪、疾病盛行、混乱无序。直到1836年，多伦多看守所的囚犯每天仅收到1磅半干面包。他们在监狱里没有工作，也没有户外活动。许多囚犯戴着脚镣。
加拿大立法者对美国的刑罚试验特别感兴趣，激烈地争论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的优点和缺陷。
1831年，上加拿大下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呼吁在金斯敦附近建立一所感化院。一个局长委员会确定，奥本制或“沉默接触”制最具有效力。
道德再教育
1834年，加拿大通过了第一部感化院法。该法确立了这一新机构的目标：金斯敦感化院将提供“不仅威慑他人犯罪，而且改造罪犯和使罪犯养成勤奋习惯”的手段。道德再教育代替了恐吓。
金斯敦感化院初期的实践大不相同。尽管金斯敦感化院最初被设计为对“血腥法典”的残酷的一种人道替代措施，但是第一任监狱长亨利·史密斯很快便全都以改造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1849年，在由亚当·弗格森阁下领导的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史密斯被撤了职。但是，委员会的程序完全由《多伦多世界报》的主编、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朗确定。不久，布朗被选为上加拿大的立法改革委员。
“在白天站了10个小时之后，要求囚犯在晚上再站着上课。”
起初对金斯敦感化院的乐观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奥本制在加拿大显然比在美国还难以实施。这一制度基本上实施不了。尽管不停地鞭打罪犯，他们仍然试图违反沉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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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法定的惩戒手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感化院的缔造者们希望废除的肉刑成了这一新机构中合法的惩戒手段。
尽管他们面对金斯敦感化院有所省悟，但是布朗委员会仍然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感化院能够使人变好，道德说服能够取得身体强制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实际上，道德说服被认为是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时，犯罪行为被确信是道德疾病的一种表现，宗教劝诫是最早的监狱治疗。
牧师是被加拿大监狱雇用的第一批非监管人员。他们主持仪式，举办安息日学校和复活节聚会，散发圣经，向囚犯们讲授懒惰和酗酒这对孪生罪恶。他们指导文盲囚犯学习以使其能够阅读。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努力说服罪犯其判决公正，帮助他们服从“矫正。”
适应这种体制并不容易。在19世纪的加拿大感化院里，食物是粗糙不变的，居住的囚室非常狭窄。感化院内单调的生活就是点名、工作和睡觉。在所有时间都要求罪犯绝对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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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娱乐
在感化院中没有娱乐，甚至不允许有私人爱好。直到1869年，罪犯甚至才能在自己的单人牢房中有一盏供阅读的灯。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特权，只有表现好的罪犯才被允许参加晚上的课程。但是，即使在经过一天10个小时的木工或锻工工作之后，在上课过程中也必须一站到底。
囚犯们总是对无数的细微规则和规章感到灰心。他们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某事受到处罚。即使最顺从的罪犯，也最多可以指望因为其表现好而被减去3天刑。
在19世纪60年代，政府感化院检查员们将加拿大制度形容为“一种严厉的镇压、强硬的威压。这种制度不承认罪犯的条件应当在其表现良好时有所改变或改善。”他们倡议采取爱尔兰适用的那种“渐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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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制：假释的开端
在爱尔兰制或“克罗夫顿”制中，罪犯能够逐渐争取恢复自由。他们从独居制（宾夕法尼亚制）开始，然后白天与其他罪犯一起工作（奥本制）。在这第二阶段，罪犯的良好表现可以挣分。他们挣的分能够依次赢得进一步的特权，包括“假条”和假释。
1868年的加拿大感化院法规定了为引进一种克罗夫顿式的制度的法律框架。除其他革新之外，该法规定了一种免除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如果罪犯表现良好，一个月可以赢得长达5天的减刑。
克罗夫顿制和大棒
提早释放是矫正当局开始摇摆的一根希望鼓励罪犯改造的“胡萝卜”。但是，在另一头是不定期刑的“大棒”。许多刑罚改革家担心，未得到改造的罪犯在等待刑期届满的过程中只是在墙上刻刻画画。一些人认为，监狱长应当有权将罪犯关押到他们真正改善时为止，即使需要终生的时间。
监狱本身的状况在恶化。1867年，在加拿大组成联邦之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在金斯敦、哈利法克斯和新不伦瑞克圣约翰的省感化院的责任，但是这些感化院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
纽约监狱协会秘书伊诺克·C·瓦因斯写道，金斯敦感化院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完全未实现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他认为该感化院应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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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政府不能失去任何监禁空间。罪犯的人数呈螺旋型上升。到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的罪犯达到907名，拥挤毁坏了纪律。政府必须建造新的感化院来缓解压力。
在10年之内，加拿大建造了4所“大房子”。1873年，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了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1875年，在斯托尼山建造了曼尼托巴感化院；1878年，在新威斯敏斯特附近建造了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1881年，建造了多切斯特感化院。多切斯特感化院代替了古老的圣约翰监狱和哈利法克斯监狱，成为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的联邦监狱。
剥夺自由不改造
新感化院的建立帮助缓解了拥挤状况，但是也拉响了19世纪末期在加拿大和美国频繁监狱暴动的警报。这表明感化院制度根本无效。剥夺自由本身不起任何改造作用。
像18世纪的监狱改革家一样，维多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