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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回北京。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计划破产，就阴谋策划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给江腾蛟、王飞、于新野、胡萍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等布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并让这架飞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王飞、于新野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等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研究了分工和具体行动计划。当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追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命令该机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谎报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接到关于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密报，即与刘沛丰等到山海关机场仓皇登上飞机，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服务员上机，飞机航行灯也没有开，就命令飞机起动滑行，于9月13日零点32分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1971年9月13日3点15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携带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发觉后，采取措施回飞到北京市怀柔县，降落时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
提起公诉（7）
43。 林彪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256号专机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场站下达的命令篡改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9月13日零点20分，256号专机准备起飞、尚未发动时，场站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以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44。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为了掩盖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分别销毁了他们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以及笔记本、照片等罪证。
（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45。 1967年7月，张春桥在他审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1973年9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1974年3月，王洪文再次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1975年1月和8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王洪文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1976年2月，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们可给我抓好”，“部队靠不大住”。
46。 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同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上海后，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作了传达。8月，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上海写作组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加强工人民兵建设》一文中，提出这支民兵武装力量“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
47。 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进行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立即检查给民兵发枪的情况。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具体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了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48。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5天、3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万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10月9日，施尚英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万余件，调集车辆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指挥所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架设了15部电台，沟通了联络系统。钟定栋进一步制定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他们决定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其他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10月12日，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拟定了21条反革命标语。10月12日晚，王少庸、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等又开会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发布的消息，准备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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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诉（8）
起诉书在列举了上述总计48条指控内容以后，确认“综合上述犯罪事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叛乱，证明他们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他们所犯的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遭受诬陷、迫害和遭受株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骗的干部、群众，都是他们罪行的见证人。”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代表特别检察厅以国家的名义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起诉书长达两万余字，黄火青厅长宣读到第###以后，由史进前接着宣读至第48条，最后由黄火青厅长宣读完毕。
起诉书宣读完毕，下午5点20分，江华庭长宣布：“对本案10名被告人，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被告人，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你们有辩护权利和最后陈述的权利。”接着宣布：“把被告人带下去。现在休庭。”
退庭了，张春桥的脖子还是梗着，目光中充满敌意；江青为了不让值庭女警扶持，甩甩手，做出一副傲气十足的样子；陈伯达及李作鹏是用推车推着出去的，他们都将被带回到各自的看押点，等待到分庭受审。
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辩护律师按序退庭。这场历史性的审判，由此拉开了序幕。
初审吴法宪 法庭调查（一）（1）
1980年11月21日，马克昌、周亨元律师接到特别法庭印有“急件绝密”字样的通知书：“本庭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现决定于1980年11月23日下午3时0分，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届时出庭辩护。特此通知。”正文之后还用括号印着（凭此通知书进入法庭）。事关重大的实战即将到来，二位律师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认真地进行准备。
吴法宪由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第二审判庭设在北京市地处西北郊的空军学院大礼堂。大礼堂内约有800多个座位。
11月23日下午3时开始了对吴法宪的庭审。这是对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第一次庭审，特别引起重视。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都出了庭，分别在庭（厅）长、副庭（厅）长席上就座；此外，还有14名审判员、9名检察员出庭。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在开庭前10分钟凭通知书进入法庭，坐在辩护人席上。
审判活动由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审判员宁焕星、苏子衡、翟学玺出庭，进行法庭调查。检察员孙树峰、冯长义出庭支持公诉。
法庭上有关人员就座后，法警根据审判长传被告人到庭的命令，将吴法宪带上法庭。吴法宪迈着艰难的步履，拖着矮胖的身躯，在广大听众注视下缓慢走进法庭。
为了抓住要害审理，在开庭需要进行的法定程序一结束，法庭便就起诉书第39条指控吴法宪将空军的领导权交给林立果事件进行调查。审判员宁焕星单刀直入地问被告人：“吴法宪，起诉书指控你私自把空军领导权交给林立果，以致林立果利用在空军的地位和特权大搞反革命活动，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吴法宪回答。接着在审判员的讯问下，一五一十地供述事实的经过：1967年春天，叶群说她女儿已在空军了，也想把儿子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吴法宪考虑放在北京军区不那么适当，建议放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林立果当时还不是党员，为了向林彪表忠心，竟作了这样的安排。后来他和周宇驰一起介绍林立果入了党。“1969年7月初，林彪、叶群把我找到他家里，说‘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这是对你和空军的信任，……你们应该让他们在空军大胆工作，大胆活动。他们只会帮你的忙，不会拖你的后腿，你要相信他们。’我回答：‘一百个放心’。1969年10月2日林彪问我：立果在你们空军工作不错吧？我说不错，大家挺信任他。林彪说：你把他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以便他经常向我汇报，我可以帮助你们空军研究防空作战的战略方针和战术问题……回来后，我叫司令部党委讨论，他们写了报告，我在上面批了。1969年10月17日下达了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此后，他将此事向林彪、叶群作了汇报。
“1969年10月18日上午，我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3个人找来，我面对着王飞、周宇驰说：‘今后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可以由林立果同志指挥、调动。’”这被称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简称“两个一切”。对此，在庭审调查中，吴法宪说，他没有向林彪汇报过。
法庭宣读了空军原政委王辉球1980年9月26日证言。证言说：“吴法宪提出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他当面就说过两次。吴法宪还说，‘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只有这样做，才能对得起林副主席。”吴法宪说：“王辉球的证言完全是事实。”接着法庭通知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梁璞出庭作证。梁璞在法庭上说：“1970年7月，在一次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周宇驰传达了吴法宪提出的‘空军的一切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空军的一切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并要求向下传达、贯彻。这样不仅林彪，而且林立果的意志也可以压倒一切，造成很大混乱，坑害了许多干部。还听到部队传达了‘两个一切’，造成了思想混乱，他们说：空军党委还管不管空军。”对梁璞的证言，吴法宪表示“都是事实”。但他接着说：“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会后，我要他们把那句话删掉，再放录音。当时我说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政治卫星，说林立果是天才。”吴法宪的话音落地，冯长义检察员便要求发言。他揭露吴法宪得知王飞在7月30日“讲用报告会”会上，再次传达“两个一切”后，叫把录音上的那句话删掉，是怕传的面太宽了，阴谋暴露出去，并不是真想收回。吴法宪供认：“完全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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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吴法宪 法庭调查（一）（2）
吴法宪如何将空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经过法庭调查，已经十分清楚。于是法庭转到交权的动因和后果的调查上。审判员问：“你为什么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支持、纵容林立果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吴法宪答：“实际上我就是为林彪的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时检察员冯长义再次发言，揭露林彪把林立果安插到空军的阴谋和吴法宪交权后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说，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容易得到全国政权。林彪把林立果安插到空军，就是妄图控制空军，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有关证据后，他又揭露说：周宇驰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传达了吴法宪关于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指示后，空军各单位便掀起了贯彻吴法宪提出的“两个一切”的浪潮……林立果利用吴法宪给他在空军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网罗党羽，培植亲信，调动部队，调动飞机、武器，组织反革命别动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窃取外汇，购买特工器材，策动谋害毛泽东主席，南逃另立中央，叛国外逃，犯下了滔天罪行。
审判员问吴法宪：“你要林立果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这是不是交权？”吴法宪答：“是交权。”
审判员问：“交权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吴法宪答：“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第一，造成上下思想混乱；第二，一些领导和干部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第三，大批群众受到迫害；第四，很多人跟着我一起犯了罪，影响短时间无法挽回。”
审判员问：“‘两个一切’的后果是什么性质？”吴法宪答：“是反革命性质。”检察员冯长义接着发言，揭露林立果伙同王飞等人组织一个“调研小组”，名曰研究空军的建设问题，实为建立反革命组织，后来逐步扩展为“联合舰队”。这时法庭宣读了“联合舰队”成员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主任）1971年11月16日的供词：联合舰队是由吴法宪批准的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扩展而成的。林立果在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后，曾与周宇驰商量，把“调研小组”扩展为“联合舰队”，林立果是舰队司令，周宇驰是舰队参谋长。传唤程洪珍到庭作证，程洪珍说：林立果成立了“联合舰队”，其成员是……他们进口大量特务器材，进行了种种活动，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吴法宪讲的“两个一切”，舰队成员都是知道的。程作证完毕退庭后，审判员问吴法宪：“你的‘两个一切’和‘小舰队’有没有关系？”吴法宪答：“有关系，这都是我的罪行。”接着检察员冯长义发言，揭露1970年年初，林彪为了控制驻上海的空军部队，在林立果的直接策划下，成立“联合舰队”的分舰队——上海小组，给小组成员都发了枪。林立果多次布置上海小组收集军内外情报，刺探接待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和毛主席专列的停车地点。1971年4月，在林立果的指使下，上海小组又组建了为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还修建了秘密活动据点，准备谋害毛泽东主席。法庭宣读了“联合舰队”的分舰队——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在“入组须知”上规定：“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吴法宪听了宣读的“入组须知”后说：“‘两个一切’同这些严重后果有直接联系，我负有直接的责任。”
冯长义继续发言，揭露林彪、叶群、林立果积极策划以“联合舰队”为骨干力量的武装政变。叶群亲自为“联合舰队”主要成员规定了联络代号。1971年9月8日到12日，林立果向江腾蛟、王飞、胡萍等下达了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策划谋害毛主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等一系列反革命活动。这时法庭出示了叶群亲笔写的“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的代号。审判员问吴法宪：叶群为什么要给他们编代号，这是不是特务活动？吴法宪答：“完完全全是特务活动，当时我不知道。”接着法庭宣读于新野1971年8月26日参加“联合舰队”会议的记录，投影“联合舰队”在京、沪、穗等地的秘密据点和部分特工器材的照片。随后审判员问吴法宪：这些和你讲的“两个一切”是什么关系？吴法宪答：“他们利用我讲的‘两个一切’搞反革命活动，建立据点，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到处活动，我给了他们权力，给了他们机会，给了他们条件，实际上等于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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