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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为‘四条’是叶群捏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后来叶群就通过我要翟云英（刘亚楼的妻子）作证明，还让我派人作记录。翟云英说刘亚楼只伸出了4个指头。随后叶群又打电话说要统一口径。我把翟云英证明有‘四条’的记录，念给叶群听。
5。 1965年12月，林彪要我把刘亚楼给我讲的问题写信告诉他，我给他写信说：刘亚楼讲，罗瑞卿在全国到处看地形，想自己指挥军队。又一次到北京，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我说：当然是跟林彪，不跟罗瑞卿。从此，我就污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要林下台。
6。 1968年叶群给我一个材料让我看，材料说北京释放了一个特务，是经罗瑞卿批准的，林彪认为抓住了罗的罪恶，说罗十分狡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要给罗动手术开刀。就此事我问过罗，罗承认是他批准的。我们在给‘专案组’的报告中也用了林彪、叶群的话，说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报告是我写的，黄永胜的名是我签的，都是在林彪指使下，为了紧跟林彪而干的。”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7）
吴法宪诬陷、迫害罗瑞卿的罪行，起诉书中只是概括地作了说明，并未展开；他则详细地供述了一些细节，表现出他愿意认罪的态度。律师看到这一问题谈得可以了，便往下提问：“起诉书第32条第三段，指控你诬陷、迫害空军的大批干部、群众。你说：‘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被你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74人，顾前、刘善本被迫致死。这些是不是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吴法宪毫不辩解地明确承认，然后分别就“迫害空军干部”和“镇压群众”两方面具体加以陈述：“先说迫害空军干部，被迫害的主要干部有成钧、刘震、何廷一等，说他们是‘叛徒’、‘走资派’、‘特务’、‘搞地下活动’、‘要夺权’。受我直接迫害的有174人，间接的3000多人，被株连的更多，对受迫害的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都与我有关。‘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这句话我确实讲过。我迫害干部是最大的罪恶。在空军，在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下迫害有3000多人。再说镇压群众。一个学生由于把林彪的名字去掉了，判了几年徒刑。我们以林彪站队划线，以我站队划线，造成了空军的分裂，造成打砸抢、武斗。西南空军学院，两派都打伤了人，极大地破坏了空军的建设。空军本来和各大军区是一致的，在林彪、江青、陈伯达指使下，以致空军同各大军区闹对立。我欠空军的血债没有办法还啊！”对迫害顾前、刘善本致死，吴法宪承认，但没有细说。
“起诉书第35条指控叶群让你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借口江青的一封信落在郑君里等人手里，要江腾蛟去上海抄他们5个人的家。在这一事件上，你做了些什么？”律师问。
“我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带他去见叶群，不久江腾蛟去上海抄了他们5个人的家后又来北京，要我看他抄来的材料，随后，叶群来了，不让看。这一条是我主动揭发交待的。”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起诉书第39条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写得较长，律师加以概括后问吴法宪：“起诉书第39条指控你受林彪指使，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且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指挥、调动’，以致以林立果为首组成反革命‘联合舰队’。实际情况是不是像起诉书上所说的？”
吴法宪对这一指控有点紧张。他看着起诉书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罪恶。1967年春季，叶群就要把她的儿子送北京空军，开始想让他到华北空军，我就安排他在空军司令部，让周宇驰培养他。后来我和周就介绍他入党。1969年我去林彪家，叶群对我说：我们的儿子都在空军，是我们对你和空军的信任，是为了保你的权，防止别人挖你的墙角，你要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不会拖你的后腿，你放心！我当时表示一百个放心。1969年12月2日我向林彪汇报时，林问：林立果在空军工作不错吧？我说很出色，大家很信任他。林说：可以让他当办公室副主任和作战部副部长，他可以向我汇报。我表示同意。回到空军，我就找周宇驰、王飞，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这样就把空军的作战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立果作所谓‘活学活用’报告时，周宇驰就将我的话讲出去了。对林立果的所谓报告，大家说好，我也说好，说林立果是天才，又将这份报告作了简报，向林彪作了汇报。林立果利用我给他的权力，大肆活动，组成‘联合舰队’，我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搞武装叛乱提供了条件，还为他们培养了骨干王飞、周宇驰，对空军的建设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第42条指控林彪、叶群阴谋带领黄永胜和你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你谈谈这一指控的情况！”律师问。
“这一指控，看到这个材料我才知道，阴谋带我走，我不知道。”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8）
“起诉书第44条指控你销毁了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等罪证，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律师问。
对此，吴法宪扼要陈述说：“‘九一三后’，我很害怕，便把与林彪一起照的照片都烧了，叶群写给我的诗也烧了，为了掩盖罪行，主要是烧的照片。”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他作了回答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概括说：“总起来，我的罪行：第一，参与了组织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林彪提供了骨干，把王飞、胡萍等介绍给了林彪；第二，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第三，破坏了空军的建设。我的罪恶大，我天天想到自己的罪恶，我看了《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0条、第###，我都触犯了。特别法庭按照我的罪行怎么判我都接受，我认罪服法。”谈到这里，他停住了，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律师问。
“我16岁参加革命，没有一天离开过解放军，最后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行犯了，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罪行，判我什么刑都没有问题，我要求给我一条生路、出路，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赎一下我的罪行，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犯罪了。如果再犯，法院可以抓起来枪毙我。”
律师看到吴法宪已经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对吴法宪说：“你要相信特别法庭会实事求是，你对自己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后律师招呼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回监房。
一件重大的任务完成了，二位律师感到一阵轻松，看看手表，谈了一个多钟头，摸摸口袋，里面的通行证保存完好，于是他们告别了羁押吴法宪的灰色砖砌楼，稳步走出警卫森严的监狱区的铁门。
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会见李作鹏
特别法庭于1980年11月10日向李作鹏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告知可以委托辩护人，李作鹏表示不委托律师，后经法庭工作人员对律师制度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作了说明和解释，李作鹏经过一番考虑，于14日上午提出“请求委托律师为我辩护”。当天晚上，决定选派张思之、苏惠渔律师接受委托，并向二位律师通报了李作鹏的状况和特点。其时离开庭时间已经很近，律师于11月16日上午去北京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他因心脏病严重，由秦城监狱转押在医院边治疗边候审。会见手续办得特别快，“两案办”一个电话通知就全部解决了。会见开始，律师说明来意，作了自我介绍，重点阐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辩护制度以及辩护律师职责的规定。李作鹏的态度既认真又平淡。双方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办妥委托手续。至此，张思之、苏惠渔两位律师从法律上正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在受审中的辩护律师。律师接着听取李作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的意见。事实上，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对李作鹏来说应当并不陌生，早在预审过程中，针对这些内容早就对他进行过反复的、详细的讯问，因此，提及对起诉书的意见，他稍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由此推知他对于律师的工作愿意配合，但给人的感觉也并不是那么迫切或寄予期望，他说：“本来我不想找律师辩护。”但接着又表示：“我是搞军事工作的，对法律没有什么研究。对于你们来，我表示欢迎。我的罪行、错误不要求你们辩护，是我的，我承担；只要有真凭实据，我不抵赖。我的肩膀还是硬的，扛得起！”可是，他又说：“因为事情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法院有法院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判我的罪，我没有意见。怎么判我，我都接受。有的问题，我只是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学家去研究，作出结论。”看来他对法庭会怎样判决也已有了一定的揣测。
当问李作鹏对辩护律师有什么要求时，他若有所思地说：“请你们来，我只有三点要求：第一，实事求是，希望按这条原则办事；第二，维护党的政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三，维护国家的法律，合乎法律的不希望你们说话。”接着再次表白：“我自己有什么罪，该承认的我会承认的，一句话也不希望你们讲。我的罪行涉及高层活动，我这些年已经写了10万字以上的材料。对审讯中提出的问题我都作了回答，有些不同意的我也回答了，当时讲得太多了不太适当，成了不认罪。预审时，有些有保留的重大原则问题我都提出来了。给我辩护，要看看这些材料，大体上有个数。”接着又说：“将来公开审判时，我不想多说话。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一激动就犯病。我不愿死在法庭上，那样影响不好。反正许多话我在预审时都讲过了。”这时，律师告诉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对起诉书上指控的认定，都是要经过庭审调查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庭审中被告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这是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李作鹏听后似乎并不以为然地说：“必要的话，我会回答的。但不愿意详细讲不同的意见，也不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争论，就犯病。我性情很急，压制不住。有必要时请你们帮我回答若干问题，如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可以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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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9）
李作鹏的心脏病看来不轻，会见中不时大口喘着气，说话不紧不慢，讲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只是讲到关键处，非常激动，时而又好像在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不等律师作答，李作鹏转过话题，想听听律师的意见，说：“你们可以给我提点意见。”
这时，律师先是表示愿意提供意见，但从辩护工作的实际出发，还是想尽量多听听他的想法，于是启发他继续谈下去。张思之律师说：“你对律师提的3点要求是合法的，与诉讼法规定的律师职责也是一致的。你说你还有一些保留，可以谈谈。”
李作鹏虽然一再声称“有什么罪，我承担，我不抵赖，我不想多说什么，不愿意详细讲”，其实却并不如此。当律师具体地问他究竟还有哪些保留时，他的回答表明他对起诉书的每一条对于他的指控、每一句提法都作过仔细的琢磨，并结合切身利害经过思索。他说：“我看了起诉书，感到有些问题不实事求是。有些我可以接受，有的我保留。对迫害干部问题，讲我直接迫害了120人，雷永通等3人死亡，我还没有看到证据，我有怀疑，对直接诬陷、迫害的‘直接’应该怎么样解释法，我还没有弄得很清楚。过去预审时讲海军里有3000起冤案，我批驳了这个观点，站不住脚。现在起诉书改写为直接诬陷、迫害120人，还有3条人命，不知有什么证据。如有真凭实据，我认。关于雷永通的死，不是我迫害的。他是海军学院的政委，我的老战友，从1934年到1937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平常我与雷的关系是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也在一起。说我迫害死他，没有根据。海军学院在南京，造反开始与“红纵”是一起的，“红纵”是张春桥支持的，开始反省委，武汉“七二０”事件后反许世友，反得很利害，我和许的关系是不错的，他是个好人，我就给南京发了个电话稿，说不能打倒许世友，时间是1967年8月底。接到我的电话稿以后他们马上转过来支持许世友，在南京到处贴我的电话稿，一直贴到兰州，对此，许世友当然很感激我，“八二七”派就慢慢在南京占了优势。”
“后来军委指示要军事学院交给军区整顿，南京军区把海军学院交给了江苏军区，江苏军区派的工作队到海军学院搞刑讯逼供，给雷永通安的罪名是叛徒，把他整死了。这个事情许世友和他的老婆都知道。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道歉，表示对不起海军。对此事，因为当时确实比较乱，我们也就谅解了，但对这样搞法我们是有意见的。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许世友和许世友的夫人以及请南京军区来证明，他们是知道的。这件事，我过去写的材料里都没讲过。”
除此之外，李作鹏还表示：“预审中还提到迫害苏振华的事。我当时是冒了极大风险保护苏振华的。现在起诉书里没有写上，这一点我很高兴。”
“看了起诉书，心情很沉重，比原来想象的严重得多，一晚上没有睡觉。但也有高兴的地方，一是把康生列入了主犯，我高兴。”
“在康生问题上我也受了大冤屈，“四人帮”一被打倒，我就说康生是“四人帮”的后台、靠山、谋士，听的人当然要向上汇报，又说我是反康生了，差不多两年我不吭声，心里有数。对康生的揭露我是有功的，现在把他列入主犯，我完全拥护。他的罪行还没写够，还有很多。”
“另外，起诉书没有把李雪峰列入主犯这一点我也高兴。1978年给我传达永远开除我们党籍时有李雪峰，当时我就讲，把李雪峰列入黄、吴、李、邱一起不公平，不能相提并论，黄、吴、李、邱的罪重，李雪峰的罪轻。这一次我看李雪峰没有被列入主犯，做得对，我高兴，符合我的想法，符合实际。”
“第三个高兴，没有把残酷迫害苏振华加在我的头上。现在起诉书上讲的直接诬陷、迫害了120人，不知是哪些人，我将来看了证据再说话。我估计，个别的陷害我可能有，大部分大概是王宏坤、张秀川办的，因为他们是搞干部工作的，由我签了字加了圈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我也只是参加，完全加在我一个人头上，我不同意。”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10）
以上这番谈话主要是李作鹏针对起诉书第32项中“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20人，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的指控所表述的“想不通”及“保留”之处。有些尽管已经偏离了起诉书对他直接指控的内容，但毕竟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中“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一定联系。如果他因此感到“心情很沉重”，“一晚上没有睡觉”，那是很自然的。
起诉书第43项关于林彪叛逃、山海关机场放飞的指控，是案中最关重要的问题之一，李作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谈起来不免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他说：“关于山海关机场问题，我总的态度，我负责。它是海军的机场，我是海军的政委，不管判我什么罪，我承担。但事实有出入，我在侦查、预审中都谈过，谈了11条意见。”
最后他还表示：“起诉书里的其他意见，可以接受，当然确切一些更高兴，不过要求搞得完全准确也不容易。”
两位律师告诉李作鹏，会认真对待他这些意见，要等查阅了全卷、研究了证据才能作出律师的判断。
李作鹏对起诉书里的其他问题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但这种表示毕竟是含糊的不明确的，事实上对起诉书中的指控“可以接受”也好，有“保留”也好，特别法庭在庭审中都会逐一调查，而后认定或否定。而李作鹏在庭审中对每一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据的质证相信也绝不会马虎，因为这涉及罪与非罪，或者罪重与罪轻，总之事关切身利益，他怎会不认真对待！
会见历时一个半小时，不但办完了委托手续，还听取了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内容的大致想法，有的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了线索，可以说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初见预期的任务。
在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会见李作鹏两次：以上所述是第一次，第二次在法庭调查结束以后法庭辩论之前的12月17日。
当时，“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张思之、苏惠渔两位律师奉命于12月17日再次去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然后再次交待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李作鹏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自我辩护提纲。”律师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