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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县之间的凌川（离晋城大约有一天的路），教导大队的许多人都开小差到抗大一分校去了。我带教导队到晋城，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就被孙调走。孙就给我一个参谋长的名义，让我赶紧到林县，为新五军和林县地方上接头，安排孙部调到林县以后的防地和给养（那时部队主要吃地方），实际上目的就是让我先离开教导大队。我带上跟我的几个人，到了林县。现在来看，离开教导大队去林县有好处，因为在教导大队结束时，学生好多都去了抗大一分校，我在就有嫌疑和责任。我去林县，离晋城有近三百里的路程，学生走了我方便一些。孙殿英对教导大队的学生去抗大一分校事，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他把其余的学生分配到他自己的部队。最好的当连指导员，少数当排长，一般当班长，也有在团、连做政治工作的。不仅学生到抗大的多，政治干部去抗大的也多，教育长、总教官都走了，也有到太行军区去的。1940年我跟何长工见面，他问我：你那个教导队有多少人到抗大？我说搞不清楚，几百人总有。他说上千了。那就是说差不多都去了，以后又说抗大对教导大队的政治干部评价是：水平比抗大的政治干部好。
教导大队给我党输送的人，解放后有的到了大区书记处工作，有的成了部长级干部，如*副部长李琦就是在教导大队办《导报》的，至于在我军部队中，各级都有教导队的人，教导队的教育长是在我新四军中牺牲了的，当时的连指导员现在许多是司、局一级干部。
办教导大队期间还有过搞游击战来开辟根据地的想法。在三乡镇期间大约1938年11月，敌人从武汉方面沿平汉路进攻，很快占领了信阳。我们估计，敌人如再北犯郑州洛阳，豫西可能沦陷。豫西特委一度搬到三乡附近，并且豫西特委要李琦告诉我做准备：豫西一旦沦陷，即以教导大队作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争。豫西特委就介绍当地比较进步的有武装力量的开明绅士和我们建立关系，希望以我为主搞游击战。三乡地区附近有一个姓贺的绅士贺澍三，有些武装。他的儿子贺崇升（？？长？？航运管理局长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参加豫西特委，就曾？？介绍他父亲给我。我想，敌人来了也好，如果敌人到了信阳、郑州，我们就以教导队这一千多人为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成立根据地。为此也做过一些工作，例如派过参谋检查进山道路，地方交通、村庄情况。我跟地方实力联系也是准备在敌人进攻时，以三乡为基地组织武装。但是，敌人到了信阳就没有北进，洛阳市平安无事，我们的活动没有搞成。 。。
再返孙殿英部（6）
1939年我到林县后，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邢肇棠任副军长，我任第四师副师长，四师师长由孙殿英兼，以后国民党派了个叫康纪鹏（又叫康翔，与康泽是本家兄弟辈，是个胆小好利、酒色财气俱全的人）的来任师长。孙殿英的部队虽编为两个师，实际两个师的师部都没有成立，实际由孙本人统一指挥。把部队直接交给别人孙还是有顾虑的，孙殿英给康纪鹏以师长名义，生活上给予应有的照顾，但就是没给他指挥部队的权力。我还是住在军部里，做孙殿英的工作。1939年初我到晋城不久，孙殿英部队移防到林县（晋城以东河南境）以西直到东阳关，面向平汉路布防。铁路线属于敌占区。孙部除两个师外还有些支队，以东住到平汉线以东冀南地区。林县以北直到涉县都是八路军。孙是一个封建流氓军阀，是在矛盾中图存以及求得发展的，在华北就是利用八路军和蒋的矛盾。我们在抗战初期所以能和他建立关系，能在他的部队进行工作就是这个？？因。当时华北的抗战形势，在我们党的正确政策领导下，有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在他的周围，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孙很懂得蒋介石是不会要他过黄河以南的，要在华北就不能不和我们和好。他此时完全是采取保持实力的方针，对日本不主动出击，对八路军也不得罪。这当然与李锡九、邢肇棠和我都做了工作有关。我过去说过，恩来同志一开始就向我交代：要策动孙殿英坚持抗战，与八路军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我在此时期，主要做这个工作，包括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建立孙部和八路军的*关系。我曾？？几次到八路军去，跟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政委见面。我到孙部后曾陪同孙殿英和朱总司令在太行见面，并与一二九师建立了联系。一直到1940年，新五军与八路军的关系，党中央评价过（据彭副总司令说），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全国说孙部是最好的。这一期间也利用新五军的关系，给八路军做过不少工作，例如，1939年初掩护八路军东进纵队（只有百余人），通过孙部到平汉路东开辟工作，这也是何长工布置我做的。部队由抗大的副校长某率领，要我做孙殿英的工作，一是让这部分通过孙的防地林县一带到路东去，二是到路东后和孙的部队不要发生问题。我做了这个工作，除东进部队（人数很少）安全通过林县过路外，还电知路东，记得是崔振之支队，要和八路军东进部队搞好关系。其次，根据地有一段时间没有制造能力，必须从敌占区采办军工器材和无线电通信材料，以及医药卫生材料。我们利用孙殿英在敌占区的关系，通过秘密与公开结合的办法在天津、北平一带利用新五军的名义代八路军总部搞了不少这些东西，甚至八路军到国民党后方洛阳、西安等地活动时还可以利用孙部的证件（护照）、服装等。当时八路军时常有人到孙部，记得八路军前总王伯屏就去过一两次，八路军也替孙部解决过问题，如1940年送给孙部冬季全军棉衣等。
第二，1939年利用孙和豫北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打了国民党在林县的豫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姓吴，很反动，有三个营的地方土匪武装。我由河南武安调动牛瑞亭支队以移防为名到林县打的。
第三，铲除孙部所在地最坏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李光地。李是武安的大地主武装头子，彭城镇一个煤窑因为不满足他的勒索，一次就在煤窑里害死13个人；在这一带也和八路军闹摩擦。利用孙和他的矛盾，打击了这个地主武装李光弟支队，将李扣押撤换。牛瑞亭就是接替李的支队司令。总之当时的*关系是不错的，一直到1940年。这些工作是不易隐蔽的，隐瞒不了国民党的特务的，因此要想同时和国民党特务工作接近是有很大矛盾和困难的。而当时没有出问题，主要是孙殿英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倒到国民党去，他的部队虽然有特务监视，然而在抗战初期孙并不受特务的影响，蒋对他也无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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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1）
我与孙殿英，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是合作的，1940年春关系开始破裂。邢肇棠走得很磊落，他把骑去的马、带走的枪，让警卫员送回孙部。这当然与八路军处理慎重有关。在这以前，邢并非共产党员。在孙殿英部队中工作的党员也有离开的，李琦就跟邢一道走了。李琦的走，影响到孙殿英与李锡九先生的关系（李琦是李锡老的亲外甥）。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到冬天就落到我的身上。自邢走后，矛头转向我，我的处境更为困难。先是在军部政训处出版的小报上公开对我进行攻击，孙对我也戒备起来，他给我派了个副官，我当时理解，来的人名为副官，实为监视。跑了邢又再让我跑了，显得他太无能，加上“坐视朱怀冰被打”的事，总要有个着落。国民党一方面对孙施加压力，同时设法对付我，1941年初，国民党军委调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对于他们的意图，我知道是以“中训团”为名，到重庆以后用其他手法来对待我。孙殿英也同意我去重庆。以后我了解，他打算叫我去重庆，一则对重庆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二则借此让我离开他的部队，一举两得。我当时考虑过离开孙部不去重庆，但这时彭文也在湘鄂赣特委发生了问题，组织决定已？？动身从湖南？？重庆到我这里来，我已告诉她过重庆时住到孙的重庆办事处，我如果走了，她会出危险。而且她们在路途上，我也无法通知她们说来了有危险。她们来了，我只能不走。邢肇棠脱离孙部前，李琦曾向我讲过要离开孙部的事情，我和李琦讲了这件事，暂时没能走。而且，邢肇棠走后，孙对我有了戒心，脱身已？？不太容易。我既不能走，就不能不去，否则国民党会以抗命论处，是要加罪的，孙殿英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其实，这就是孙殿英与国民党配合搞的），孙殿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再者，也考虑到孙殿英的态度。我去重庆受训，就是因为在孙部一段工作引起他们的怀疑，但考虑孙当时对我确实尚无伤害之意，只不过是想表白他的态度，缓和重庆对他的压力。我考虑，只要孙无恶意，因而去重庆尚不至于有危险，等我家眷到后也好一同设法走开。为了能够再坚持下去，看看情况，便决定去重庆。开始，我没有表示，后来表示去，这时我正在卫立煌办的一战区为时两星期的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总共只有几十人，编成一个队。我是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孙殿英派的，第三师去了个参谋长张季良（实际在军部作参谋处长工作）。我带两个通信员薛集敬和李吉庆，两人各带驳壳枪一支，我带一支小手枪（即1937年戴笠送的）。去洛阳是同警卫营一部分队伍一同走的。我跟孙殿英说好，一战区师长训练班结束后我去中训团。
去重庆前，孙殿英写信要我过西安时会见胡宗南，到重庆后会见戴笠和张厉生。打朱怀冰之后，庞炳勋、孙殿英两个军已？？编成了廿四集团军，庞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归他指挥。庞政治上与中统有较密切关系，当我要去重庆受训时，孙殿英让我到庞炳勋处去一趟，并要庞炳勋写信给洛阳胡××（估计是中统河南比较负责的人），由胡写信到重庆后会见徐恩曾。不知是不是孙想借此向庞说明，他那里的人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跟共产党接近，为此才叫我去中训团的途中从庞处一过，叫庞把我向有关方面也作些介绍？庞炳勋在我去找他时，就给我介绍了长驻河南的中统（CC）特务头子胡××，让我到洛阳跟他见面。这个特务又介绍我去重庆时见徐恩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2）
我到洛阳时大概是1941年初春节前后，以后彭文从重庆到洛阳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弟弟彭轶黄。这次是我先到洛阳，她后到的。抗战开始她到了湖南，后接关系到岳阳当中心县委书记，并参加湘鄂赣特委。1939年夏国民党制造了平？？惨案。湘鄂赣特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对她发了通缉令。她把孩子丢在岳阳乡下老百姓家里，一个人跑到宁乡她二妹利华处躲了一阵。1940年10月，她请人挑着九岁的伯文，七八岁的玉仲，五岁多的叔平，从岳阳到宁乡，然后？？西南公路而贵州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恩来同志。她是湘鄂赣特委介绍她到办事处的，南昌起义时，彭文在前敌军委会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她汇报了从湘鄂赣特委跑出来的？？过，就提出要到延安。恩来同志因为我在孙殿英部队，没有同意她去延安，说那样会使我暴露，要她到洛阳掩护我。又讲她到洛阳不能带组织关系（我在那里也没有组织关系），只跟李锡九来往见面，将来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证明。所以，彭文只有到洛阳来。她从湖南逃出来，带三个孩子，由宁乡、贵州、重庆而洛阳，辗转数千里，过西南公路的吊死崖，崖下白骨累累，在下一个大坡的时候，她们坐的汽车前轮子掉了一个，真是间不容发（叔平附记：到了重庆以后，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麻疹，也无药可医）。可是，她们到洛阳后，我想跑也不能跑了。我去洛阳第一战区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先住在孙殿英洛阳办事处，她们到后，我们移住到城郊瞿家屯，又碰上敌机？？常轰炸。这时，我的处境已？？不是只考虑一个人，而是要考虑一家人的问题了。
我到洛阳，先到一战区司令部报到。洛阳训练班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照他们的说法，目的是 “让各师负责人在此彼此认识，便于今后配合作战”。这时战区司令是卫立煌，训练班队长是赵寿山（解放后任陕西省长，当时在孙蔚如部当军长，也是临时调训性质，可能此时国民党对他也有点怀疑了），他在训练班结束时请吃饭，我也参加了。我知道他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从赵寿山也可以看出来，我党的打入工作，各处都有。
在洛阳会见了胡××，由他给徐恩曾写了信。我们见面没有谈其他问题，以后也没有再见面。此外，在洛阳和李锡九一同到CC（中统）特务谢质如家看过他一次，也只是一般的应酬。
那时还有个特殊关系……从新五军洛阳办事处了解到，一战区军统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头子岳烛远，正在洛阳。我非跟他见面不可的？？因是多重的。这个人我们？？先彼此是熟悉的，我们是1925年在南京党内认识的，我在东南大学入党时，他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也是党员。当时南京一共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我那时是党员，这也是过去的一点关系。从1926年我去黄埔到1940年底，有15年的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1941年初我到洛阳才又见到面。隔了这么多年，他叛变当了特务，当时任一战区调查室少将负责人，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既有怀疑，又不能肯定；岳这时正在一战区负责军统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1941年我从林县前方去重庆，初到洛阳时，岳烛远对我是有警惕的，对我是用了一番侦察功夫的。在洛阳遇到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军统布置的对我的侦察。新五军在洛阳的人员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阳城里设有办事处，城里的办事处处长叫王松筠，他是为孙殿英贩卖大烟的心腹。我驻在瞿家屯，时常到城里办事处去。那里有很大的房子，前后院子好几重，各方面人来来往往，吃喝应酬很多。有一天我刚到那里，一进客厅坐下，就说有人要来见我，还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个人交了一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干什么的？打开一看是袁晓轩约我在洛阳有空袭警报时到北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见面。当时洛阳？？常有敌人飞机空袭。1937年底抗战开始以后我和袁晓轩在太行见过面。当时他在八路军总部作参议室主任，曾？？代表八路军总部到过孙殿英部队，我们见过面。按照一般情况，我是共产党，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战后是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我做敌军的打入工作的，而又采取了单线的关系，因而袁晓轩不知道我的身份，见面时也并没有组织关系。我到洛阳后也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这次去重庆是有警惕的，等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走了，当时我心里有点奇怪：组织上我跟他并没有关系，从组织关系说不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袁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长，我到洛阳袁可能会知道，按我们当时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见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的形式到办事处见面，我们可以单独谈话，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当时考虑，以我们公开的身份，不容许这样公开的秘密活动，不应该采取秘密的方式，特别是约我空袭警报后到大街上去见面，更容易暴露。空袭警报后大街上除军警特以外，路断人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公开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是军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标，我是一个着军服的高级军官，两人在十字路口见面谈话，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这样见面很不妥当。我就没给他回信，也没有去。隔几天又和上次一样，也是我刚到办事处，有人送信来要亲交，又是袁晓轩约我见面，还是约空袭警报后，只是地方改在城南离洛阳五六里路的洛阳名胜洛阳桥。这次我注意到，两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刚到办事处之后就来了，怎么这样巧？现在想，我在洛阳期间是有特务盯梢的。尽管郊区人烟稀少，我仍然考虑我没有跟他见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无人知晓，会搞个下落不明，这样更不妥当。所以这次我仍然没有照他的约会去见面，也没回信。过几天又来了第三封信邀约，约定的见面方式变了，以战区的名义要我到长官部去开会，约定某日某时在一战区长官部会客室或会议室。是不是信里还提出开什么会，已？？记不清楚。在一战区司令部公开见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时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锡九老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有前两次约会，这次又有李锡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当时还没有想到袁叛变，只考虑怕有人监视，只和李老互相打个招呼，也没有多说话，等了一刻，袁晓轩未到，我即匆匆告辞。这仍然是个圈套，约你单独一个人，你不肯见面，就约几个人，约了李锡九，我看李锡老也是糊里糊涂地见这次面。后来我被捕越狱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袁晓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