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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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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山雨欲来(3)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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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山雨欲来(4)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总理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诸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不安,应该再明白一些地告诉说:“绝对要打一仗!”陆奥并不认为大鸟头脑迟钝,只是对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鸟的政治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他认为,在东亚反抗西欧列强的压迫,只有日中同盟这一条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主张日中两国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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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山雨欲来(5)
但陆奥不这么想。陆奥认为,应该由日本独占朝鲜。
大鸟这个人也确有古代遗风。
陆奥坐到椅子上,用拳头捶打膝盖。他今年五十岁,大鸟圭介比他年长十一岁,去年满六十。虽说是训示,但陆奥对大鸟无论如何在用语上也得尊重些。大鸟走出房间时,目光炯炯,面带笑容,这是什么意思呢?
陆奥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鸟的微笑是嘲笑吗?他也许在心里骂着“小崽子”。
陆奥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轻时同长州的桂小五郎交往,从事勤王运动,参加过土佐的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明治维新后,他的命运也有过多次起伏,但总是在太阳照射之下。
陆奥还是学生时,大鸟圭介已任幕府的陆军奉行。大鸟反对大政奉还,也反对江户开放,是个主战论者,曾在函馆五棱郭战斗过。
陆奥心想:我也是有骨气的人,坐过牢的不只是你一个!
刚才,陆奥真想冲大鸟背后这么喊一句。大鸟曾被明治政府投进监狱,而陆奥明治十一年参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运动获罪,也坐过五年牢。
陆奥想:你的骨头倒是旧了一点,因为有一部分骨头是在闲谷制成的。
不错,大鸟圭介在备前的闲谷黉学过汉学。陆奥认为,大鸟的日清同盟论是受了闲谷汉学的影响。
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岁,是所谓的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这时的总理衙门由皇族的庆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庆亲王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接替恭亲王之后,任此职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寿恒、兵部尚书孙毓文、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理藩院尚书崇礼、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宗室的福锟等,后来出名的荣禄此时是步兵统领,他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是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他还没到衙门来。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吁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坏,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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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山雨欲来(6)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常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要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启程只需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被落下。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计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计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计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军舰“八重山”的舰种属于“报知舰”,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大鸟公使到达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两千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四百二十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鸟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四百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从朝鲜当地来说,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八重山”号到达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军到达仁川”,得知这个消息,朝鲜政府非常惊愕。
在汉城,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州和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因为朝鲜全国一致希望: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军队撤回。
中、日两国是接到“朝鲜大乱”的通知才派兵前来的,若让撤兵,就得拿出“朝鲜之乱”业已平定的证据给两国看看。在避免外国武力介入上,政府和东学都抱有同一态度,因此,《全州和约》在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