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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是用水雷艇攻击。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舰。“定远”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舰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只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和“威远”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刘公岛。外国顾问劝他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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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驱逐使节（4）
外国顾问们说这是“光荣投降”，但是，在中国，没有“光荣投降”这种观念。
英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心意，极力劝解：
“犯不上去死，你和卫汝贵的情况不同，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和卫汝贵不一样，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
“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北洋舰队炮舰“镇北”号挂起白旗，递交了降书——“本提督前接佐世保司令长官来简，因两国处于交战之中，至今未作答复。
本提督之意，沉舰决战，直至人尽而后已，但为保全生灵，愿乞休战。威海卫现有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兵器，均献于贵国。希勿伤害陆海军内之外国官员、兵勇、人民等生命，允其归乡，是所切望。
如蒙允许，希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证。”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伊东复函：“前已谈及，为贵官一身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来我国，等待战争之结局，是否合乎尊意？如贵官光临敝国，自当竭尽礼遇，致力保护。”
伊东允许用“康济”号将丁汝昌等自决军人的灵柩送到烟台。
“康济”号开出威海卫时，日本诸舰鸣炮吊唁。
清军投降后，残存的北洋舰队诸舰均移交给日本。长期威胁日本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巨舰“镇远”号，今后将成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同一型号的“定远”舰已经沉入海底。
威海卫遭日军攻击时，李鸿章曾打电报给烟台的刘道含：“有无方法使北洋诸铁舰退避吴淞？铁舰以外船只，沉之亦可。”然而，为时已晚。不但采取不了这种措施，就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这些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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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驱逐使节（5）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一月十九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参内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受命之后已过去一周多。
次日，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决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西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遇刺
在李鸿章出国参加媾和会议之前，清军又失掉牛庄和田庄台。牛庄由素以保持曾国藩传统而自豪的魏光焘、李光久等大将率领的湘军把守。日军的第三、第五师团猛烈攻击，于3月4日陷落。
湖南巡抚吴大澂当时在田庄台，牛庄一丢，便趁夜逃往石山站去了。
3月7日营口失陷。
3月9日田庄台失陷。
吴大澂是金石家，但他不满足于文官、学者的名声，居然想当将军，威震四海。
他要亲自率兵同日军对阵作战，终于得到旨准。他的志愿应当说是豪壮的，然而，战争可不像研究古代文字那么随心所欲。
吴大澂在山海关向日军发出劝降书。因为是文人，劝降书写得相当高明。可能他长年累月地凝视古代文字，眼睛昏花，以致看不清现实了吧。
他之所以志愿从军，原来是因为他得到了一颗“度辽将军”的汉印。
度辽将军是西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设置的官职。它不像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那样，属于常设的将军职，而是一种临时封赏的将军称号，如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他们二人曾跨海远征南越和交趾（北越），所以选了“伏波”这么个名号封赏。至于“度辽”，则是渡过辽河，征讨乌桓之意。元凤三年范明友曾获得此封号。到了东汉，变为与地名无关的专事征讨匈奴的将军名，永平八年（65年）吴棠被封为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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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驱逐使节（6）
吴大澂是古代印章收藏家。苏州人徐翰卿把这颗印送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
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
不限于中国，各国都有些研究国学，被该国传统深深吸引的学者。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极其狂热的言论和行动。吴大澂就在这种情况下投笔从戎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介笔墨文人。十五年前，他担任过吉林防务监军之职，也直接参与过建设兵工厂、修筑炮台、训练军队。他对这段经历过于自信了。
他在劝降书中说：“日军三战三败之后，本大臣犹有七纵七擒之计。”
不愧是国学家，引用了《国语》中“三战三北”和《三国志》中“七纵七擒”的典故。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同日军战斗到底，但说法未免太狂妄、太陈腐了。中国人也把这篇劝降书作为笑料。
在现实中，彻底吃败仗的是吴大澂。
当过驻日使馆参赞、为日本人所熟知的诗人黄遵宪，愤慨于吴大澂的败走，写了一首长诗《度辽将军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
据说，这颗古印是当时住在上海的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伪造的。
牛庄、营口、田庄台失陷后，战局暂告一段落。下一个战役将是从山海关指向北京，不过，那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各战线暂时都呈现出胶着、休战状态。
李鸿章在媾和谈判之前提出了“休战”的要求。惧怕列强干涉，希望尽快收场的陆奥认为，这不过是追认现状罢了，不如爽快地应承，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但是，休战必须尊重军部的意向。由于连战告捷，军部一定会坚决反对休战。为使军部能够接受，就得给它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3月21日，第二次会谈中，伊藤博文提出休战条件：
一、把大沽、天津、山海关让与日军。
二、该地清军解除武装，交出军需品。
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交日军控制。
四、停战中军费由中方负担。
这些条件无疑是在首都北京的咽喉处插上一把匕首。日本军部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由于兵力和战费不足，至今还无法实现。不流一滴血便得偿夙愿，军部当然会满意，不会有任何异议。
使日本军部满意的条件，对于清廷来说，就是极其苛刻的条件。
李鸿章满以为依据现状附加上一条休战条款就行了，不禁被这个苛刻的条件弄得瞠目结舌。
“太苛刻了，过于苛刻……超出想象的苛刻方案……”
看了摊在桌上的日方条件译文，李鸿章嘴唇颤动，他的身躯突然变小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属于高身材，有一米七几。他能当上淮军领袖，恐怕也沾了高大的光。比起其貌不扬的曾国藩来，他在体格方面是占了便宜。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
“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的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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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节：驱逐使节（7）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如果李鸿章正确地掌握着战局的实态，他这时就会当即撤回休战问题。
吴大澂等人仓皇败走的时候，其实，日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到进行下一个攻势，需要补充兵员和军需的时间。当然日本要隐瞒自己的困境。决定派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把大总督府开上前线，就是措施之一。
大总督府虽然推进到旅顺，但指向北京的直隶作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李鸿章所害怕的“日军在媾和谈判中进攻辽西地区，指向山海关”，完全是多虑。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时间。
“考虑倒可以，不过，两国人民现在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引接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西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西太后知道。
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本国内刚刚编制完军队，开始进攻辽西，最快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三天后，3月24日，举行第三次会谈。中方拿出了答复的备忘录：休战问题撤回，希望立即进行媾和谈判。
日方答复，明日提出媾和条约草案。
大概觉得这样会谈未免太简单了吧，李鸿章在回去之前又谈了一点意见。
“是否可以相信，明天提出的媾和条约方案中没有加入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条款？若问我为什么提出这一点，乃因为讲和问题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要避免把问题扩大，招致他国的干涉。”
对李鸿章的这段发言，陆奥认为是“掩耳盗铃”——嘴上说不愿招致他国干涉，而实际上玩弄种种手段，想招致这种干涉的，正是李鸿章本人。李鸿章与列强沟通的情况，大都被陆奥的情报网截获。
“诚如所言，这完全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方提出的条约方案没有招致他国干涉之虞。”伊藤答道。
李鸿章的发言是警告日本，如在媾和条约方案中写进过分苛刻的条款，就有招致列强干涉的危险。想避免干涉，当然不是他的本心。他是任何干涉都欢迎的。
中方代表要退出时，陆奥宗光对李经方说：
“关于明天的谈判，想预先商量一下事务性问题，您可否稍留一会儿？”
“好，为使谈判成功，留多长时间都可以。”李经方用流畅的日语回答，然后用汉语向父亲讲了陆奥的提议。李鸿章轻轻地点了点头。
陆奥宗光和李经方送走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等人，又返回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