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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①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出尔反尔（1）
2。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①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斯大林出尔反尔（2）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①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②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曾表示，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响。”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①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日，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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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出尔反尔（3）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
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流露了他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番话？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①
尽管第一次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去莫斯科祝寿难道“还能骂他”（1）
3。 毛泽东说，去莫斯科祝寿，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自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意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还声称“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①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寿辰的安排问题。
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映，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②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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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莫斯科祝寿难道“还能骂他”（2）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1）
4。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