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后，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王观澜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唯心，不唯上，只唯实”。
特殊年代的勇气
13、那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期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和农业教育为己任，努力探索农业教育改革和培养人才的路子，做出了许多努力。
原农业大学教授、老校长毛达如先生在回顾农大办校史时曾说过：“60年代初，王观澜任校长时，由教授、教师、职工学生代表组建校务委员会，着重突出教授在办学中的主导作用，决定和咨询学校的重大事宜，带领学校不断发展。”毛达如认为，这一“大师办学”的新理念虽然一度受到争议，但从现在看来，还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的领导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在农业领域有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党内领导人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还抄了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甚至还拉到外地去批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王观澜在当时极度混乱的年月中，一再感慨叹息，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他默默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在后来“靠边站”期间，王观澜并没有消沉，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每天清晨都沿着农业大学附近马连洼到颐和园的马路长途步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要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体力，默默地准备重新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农业机械部部长（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激动地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没有浮肿吧，没有心脏病吧？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
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等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门的任务很重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
他还说：“‘文革’中，都不愿要大学。我们不要把大学当包袱，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他也刚被解放出来，仍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心系中国农民问题
14、最后心系的事业，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却因所谓“江青问题”而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陕西、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了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业献计献策的作用。人民日报曾有一位记者问他：“从您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的体会来看，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王观澜沉重地说：“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一阵风（一窝蜂），把我们害苦了！”
作为一名几十年从事农###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退下来后，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三农”问题，特别是要系统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动的资料，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正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他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
坐飞机扔手榴弹的父亲
熟悉中###史的人大多知道陈昌浩，在共产党初打天下的年代他曾经大名鼎鼎。鄂豫皖苏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坐着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朝敌军扔手榴弹。后来他出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然而在令人扼腕的西路军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陈昌浩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后半生几乎不为人知。父亲的特殊经历，多多少少会对子女产生影响，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的人生的确不同寻常。然谓之不寻常，却并非全缘由父亲，漫漫人生是他自己走过来的。
承蒙欧美同学会的联络，我得以再三再四地坐到陈祖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悲喜跌宕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苏生涯的回溯。他是那种从外相到精神根本不会让你往“老”字上联系的人，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我在一起，好像更富活力的却是他。正是由于他那过人精力和记忆力，使我聆听到不该遗诸史册的故事。
与周恩来一同飞赴苏联的红色少年
1、毛泽东首肯，他和父亲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的历史时期，孙维世、刘允斌、陈小达都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需稍做说明：陈祖涛刚到苏联时11岁，以往有关他生平的文章称他的生母是陈昌浩的第二位妻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此说实为谬传，因为她的生母刘秀贞怀上他的时候，陈昌浩尚未去苏联，还不曾和于1925年就到苏联学习的张琴秋有一面之缘呢。陈昌浩第一次赴苏联是在1927年的9月，刘秀贞已怀胎数月，陈昌浩亲自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名“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有一个哥哥，叫柏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斯大林签字转为苏联国籍
2、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了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共产党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国际伊万诺沃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日子
3、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其他国家的孩子也是大小参差。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白天在学校上学，放学后回儿童院，因为没有家，儿童院就是他们的家。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他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这种按年级分的班各国学生都有，老师也是各国的都有，德国的、保加利亚的等，班上都讲俄语。
此外各国学生还有自己的管理班，这种班不是以年级分，而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师也是本国的。担任过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就曾当过中国班的老师。
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后，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文革”中他被驱逐到农村时，就把木匠技能又捡了起来，打了不少家具。孩子们有什么课外的兴趣，儿童院就找来相应的老师指点，教助其发展特长。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简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这只手赐予你点福祉，那只手就会丢给你些灾患。尤其是对那些将承担大任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是少不了的。
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并扬言要到莫斯科城里过圣诞节，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近，而且附近有机场，成天飞机飞起飞落，飞机和炸弹的轰鸣终日不断。到1942年冬天，共产国际已经准备将国际儿童院迁离伊万诺沃了。
“儿童院的东西、库存物资都分给了附近居民，不好带的食品也分给他们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小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上火车了。但当一切都分发完了，准备已充分做好之后，战事突然出现了转机，围困莫斯科的德军开始溃退。于是，上面又决定不搬迁了。”陈祖涛回忆道。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战争中土豆救了命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