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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邦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 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梗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等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辗转交接，再检查介绍病情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症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致哀的照片。
1990年春，61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胸襟恬静而坦然。他一字一板地对笔者说：“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辱、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誉，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25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活力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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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党内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
综观王观澜一生，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多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做出过巨大贡献。
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农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后又任国家权威农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职位。数十年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为己任，深入调查研究，讲求事实求是，从不跟风看人，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致富的理论和光明出路。他在农业领域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边办报边从事农民运动
1、一边主办《红旗报》，一边从事农###动
王观澜1906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农活，9岁才读私塾启蒙，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时不满社会的黑暗，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观澜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政班学习军事，1929年初，王观澜由组织决定，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学习，担任特别二班班长，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嫌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清党后“中大”停办，王观澜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学习，不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选派一部分学员学医，周恩来亲自决定了学医人员，王观澜是其中之一。王观澜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又到莫斯科的红军医院学习。4个月后，他又被派去学习印刷技术，成为有多种技能的人。
1930年12月，王观澜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到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后，前往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初王观澜来到闽西苏区永定的虎岗乡，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兼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红旗报》编委会主任，主编特委的机关报《红旗报》。
《红旗报》的驻地在永定的虎岗乡，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中心。四周山峦环抱，数十里的平坝上，散落着几个自然村，虎岗是其中一个较大的村落，约有300多户农家。
王观澜除了负责主编《红旗报》外，还经常到虎岗的村庄里了解情况，当他发现一些乡村政权仍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敢怒不敢言时，便向特委做了汇报，经研究决定，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
王观澜和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虎岗乡村，继续发动贫苦农民，让他们切实分得土地和财产，掌握政权，同时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对闽西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
正是由于王观澜能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疾苦和实际需求，因此他总能反映农民的心声，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王观澜深知农民问题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大事，解决好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政权的稳固。因此，他愈发对农民问题感兴趣，给予了不同于常人的关注，写下更多的报道。王观澜的这些报道，受到了同样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看后给予了赞扬。
在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中，敌人从三面包围了虎岗，根据地后方又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形势很危急，特委派王观澜带领一排武装，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很快控制了局面，为首的坏人闻风而逃，被蒙蔽的群众才被唤醒。在王观澜的领导下，紧急改组了县游击大队，后方根据地方转危为安。为此，他7天7夜没能安睡。
王观澜在闽西期间，恰是闽西特委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肃反”达到了狂热化的地步，大批党内同志被打成了“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抓或遭杀害。《红旗报》编辑部除王观澜外，其余人都被逮捕，他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对“肃反”的扩大化，王观澜始终持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奉命押解30多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到后方接受处理的过程中，他和其中多人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实情，细致甄别。最后他认为，这些人中间，大部分是我党的好同志，还有的是党的优秀骨干。因此当其中一些“犯人”逃跑时，王观澜下令不要追赶。那些没有逃跑的“犯人”，后随部队转移，经再次甄别后，陆续得到了释放。
闽粤赣特委退出虎岗后，王观澜先后任福建苏区杭武（上杭、武平）、汀连（长汀、连城）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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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墙之隔
2、九个乡的党员和群众，联名写信，要求释放王观澜
1931年9月中旬，红12军打下汀州。成立了中共汀州市委，特委任命王观澜首任汀州市委书记。此时，闽西苏区与江西苏区已连成一片。随后，调王观澜到江西瑞金，参与编辑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王观澜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王观澜负责主编《大会日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叶坪乡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命王观澜主持筹备“红中社”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兼瑞金云集区区委委员。那时的《红色中华》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简称“红中社”。《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
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由于“红中社”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还常把一些重要客人介绍到编辑部来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第十六路军一万多人举行了“宁都暴动”后，毛泽东曾陪同他们一起参观访问了王观澜主持的中央苏区“红中社”。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时发行三四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了一万多份。当时的《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三四名工作人员，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为办好《红色中华》不辞辛劳，编辑部窗前的小油灯，经常彻夜闪亮。
1932年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江西中央苏区加紧推行，一场“肃反”、“肃托”的斗争开始了。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误导下，肃反扩大化，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局某些人以《红色中华》报道了揭露国民党飞机轰炸根据地的消息为由，向王观澜发难，污蔑他为敌人吹喇叭抬轿子，吓唬根据地人民。后来又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有“托派嫌疑”，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了中央政治保卫局。
听闻这一消息，瑞金的云集区有9个乡的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农民群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释放王观澜，反对开除他的党籍。由此可见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后来，在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的批准下，他才恢复了自由。
这时候，中央苏区领导层在斗争方针上出现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而当时居于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排斥毛泽东的领导。
王观澜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了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的不满，他们不顾党员和基层组织的强烈反对，在1933年1月，强令开除了王观澜的党籍，并撤销了其《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
对这一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错误决定，王观澜始终予以抵制，坚持不在处理意见上签字。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后来，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同时还让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叶坪乡，进行“查田”的试点工作。
和毛泽东同去农民会场
3、他和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田埂小路，来到农民会场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出乎意料是，连去了四次，乡政府的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没有一个人来。这些情况，引起了王观澜的沉思。
他想，为何这里的农民群众如此情绪低落呢？他去问乡苏维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于是，王观澜又直接访问了村里的贫雇农，他们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农民的粮食不够吃，过去收租放债、不干活的人，如今又钻进了农会，摇身变成了“贫苦农工”，而真正的贫农，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却还保留了田地。所以农民的情绪低落，没有生产积极性。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他支持王观澜继续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并鼓励他要依靠和发动群众，并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
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王观澜干脆把铺盖搬到了村子里，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并组织了村里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
一天晚上，王观澜告诉毛泽东贫农团要开会的消息，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两人提着马灯，沿着田埂小路，边走边说，来到了村会场外，听到农民们正在热烈争论“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问题。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查田运动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当道的时期，毛泽东也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在中央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依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