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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脱，到北京经过治疗恢复了正常。
走进典当行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9、他再次走进典当行时，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陈祖涛读完苏联的10年制学校，是在1945年5月，正赶上苏联战后推行新的考试制度，毕业的考试被称作成年人教育毕业证考试，考得非常严格。陈祖涛不仅通过这个考试，拿到了成人教育毕业证，还考上了苏联鲍曼技术最高学院。
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是由前沙皇的同胞姐妹创建的，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根据苏联当时的政策，像陈祖涛他们这些人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城市生活。但陈祖涛和同届的中国毕业生，都考上了大学，进入了首都莫斯科。
当时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大学，设有坦克专业、火箭专业、精密仪器专业等等，都是二战刚结束时期的热门专业，后来苏联的很多军工权威都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陈祖涛说他当时最渴望读的是坦克专业，但那时苏联对学这些现代军工专业有非常严格要求，必须是俄罗斯族人才行。陈祖涛虽然到苏联后就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中国裔在苏联属于少数民族，而这些专业不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他只好选择在机械系就读。陈祖涛入学后，学院里又成立了原子能系，这个系继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但也不收少数民族学生。
在苏联，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全由国家包了，而且如果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例如像陈祖涛这样的没有家庭接济的留学生，还可以拿政府发放的津贴。当然，彼时的津贴是微不足道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是270卢布。270卢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土豆的市场价格是70卢布1公斤，也就是说买不到4公斤土豆。
虽然，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获胜后，苏联并不像中国那样，人们又陷入内战阴云郁积带来的惶恐不安，但战争的创痍随处可见，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硝烟一起飘散，生活比之战争时期并无丝毫的改观。
紧接着战争胜利的1945年后的1946年，苏联遇上了罕见的严重灾荒，直到1947年以后才逐渐露出好转的迹象，这就是陈祖涛迈进大学门槛时的大环境。他和苏联人民一同体味着战后恢复的艰难，并加入了联共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
艰苦地度日，依旧是陈祖涛他们的必修课。与此前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联共的秘密接触悄然多了起来，党中央也送来了因战事而中断了的关怀。1947年，蔡畅出国开会路过莫斯科，她惦记着在苏联生活学习的中共领导人的后辈们，便特意去看望孩子们。她自己的女儿李特特也在其间，她们母女也是多年不见了。
当她发现中国孩子们衣衫褴褛，皮鞋早都开了口，露着脚指头，面容透露着明显的营养不良印迹时，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泪。蔡畅没有想到眼前会是这样一番情景，而此刻她能给孩子们的，只能是几分精神上的安慰。
翌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随身夹带了一些金首饰，如戒指、耳环、项链什么的。因为进苏联过关时要检查，她怕被检查出来没收，就把这些金首饰藏在了腰带里。
到莫斯科后，她又去看望了孩子们，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陈祖涛他们。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从党的经费中拨出的，你们可以用它在苏联设法兑换成卢布，改善一下生活。
苏联当时有不少典当行，金银珠宝首饰在典当行的价格要比官方正式的兑换机构高许多，比黑市则要便宜一些。陈祖涛他们觉得到官方机构兑换太不合算，可又不认识什么精通此道的人，也不太敢到黑市进行交易，就拿着这些首饰到典当行去抵押变卖。
他没有想到苏联官方对金银珠宝的典当监控是相当严的，尽管他第一次去典当行典当物品时十分谨慎，还是被苏联安全部门的人盯上了。过了些日子他再去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苏安全部门的人员把陈祖涛带到了莫斯科的公安总局审问，问他金首饰是从那里来的。陈祖涛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转送来的。因为战后联共中央有专人负责和在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联系，曾找他们通报过一些有关中国及在苏联的中国人等相关的情况，陈祖涛和他们有过接触。
陈祖涛说出了联络人员的名字，让苏联安全部门的人员去联共中央核实。安全部门的人员立即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一询问，情况和陈祖涛讲的一点不差，就马上把他放了。从这以后，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了。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刻，中共和苏联当局的秘密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中共东北局闻知中国孩子们在苏景况窘蹙，就装了一火车皮的大米、松花蛋和丝绸布料，运往莫斯科。此刻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为中共控制，已经有条件对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物质帮助了。
孩子们兴奋地从火车站取回国内运送来的物品，他们用丝绸布料做了新衬衫，吃上了久违的香喷喷的大米饭。然而当大孩子们享受着美味的松花蛋时，小一点的、几乎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孩子，却不敢把这外皮裹着泥巴，里面黑乎乎的东西放进嘴巴里。他们很奇怪大哥哥、大姐姐们居然津津有味地大嚼这种“臭鸡蛋”。
自从有了国内的接济后，陈祖涛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改善。就这样又过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了，特别是中苏建交后，莫斯科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馆里的人员离开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来到莫斯科的时候，陈祖涛等作为学生代表到火车站去迎接。
王稼祥到了莫斯科以后，陈祖涛他们得到了来自国内发给的生活津贴，从原来的280卢布，涨到500卢布，翻了将近一番。这种津贴不再像以往的接济，通过不同的渠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时间的间隔也没有一定，而是按时分发，变得正规起来。孩子们可以在温饱的状态下，更专心地汲取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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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群体中成立“组织”
10、王稼祥、罗荣桓等敏锐感到，这个倾向不容忽略
也是在1946、1947年那段时间，因健康情况没有在党内担任职务的王稼祥由夫人朱仲丽陪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由夫人林月琴陪同，相继到苏联治病。他们都住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国际旅馆。
原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都住在柳克斯，后来哥哥毛岸英回了中国，陈祖涛为了照顾有病的毛岸青，就和他住到了一起。这样，他们就和王稼祥、罗荣桓成了上下楼的邻居。关心着后辈成长的王稼祥、罗荣桓，有时会就主动向陈祖涛他们询问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子弟们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学习情况的同时，陈祖涛还向长辈们反映了一些衍生于留学群体中的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许多孩子到苏联时年纪比较小，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又因战争与国内失去联系，使得部分孩子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和父辈们的情形，自然也不会把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同父辈的理念、祖国的命运挂上钩。另外许多孩子在进入高等学校以后，分散在各自的学校，脱离了原来在国际儿童院的集体组织；加之生活极端艰苦，就难免出现思想涣散和消沉的情况，有的人就考虑在苏联成家立业，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陈祖涛反映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王稼祥、罗荣桓以及其他因公到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倾向，如若对此掉以轻心放任不管，就可能导致孩子们同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前辈形同陌路，这是他们极不愿看到的。
他们把刘允斌、陈祖涛、张芝明等已是联###员、年纪稍长的孩子召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组织起来，要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父辈追求的理想，了解自己和祖国命运和革命事业的血脉联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你们今天的汲取知识，是为了明天返回和报效祖国。你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孩子，要负起责任来。
就在1947年的一天，刘允斌、陈祖涛、张芝明等联络到了二三十位已进入苏联大学的中国孩子，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当时也没有议论很正式的名字，就以中国在苏联大学生组织团称之，由刘允斌、陈祖涛和张芝明三人负责。
会上议定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组织学习；二是逢年过节，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活动；三是管理和发放国内送来的救济钱物。从此，柳克斯毛岸青的宿舍，就成了中国在苏联大学生组织团的办公处和中国大学生的活动中心。
和陈祖涛他们交谈过的王稼祥、罗荣桓、蔡畅等人，都承诺设法给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学习的资料。不久，他们就陆续收到了从国内寄来或送来的各种学习材料，主要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印发的中共各种政策、文献和国内战争进展的简报等。
当时在苏联的孩子中，只有像蔡博那样年纪的，中文还比较好些，像刘允斌、陈祖涛等中文只能说是马马乎乎，而像刘爱琴这样在国内没有接受过教育或年纪更小一些的，几乎一点中文都不懂。还有像陈祖涛继母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是在苏联生的，也是一点都不懂中文。因此当陈祖涛他们拿到国内转来的文献、材料后，还得靠懂中文的孩子，将之翻译成俄文，再组织大家学习。为了加深理解和收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他们还请人做讲解和做报告。
他们尽可能地寻找有关祖国历史和现状的书籍来看，以增加对祖国的认知。陈祖涛印象深的，是他还从图书馆找到一本陈伯达著的《四大家族》，自己看后又让大家传阅。通过这种学习，他们的心和祖国更贴近了。
每逢年、节来临，中国的学生们就聚集到柳克斯，自己置办点酒水，自己动手做菜肴，表演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跳跳交谊舞。蔡和森的女儿蔡妮是学艺术的，钢琴、手风琴样样精通。钢琴买不起，陈祖涛用国内送来的经费买了一架手风琴，每次演节目，就由蔡妮担任伴奏。这在异国他乡的欢歌笑语、自娱自乐，凝聚了中国学生的情感。
然而就是这个组织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们认定为“苏修特务组织”，是受克格勃控制的。陈祖涛说他被造反派质问得也没办法解释清楚，当时刘允斌自杀了，张芝明听说被逼得精神失常。
后来造反派们拿来了一个本子，说是他们特务组织的罪证。陈祖涛一看，是当年他们开会和活动的记录，顿时感到“救星”来了，他认识当年那些做记录的人的笔迹，同时记录正好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搞什么特务活动，而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献，反映了他们身处异乡心系祖国。原来讲不清楚的事，看了记录就都讲得清楚了，也正是记录本的发现，使陈祖涛的审查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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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李鹏进入莫斯科
11、###、谢绍明等被滞留伊万诺沃，进不了莫斯科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统治的彻底推翻，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任务即将告竣，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决定将一批自己的子弟，送到苏联，进大学深造。
1948年初秋，烈士李硕勋的儿子###、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邹韬奋的孩子邹家华等21人，齐集在东北。他们之间还包括随苏军进入东北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在哈尔滨，他们进行了短期的俄语训练，学会了一些日常用语。
临赴苏联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林彪、高岗、陈云、李富春等曾设宴，为这些子弟们送行。席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书记、副书记林彪和高岗都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意思是：党在这个时候把你们送到苏联，是要你们去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济建设的，作战指挥、军事理论什么的就不要学了。你们学成回来，是要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的。
在和子弟们见面时，东北局的领导还指定谢绍明作这批赴苏联留学生的临时负责人。因为在这些人中他的党龄是最长的。他们到苏联后成立了党支部，谢绍明、###、邹家华三人担任支部委员。
因为他们是1948年到苏联的，一共21个人，所以后来被简称为“四八二一”。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等到车站去接了他们。但这21个人只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两个小时，就去了伊万诺沃，负责接待和安排他们食宿起居的，又是儿童院的院长玛尕洛夫。
玛尕洛夫把###、谢绍明他们安排在一个破旅馆里，便不闻不问了。陈祖涛与“四八二一”在莫斯科分手后，就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以为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了他们想上的大学。
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正在苏联鲍曼高级技术学院上学的陈祖涛，突然接到谢绍明的来信。谢绍明之所以和陈祖涛联系，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延安保育院小学曾是同学，是他在苏联唯一的“熟人”。谢绍明在信中说他们被留滞在伊万诺沃，进不了莫斯科。
得知这一情况后，陈祖涛立即找到了组织团的另两位负责人刘允斌和张芝明。他们听了陈祖涛的叙述，都感到此事有些蹊跷，想不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刘允斌对陈祖涛说：“你赶快到伊万诺沃去一趟，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祖涛随即赶往伊万诺沃，到“四八二一”住的破旅馆一看，发现因为进不了莫斯科，又人地两生，想不出应对良策，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偏偏他们的支部书记谢绍明此刻还病得不轻，耳朵都出血了，躺在床上。
经了解，陈祖涛得知：不让“四八二一”进莫斯科，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不是苏联公民。但细思起来，也许这并不是全部，大概还有当时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馆就在莫斯科这层因素在里面。陈祖涛他们当年一到苏联，就由于有斯大林的指示，统统转入了苏联国籍，所以国民党政府也无法干预；而谢绍明、###这些人，则都是中共派来的、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共领导人子弟。
陈祖涛回到莫斯科，就和刘允斌、张芝明、蔡博等年纪稍大的孩子碰了头，一起合计怎么办。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以刘允斌、张芝明、陈祖涛三个人的名义，给联共主持日常工作的马林科夫写一封信。
信的初稿是由陈祖涛起草的，三个人都签了名。他们在信中把“四八二一”每个人的简要情况，家庭背景等都写进了信中，并说明他们是中共中央派到苏联来进大学深造的，希望联共中央关照此事，允许他们进莫斯科上学。
之后，陈祖涛就带着这封信亲自送往联共中央的办公地。陈祖涛说他认识那个地方，因为曾到那里去交过自己的党票，办公地在莫斯科旧广场的一个坡下边，是一座很漂亮的大屋檐式的建筑。他进到大门里，将信交给联共中央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
只过了大约一个多星期，挑选罗西北去苏军情报部门的尼古拉耶夫就找到了陈祖涛。陈祖涛一五一十地把他所了解的情况，跟尼古拉耶夫讲了。此外，尼古拉耶夫还找了其他在莫斯科的中国大学生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尼古拉耶夫了解情况后，又过了约一个星期，###、谢绍明他们就来到了莫斯科，显然是尼古拉耶夫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和协调。“四八二一”来后，陈祖涛等在莫斯科上学的中国大学生，跟他们一起参谋选择学校，并指导他们如何填写申请上大学的各种表格。
在“四八二一”中，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人特别多，如###、罗西北、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孩子林汉雄、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贺晋年的儿子贺毅等。报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有叶正大、叶正明兄弟，有人推演说这与他们的父亲逝世于空难互为因果。入学志愿填好后，陈祖涛就把这些表格送给了尼古拉耶夫。很快他们都办妥了入学手续，但在进入大学前，他们还得先学一年的俄语。一年后，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进了他们自报的大学就读。
这个来苏深造受阻止和最终解决的过程，“四八二一”的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伊万诺沃，他们差一点因进不了莫斯科而打道回府，由谁跟苏联方面交涉的？知道内情的大概只有作为领队的谢绍明，但莫斯科这边究竟是怎么交涉的，刘允斌、陈祖涛等做了怎样的努力，则连谢绍明也不甚清楚，因为他们那时都在伊万诺沃。
凑热闹请毛泽东签字
12、###等围着毛泽东请题字，陈祖涛觉得挺新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奉行“一边倒”的方针，很快就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了大使。王稼祥等到苏联后，新中国驻苏使馆就有人兼管起在苏留学生的事务，他就是20年代曾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的曾涌泉，时任使馆的政治参赞，后来当了外交部的副部长。
从此以后，逢年过节，留学生们就不再到柳克斯旅馆聚会了，而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活动。有关国内事物的通报、学习，也都由大使馆组织了。后来又成立了留学生学生会、党支部等正式组织，一切都纳入轨道了，留学生组织团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刘允斌、陈祖涛他们遂宣告组织团解散。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苏联访问。一则是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祝活动；一则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再就是商谈和签署两国间的有关协定和条约。
在一系列商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议定和签署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跟随周恩来一起到苏联，负责机械项目方面谈判的是沈宏。为了更好的沟通，沈宏就到留苏的中国大学生中找翻译，他一下就找到了陈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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