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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尉缭子》中，尉缭根据战国时期战争所面临的新的时代特点，进一步对孙武的“奇正”战术加以研究，提出了更为灵活多变的“奇正”战术——排兵布阵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法，四为正，四为奇，互相变化使用。“四正”一般指正面迎击或打击敌人，“四奇”一般指从两翼或敌后出奇制胜，以配合正面作战。这种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在秦统一过程中曾多次发挥重大作用。
嬴政统一天下必须依靠军事实力，所以，王翦父子、蒙氏祖孙三代在兼并六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嬴政不光倚靠这些能征善战的武将，他麾下还有一批文臣也非常了不得。
二十五 股肱之臣（6）
文臣之中当首推吕不韦。特别是在嬴政十三岁即位到二十二岁举行加冠礼之前的九年里，吕不韦对秦国的持续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当然，吕不韦的情况比较特殊，最终因为他不知止于当止之处、当止之时而被贬，后自杀。吕不韦是嬴政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文臣之一。在那九年之中，秦国并没有停止对六国的不断打击，这些进攻都是在吕不韦的主持下完成的。比如东郡的建立就是在吕不韦主政期间完成的，而东郡是切断六国合纵的一把利剑，也是一把刺向齐国腹地的利剑。
继吕不韦之后，嬴政身边最重要的文臣是李斯。李斯提出了率先灭韩的统一总方略，揭开了秦灭六国的序幕。
战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比较开放的人才政策，所以一些时代精英纷纷到秦国谋求发展，嬴政身边的人才数以千计。面对这些人才，嬴政的态度是什么呢？《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位叫顿弱的特别的人与嬴政的一次见面，从中能看出嬴政对待人才的态度。
这位非常特别的人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他见到君王不下拜（有些学者认为，顿弱即是尉缭）。顿弱扬言，我做人的原则是不向称王者下拜，如果能满足我这个条件我就见；否则，不客气，老子不伺候。这话传到了嬴政那里，嬴政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同意顿弱不拜而见（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战国策·秦策四》）。
一见嬴政，顿弱开口就说，天下有三种人，不知大王知不知道。第一种人有其实而无其名，第二种人无其实而有其名，第三种人是既无其名又无其实。
嬴政听了顿弱这番没头没脑的话，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你说的我不明白。
顿弱说，有其实而无其名的是商人，他们不用拿着农具辛勤劳作，但是，他们却有吃不完的粮食。无其实而有其名的是农民，他们冬夏劳作，辛辛苦苦，却没有粮食吃。既无其名又无其实的是君王，身为万乘之国的君王却没有孝母之名，以千里之地落了一个不孝之实。嬴政一听，气得浑身哆嗦。顿弱说，山东1六国如此强大都没有损伤大王的名声，但是，大王软禁自己的母亲却毁掉了自己的名声。
顿弱谏嬴政一事当发生在嬴政处理嫪毐事件之后。此时顿弱进谏，还坚持不拜嬴政，而嬴政居然能够接受顿弱的不拜，还最终听取了顿弱的批评。
上部在《赵姬之乱》中讲到茅焦谏止嬴政，嬴政从大局考虑，迎回母后。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劝嬴政收回成命、迎回母后的人还有顿弱。茅焦是在嬴政气头上冒死进谏（文死谏），顿弱则是事后为嬴政分析利害。嬴政能不拘于礼数接见顿弱，表现了此时的嬴政虚心纳谏的勇气与胸怀大局的气度。
嬴政不但知人善任，而且对待大臣相当宽厚。
举两个例子。
先说前文讲过的李信。李信攻楚，大败而归，但是，嬴政并没有因此而处死李信。灭燕之时王贲和李信一起平定燕地、齐地（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终，李信功封陇西侯（《新唐书·宗室世系表》）。
再说王翦。王翦功高盖世，完全可以和韩信相比。但是，嬴政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猜忌、杀戮韩信那般对待王翦。当然，这不只是嬴政一方面的原因，王翦虽为名将但也深谙君王之道。王翦以自己的智慧说明了自己毫无政治野心，这也是嬴政与王翦关系融洽的原因之一。但是，嬴政在对待功臣方面，确实比汉高祖刘邦做得更好。
总之，嬴政能够仅用十年时间就拿下六国，这不仅得益于他身边的文臣武将，还得益于他的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智。在秦国内部，嬴政组织了一个文武齐全、搭配得当、配合融洽的超强队伍，所以才能在灭六国之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然而，仅仅有这些因素，嬴政就能吞并天下、独霸九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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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六世余烈（1）
嬴政从公元前 230年发动统一战争，历时十年兼并了六国。其实，在战国后期七雄之中，任何一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与机会，然而最终却由秦始皇以气吞万里之势，横扫六合。所有的历史课本谈到秦灭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人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由秦国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呢？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
奋六世之余烈 亡六国之诸侯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讲清楚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是指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这个基本动向是由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一是历史的偶然性。
有人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是历史使然，即历史把统一的重任交给了秦国。这是因为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所以才最终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追溯一下秦国的历史，秦国从立国到嬴政执政，历经六百多年，一共有三十多位君王。而与兼并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秦国后期的七代国君，他们分别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
秦国统一天下的必然性首先表现为秦国七代国君无一庸主，个个都为秦国统一天下完成了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七位国君对兼并六国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第一位，秦孝公。
秦国的崛起可追溯到秦孝公变法。秦国立国较晚，又偏处关中一隅，在战国中后期仍然是综合国力较弱的一个诸侯国。如果不能变法图强，秦国兼并六国无异痴人说梦。秦孝公看到了这一关键点，起用并重用商鞅，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发展，国富兵强，由此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秦孝公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变法图强为秦国以后的快速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
第二位，秦惠文王。
秦孝公下世，继位的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法令却没被废止。因此，秦国的崛起并未因秦孝公和商鞅之死而中断。秦惠文王不因人废法，实为过人之举。
秦惠文王即位后，随着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迅速崛起，六国有识之士意识
到秦国的强大对他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用联合（合纵）的办法对付秦国。这是秦国崛起之后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六国联军将会重创秦国，秦国的强盛也会因此夭折。虽然，此时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足以对强秦构成重大威胁，但是，若六国联合成功，以六国之力攻打一秦，即使秦国已经很强大，仍然是无法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秦惠文王审时度势，重用纵横家张仪。张仪根据新的形势与发展势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连横策略，对六国一一瓦解，逐个击破，最终化解了六国的合纵之谋与军事行动。秦惠文王也为秦国统一大业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第三位，秦武王。
在秦国的崛起史上，秦武王似乎并不重要，原因是他在位时间极短，只有三年。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位如流星般的国君，他对秦始皇最后统一中国也功不可没。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三川”原指黄河、洛河、伊河三条河，这里指含有这三条河的地区，辖境是今天河南灵宝县以东至洛阳的这片土地。在位仅仅三年的秦武王一心向往的是能够坐车到达洛阳，看看周天子的王城。秦武王的“窥周室”并不是他喜欢旅游观光，想参观一下周天子的都城而已，他实际上是想取周而代之，一统天下。一句“死不恨矣”，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渴望实现由秦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 。 想看书来
二十六 六世余烈（2）
秦武王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加之六国的合纵之谋被瓦解，此时摆在秦国国君面前的历史使命是不失时机地东进中原。秦武王的“通三川，窥周室”，正是他作为秦国国君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此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东进中原的实力，敢不敢适时东进是摆在秦武王面前的历史性课题。秦武王与前面几位君王一样，对秦国统一的大业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公元前311年，秦武王派左丞相甘茂亲自率重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宜阳是陕西通往河南的重要通道，两边重峦叠嶂，中间一线通往洛阳，西距洛阳四十公里。它是韩国的西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拿不下宜阳，秦国就无法兵出函谷关，也就无法东进中原。但是若想攻下
宜阳，就必定要和韩国有一场大仗、恶战。韩国一旦失守宜阳，秦国就可以长驱直入，直达韩国的腹地。所以，韩国必然死守宜阳。
甘茂说，要攻韩国，必须联合魏国。甘茂与另一位副使向寿一块儿来到魏国游说魏王。到达之后，甘茂却对向寿说，你回去，就说魏君已经同意联合攻韩了，但是，一定要告诉秦武王攻韩之事行不通。只要你这样说了，将来事成了，功劳全归你。这位副使欣然同意，按照甘茂的交代向秦武王汇报。秦武王觉得很纳闷，既然魏国允诺联合攻韩，为什么还不能攻呢？
甘茂一回国，秦武王马上召见了他。甘茂回答，宜阳是一个大县，战略储备非常充足，名义上是县，其实相当于韩国的一个郡。如果现在我们去进攻，很难得手。
接着甘茂就给秦武王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曾参杀人。当年，曾参在费地居住，费地有一个和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于是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纹丝不动地在织布机上织布。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还是镇定自若地织布。一会儿，第三个人来了，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立即扔下手中的布，翻墙而逃。曾参是历史上有名的贤人，曾参的母亲又是那么了解自己的儿子，听了三个人的传话，就误认为曾参真的杀人了。甘茂对秦武王说，我没有曾参那样的贤能，大王您也不能像曾参的母亲信任自己的儿子一样信任我。我只怕率兵攻打宜阳，大王最终也会像曾参的母亲一样不信任我。
第二件事是张仪无功。张仪为秦国立了大功，西并巴蜀，北开西河，南取上庸，但是，天下人都认为是先王贤能，而并不将主要功劳归于张仪。
第三件事是文侯烧信。魏文侯当年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把中山国给灭了。乐羊回师的时候高兴得很，以为自己立了大功。面见魏文侯之时，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筐针对乐羊的告状信让他看。乐羊吓得拜倒在地，连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全是大王的功劳（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任何成功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功。其中，领导的支持与信任最为重要。不要总以为自己立下了多少功劳，而是应当看看当你拼搏之时领导对你的支持有多大。
说完这三件事后，甘茂接着说，我甘茂是个外来之臣，如果率兵去攻打宜阳，最担心有人告我的状，而且大王一定会听信这些话。这样，大王便会背着一个欺骗魏王的名声，而我也会落得一身诽谤。所以，虽然魏国同意和咱们联合攻韩，但是，这一仗我不能打。秦武王听完后，对甘茂说，我和你先订一个君子协定，你就放心去攻打韩国吧。
二十六 六世余烈（3）
直到这时，甘茂才率兵攻打韩国宜阳，打了五个月，还没有攻下宜阳。秦武王果然收到很多告状信，于是他下令甘茂退兵。甘茂说，协定还算数吗？秦武王这才又派重兵增援甘茂，最终甘茂杀了六万韩国士兵，攻下了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兵从此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插韩国的腹地。
秦武王这样一位在位仅仅三年的青年君王，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也镌刻下自己的名字，留下自己的一份业绩，为秦国兼并六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四位，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时代，秦国对六国已经占有压倒性优势。此时的秦国国君应当继续东进，打垮六国的军事力量，为最终兼并六国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秦昭襄王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秦昭襄王不负历史重托，他多次任用魏冉为相，提拔白起为将，持续攻打三晋。白起伊阙一仗，打败韩、魏联军，杀死二十四万人。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兵，赵国一战就损失了四十五万精锐，实际上已被打垮。此时的天下只有赵国是秦灭六国的最大障碍，秦昭襄王基本摧毁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使六国之中再没有一国能够和秦国单独过招，这进一步造就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大趋势。
此外，秦昭襄王又任用范雎为相，采纳了范雎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制定了秦灭六国的大政方针。正是“远交近攻”四个字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有了一个总体战略方针，也使秦灭六国的大趋势日趋明朗。
第五位，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是秦王嬴政的祖父安国君，正式在位时间仅有三天，因此未有政绩，也未有败绩，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姑且一并称之为明君吧。
第六位，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即异人，是被吕不韦成功包装并推上王位的一代秦君。虽然他的在位时间和秦武王一样短暂，但是，他也绝非寻常之辈。秦庄襄王面临的任务也是继续秦国的扩张大业，巩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
他重用吕不韦为相国，攻取韩国的军事重镇成皋、荥阳，建立了三川郡。韩国西边有两处战略要地，一是宜阳，二是成皋、荥阳。秦武王拿下了宜阳，如此一来，秦军就能够直达洛阳。而后，秦庄襄王又拿下了成皋、荥阳，这样，秦军便可以直达大梁（今河南开封）。三川郡成为插在韩、魏两国腹地的一把尖刀。攻下宜阳、成皋、荥阳，秦军就可以随时马踏中原。
不仅如此，秦庄襄王还利用赵、燕之战，攻取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城，进一步削弱了赵国的国力。赵国土地锐减，其中就有秦庄襄王的一份功劳。
第七位，秦王嬴政。
嬴政在举行加冠礼之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除掉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成为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公元前237年，嬴政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标志着他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
此时，摆在嬴政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适时发动统一战争。
嬴政面对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统一战争。统一战争的序曲就是继续大规模地削弱赵国。此时，韩非入秦劝嬴政首先攻赵，因为赵国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只有先打垮了赵国，秦国才可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在从罢免吕不韦到发动灭韩战争期间，嬴政连续对赵国用兵，其间两次被李牧打败。尽管如此，灭赵已是嬴政完成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
二十六 六世余烈（4）
嬴政制订的先灭韩，继而灭赵、魏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在统一天下的整个进程中，除了在灭楚问题上，嬴政基本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在嬴政灭了韩、赵、魏三国，击溃燕军主力并基本灭燕之后，天下只剩下齐、楚两国。嬴政此时有些自满，他听信了李信二十万军队就能灭楚的话，对老将王翦所持的灭楚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的建议不以为然，反而认为王翦因年老而怯战。结果，李信大败而归。事实证明，王翦有先见之明。嬴政此时完全不顾及个人的尊严、脸面，立即登门向王翦道歉，起用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并且答应了王翦所有的财产要求。最后，王翦顺利灭楚。
纵观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没有一位昏君、庸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秦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偶尔也有兄终弟及。在这种继承制之下，君王的继任完全不是择优、选贤，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安国君的继位，是因为安国君的长兄因病去世，他作为次子而成为王位继承人。如此继承王位的君王能够优秀吗？能够完成历史使命吗？能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贤君吗？本来，这应当是充满诸多变数的问题，但是，在秦国却毫无悬念。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无一昏庸，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庇护秦国。
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都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时期，一切都似乎水到渠成。西汉的贾谊在他的长篇政论文《过秦论》中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认为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曲折前进的。在战国前期，六国也曾经风光占尽，但他们的发展势头没有持续下去。到了战国中期，当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时，六国的发展势头与秦国已经相形见绌，国力与秦国差距越来越大。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历史趋势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