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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的这种臆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这样胡说。从当时明朝的风气来看，明人常常将房中术摆在枕边，为的是益寿延年，更为了纵欲而不伤身。王世贞肯定也是此类畅销书的忠实读者，推己及人，便认定张居正之死实死于纵欲过度。晚明士人风行房中术，张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贞说他“妻妾太多而无法满足她们，则每天以春药坚持”实在让人信不过。
万历十年（1582年）春节刚过，张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简单：痔疮。用中医的话来讲，痔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淤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气血侵入大肠，结积成块，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牍生涯和改革中种种不顺心的事而让常常火气十足的他得了很严重的痔疮。自担起改革大业以来，日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他所忧虑的又岂止是改革大业？还有那些时刻想反对他的士大夫！其时，已经是老毛病了。所谓“十人九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痔疮虽不是小病，但绝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不能挽也。”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这种思想也带进了痔疮治疗上来。在床上痛苦了三个月后，万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医生将自己的痔疮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样，从根上祛除，连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疮也当成了一项改革，但这项改革却立刻失败了。从手术后，他就永远地待在了床上，一直到死。他曾上疏万历帝说：“我的痔疮虽然根除了，但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吃不下喝不下，四肢无力，寸步难移……”
由此看来，病的大小或多或少地要因人而异。张居正性格中的果决、务实和意识中的“斩草除根”，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医为其做西医的外科手术。
除了性格因素让他这样做之外，当时的形势也要求他不得不这样做。经过十年的改革，大明王朝俨然生机勃勃。而在王朝茂盛的背影下，张居正自身的未来已堪忧。
在他被痔疮烦恼、痛苦的时候，一直支持他的李太后已要“隐退”，好兄弟大太监冯保被众官弹劾而身危，权力铁三角已然欲崩溃！而且，昔日操控于掌上的小万历已成长为大人，反对派们更是蠢蠢欲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绝不能让自己因为一个痔疮而整日躺在床上。自己掌握的十年大权看似牢固不可破，但如果不亲自行使，这权力不过就是万历皇帝给自己扎的一只纸老虎而已。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死后不久，就遭到了万历对他的清算。他死了，永远也不知道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自己除了给大明朝留下了几十年的寿命外，还留下了一个万历皇帝。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绝不会对万历念错的一个字而大声呵斥；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绝不会对万历管束甚严，以至于把万历管教成了一个后来龟缩在皇宫里的瘪三。
早在张居正当国时，万历就对这位张先生与冯保对自己的严加管教而愤愤不平。但他绝不敢跟张居正发脾气，他的目标是张居正最好的朋友冯保。
后来首辅申时行的长子跟别人谈到一件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后来冯保与张居正的下场之惨不足为奇了。有一天，万历讲读完毕，兴致大发，书写大字赏赐辅臣以及九卿等。冯保在一旁伺候。突然，万历以笔饱蘸墨水猛地向冯保的大红衣衫掷去。冯保根本就想不到会有此等事发生，先是一怒，接着就惊愕万分，在一旁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而万历却若无其事地书写完毕，起身回乾清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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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死（2）
阳世似乎跟张居正开了一个玩笑，他苦心“经营”的一个小皇帝到后来却成了天下无二的懒虫。他精心编撰的《帝鉴图说》成了一堆废纸。他不惜得罪天下人而缔造的改革基业灰飞烟灭。他在三朝的忧患意识换来的却是死后差点被挖尸。
万历八年（1580年），当他丈量完毕全国土地数量时，数目之大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万历十年（1582年），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是否能相信万历对他的尸体所做的一切？！
学者黄仁宇曾感叹说“世间已无张居正”。倘若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那么下联应该就是“大明从此逝人间”。当我们看到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对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并加以肯定。张居正的死并不仅仅是他躯体的消失和改革业绩的被彻底否定，他的死导致了一个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给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精神吸毒犯——万历皇帝。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1）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在深宫里接到了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折，奏折中大肆批评他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并加以改正。一个小小的左评事居然对皇帝私生活大加干涉，万历大发雷霆，叫来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发誓一定要严惩此人。
申时行却摇头道：“如果陛下定要处置雒于仁，就必须将他的上疏公布于众，这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臣民们会信以为真的。”
万历仍旧气愤不过，他指着雒于仁的上疏为自己辩解道：“他说朕好酒，请问谁人不饮酒？还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是怎么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他说朕爱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我爱与不爱又有什么区别？他说我经常生气打人，请问，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在申时行面前辩解了一通后，他又安静下来，虽然不能严厉惩治雒于仁，但就这样放过这个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于心不甘。虽然，自己深处深宫，不理朝政，可自己还是皇帝。皇帝的权威，包括私生活是神圣不可干涉的。就这样，雒于仁还是被革职为民。
雒于仁的上疏虽然直指万历私生活的弊端，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当时在场的申时行还是万历，大概都明白，雒于仁其实是想告诉万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万历怠政之表现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规定接见大学士、不面见大臣商讨国事、不亲行时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等。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断头政治的具体特点，万历是他祖宗嘉靖、隆庆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把断头政治推到巅峰，直接导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万历与他两个祖宗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嘉靖怠政，是因为他要炼丹；隆庆怠政，是因为他想无为而治。可万历的怠政让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那只能是：他就是不理朝政。
在雒于仁上疏的三年前，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万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怠政，他连续至少有十天不上朝，这月的二十八日，他告诉内阁，前几天上朝，大概是起得太早的缘故，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我得静养一段时间。至于孟冬时享太庙，就由别人代替我去吧。
礼部主事卢洪春知道此事后，上疏万历，先是安慰了皇帝要好好养病，说得很诚恳，但最后，他却来了一句，如果您真有病的话。
跟三年后听到雒于仁说他沾染了酒色财气时一样，万历大怒：我受祖宗所托，主持帝国事宜，一旦因为病而归天，如何对得起祖宗。然后，提到正题，姓卢的你肆言沽名，诬上惑众，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这是他第一次以身体为由不上朝，这次怠政一直延续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三日，三日这天，他到了京郊祈天保佑大明万世永存。
也许，被廷杖的卢洪春的确是冤枉了万历，他在那一段时间很可能是真的身体不好，起床太早，就会头晕眼花。但是，让我们想不明白的是，一个人被冤枉了一次，难道就有理由去执行冤枉的内容吗？
也就是从卢洪春被廷杖以后，万历就真的开始怠政了。首要表现就是不怎么上朝了，元旦的朝贺也取消了，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专门接见大学士的礼仪也被他忽略了。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距雒于仁的上疏还有九个月的时候，大学士申时行建议，将升授官于视朝时面见皇帝谢恩的制度，改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仅“具疏奏知”了事。对万历来讲，这真是一件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可以减轻了不上朝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是从这以后，万历怠政开始了。特别是雒于仁干预他私生活以后，也就是万历十七年以后，这种怠政情况更加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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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2）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在幕后的表演。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亲行享太庙。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行享太庙。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他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元旦朝贺取消。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对着满桌子的关于平叛鞑靼人希望皇帝能御朝商议对策的奏疏，万历只回了两个字：不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因抗倭援朝之役事关重大，内阁大学士提出要面见万历，万历给出的回答是：我最近头晕，一直在吃药，不能见外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针对万历皇帝不处理大臣奏疏的事情，有大臣仰天长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而万历皇帝龟缩在深宫里，对着御前堆积如山的奏疏，面色平静。
当万历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时，就导致了一种很严重的后果——官员缺席。因为按照明朝朱元璋制订的制度，明朝的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他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时，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一旦停顿下来，士大夫不肯吃闲饭的骨气就会让他们觉得所事非明君或者是觉得拿着朝廷的俸禄而没有做任何事很不好意思。另外，官员们的升转也有年限，这个年限一过，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升，自己还在这个任上，就会产生一种寂寞与无聊的心态。他们做出的选择大都是一个字：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年初，有识之大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此后，这种现象由于万历的怠政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时，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大致一算，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更为可笑的是，由于严重缺员，有时上级必须要一个县的知县再兼任邻县的知县，但俸禄却不增加。幸好，当时因为万历深居宫中，朝廷之事不是很多。不然，这些兼职的知县肯定会到京城去哭累。
而到了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员缺席多不补。《明史？方从哲传》中谈到，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
万历龟缩在深宫里，不走的官员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万历一朝的党争几乎惊天地泣鬼神。从党派林立到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你还没有唱完我就登场。整个万历一朝就成了吵架斗嘴的场所。这样的恶果，我们只能归罪于万历皇帝的怠政。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这些冬烘先生们“吵架斗嘴，互相排挤”的根由。
学者孟森曾把万历的怠政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万历的特点就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这话大概没有错，而这并不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万历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废除了张居正所有的变法措施，并且花光了张居正用了十年时间为大明积攒下来的钱财，这一切我们可以原谅他。毕竟当初张居正对他的管教有点严厉，而且张居正也没有做到“身正”，他“不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3）
可他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时，也看到了张家把砸锅卖铁的钱集合起来也才十万两白银，不过是嘉靖年间首辅严嵩被抄银子的二十分之一；他听闻而来的张居正诸多小妾，但在张居正的家里，他也并没有找到。那么，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品德瑕疵不过是他后来才从大臣嘴里听来的。所以，有人说他的怠政是因为张居正对他的管教甚严而导致了他的逆反心理，在他亲政后，一旦有人对他提出善意的忠告，他就想到了张居正说的比唱的好听的那一套。于是，他不理；他越不理，大臣们就越与他对抗。最终，他选择了龟缩在深宫里与大臣们藏猫猫。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将张居正的行政举措废除后，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但当他发现自己的那一套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后，他退缩了。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第三种说法就是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提出来的，他说，万历之所以怠政，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有人则给他补充说，万历之怠于临朝，一大因素是因为他的身体虚弱。之所以身体虚弱，是酒色财气的过度。危言耸听一点来讲，他在后宫“吸毒”。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有让我们相信的余地。因为万历的确把大明朝拉到了深渊，在他后三十八年于深宫“养精蓄锐”的时候，大明朝正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向深渊冲去。而他却在吸毒，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肺在吸毒，也不愿相信是他的精神在吸毒。精神上的吸毒就像是瘟疫，不但传染，还有可能遗传，几代人都难以戒除。
国本之争（1）
如果说，万历怠政是把大明帝国的脑袋断了的话，那么，发生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国本之争就是断了大明帝国的生殖器。所谓“国本”，就是指皇太子，他的地位能影响到整个王朝的安危。按照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规矩，皇帝与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与其他妃子生的是庶子。嫡长子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如果没有嫡子，则以庶子中最年长者为皇太子。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十年（1582年），嫡子没有，而一位由宫女生的皇长子出生了。这就是朱常洛，后来被人们称为“一月天子”的泰昌帝。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万历一向宠爱的妃子郑氏也生了一子，取名朱常洵。这位妃子一跃而升为皇贵妃。
群臣们如果不是傻子，就都能看出万历皇帝背后的意思。没有先封朱常洛的母亲，反而先封朱常洵的母亲。这一年的二月，内阁大臣申时行等请册立太子。
万历闭着眼睛听了半天，最后说道：“长子年少体弱，况且才四岁，过一段时间再说。”
申时行不答应，并举例说：“四岁还小吗？看看我们的祖宗，英宗在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武宗被立为太子时才一岁。”
万历还是一味地装糊涂。我们说，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就已经在精神上开始吸毒了。他一装糊涂，大臣们就把自己的猜测彻底地加以肯定了。这些大臣认为，万历就是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其实，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立谁就立谁，关下面大臣什么事。但明朝的士大夫们就犯着这股劲，你这样，我偏不让你这样；你若这样了，以后我该怎样。
不久，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援外沈璟联合上疏道：“郑贵妃虽然贤德，但她所生的孩子是次子，而恭妃（那个宫女）生的是长子，应该主持社稷，为什么反令居下呢？请收回成命，首先进封恭妃，然后再封贵妃。”然后，两位士大夫话题一转，转到了国本问题上来，“皇上应该早立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
万历开始还在椅子上坐着，待太监们念完了两位士大夫的上疏后，他就坐不住了。转了几个圈后，下旨，贬姜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调任地方官。然后，他就跟内阁大臣解释说：“我惩罚这二厮，不是因为他们指手画脚地要我册立恭妃，而是，他们居然推己及人地把我想得如此龌龊，天下人都知道，我朝立太子，自有祖宗成法，我怎么敢随便破坏？”
但他这种解释显然说服不了士大夫们的猜测，刑部主事孙如法上疏，直指郑贵妃。奏疏内容几乎变成了质问：请问，恭妃生长子，已快五年了，您说您按照祖宗成法办事，可为什么不给她们封地？贵妃郑氏一生子，您就加封为皇贵妃，而且又得到了进封，请问，事情在这里明摆着，天下人想不怀疑会遭到天打雷劈的。
万历笑了，是吗？天打雷劈？好的，据说潮阳那里经常有暴风雨，你去那里做典史吧。孙如法去了潮阳，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更加起劲了。御史孙维城、杨绍程又上疏请定太子，万历的对策是，谁的上疏只要和国本与郑贵妃有关，谁就被免职。
群臣们前仆后继，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接二连三地责问万历。万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臣们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