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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皇太极攻破遵化，大有直逼京师之意。该月五日，袁崇焕慌张地从宁远率领军队进入山海关内增援。他部署好了回京线路，将所有该用之将领用上，共分兵五路向北京进发。但是，不久之后一连串的错误战略让他只好付出被活剐的代价。
该月十二日晚，袁崇焕侦察后发现，后金军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他却在后跟踪。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所带领的火器部队完全可以就在蓟州打一场阻击战。在他的“尾随”下，后金军毫无阻挡地连陷京城东面六座城。该月十五日，袁崇焕主张进京。手下觉得不可，首先，敌人在他们后面，他们进京从皇上角度来看，是他们在步步后退，另外，他们完全可以在此伏击敌人。不知是毛文龙在地狱里诅咒他，还是他真的傻了。他居然不听，率领军队直奔北京，第二日晚上，他到达了广渠门。
他以为有他数万军队在，北京城内的居民和皇亲国戚会很安心，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如果有人把一大群狼引到你家门口，你虽然在门口放了几条狗，你在屋子里能安心？
况且，袁崇焕先是跟踪敌人，接着又退保京城，在别人看来，这无疑是纵敌深入，让敌人一路烧杀，然后又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
京城大乱，百姓们自然用脏话骂袁崇焕，而皇亲国戚们也在崇祯面前说袁崇焕的不是。在这个时候，袁崇焕一无所知，他一心想跟前来的敌人一决雌雄。
皇太极十分奸诈，他无论如何都不让自己与袁崇焕对阵，他先是向北京城里散布谣言说，自己之所以一路烧杀奸淫而来，是因为有袁督师仙人指路。
袁崇焕若知道有这样的谣言，肯定会笑皇太极自作多情。可惜，他不知道。京城内已经是公愤四起，而他还在广渠门外给崇祯写信，认为自己指挥不力才导致了这种结果。
崇祯告诉他，不必自责，你在宁远也不容易，能赶回来已是非常难得了。
二十日，后金军分别进攻德胜门和广渠门，德胜门守将大将军满桂下城与敌人厮杀，却被自己的大炮打中。袁崇焕在广渠门外大败后金军。
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和其他守城将领，袁崇焕十分紧张，他回想起了自己的那句豪言壮语，又想到现在皇上正忐忑不安地等待敌人退去的消息。
这可真是太倒霉了，“五年复辽”谈何容易，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但这次平台聚会，崇祯并没有责怪他，更可怕的是，也并没有把京城流传的皇太极那句话告诉他。
这就是问题所在，崇祯是想让他安心杀敌。可他给崇祯的却是满脸忧愁。虽然有一半是真的，但有一半却是装出来的。
他告诉崇祯，形势危急啊，那些混蛋来是想做皇帝来的。怎么办啊。
崇祯笑笑，便把自己的名贵大衣解下来给他披上，意思是说，有你在，我不怕。
袁崇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这次立了大功，把皇太极赶走，以前的一切还都可以再商量。可惜，他想错了，当他于该月二十七日用火炮手突袭皇太极大营，皇太极狼狈逃窜后，他等来的却是被活捉。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让他来平台见自己。袁崇焕想都没想，就到了平台。崇祯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己巳之变（2）
袁崇焕傻了，还不到半年，皇上的记性难道会这么差？但看崇祯的脸色，似乎不是忘了原因，而是怨恨自己杀了毛文龙。至于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还真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
还没有等他回答，崇祯皇帝继续问第二个问题：“敌人怎么会这么轻松地就来到京城？”
这个问题简直就不是人问的问题，袁崇焕如果知道敌人是怎么来的，不就可以防备了。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崇祯皇帝的第三个问题已经出来了：“满将军的伤是怎么回事？”
袁崇焕更摸不着头脑了，满桂是在德胜门受的伤，关我屁事呢。
崇祯更绝，让满桂脱衣服，把伤口给袁崇焕看。伤口当然很不好看，袁崇焕的脸色更不好看了。他完全明白了崇祯问这三个问题的用意了。
皇上的意思很明显，是你小子把敌人引到这里来的，你之所以杀毛文龙就是因为害怕他把你和皇太极之间的丑事说出来。至于满桂的伤，你这样的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满桂没有死，就算他命大。
袁崇焕很想解释，当初自己和皇太极谈判是想让他们滚出辽东去，而不是让他们进北京。况且，这件事在给皇上的奏疏中也提到过。至于这次皇太极突然兵临城下，完全是自己的疏忽。
但他并没有解释，因为崇祯没有给他机会，便立即命令锦衣卫将其拿下，扭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其实，即使崇祯给他解释的机会，他也必死。因为擅杀毛文龙而让后金军人直驰京城这一罪，他死一百次都应该。
崇祯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袁崇焕，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初袁崇焕要什么他给什么，他热诚地期望这位英雄能在五年内彻底消除已存在了几十年的东北边境上的威胁。这本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经过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崇祯就认定了这是绝对可以完成的任务。可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崇祯一切的希望都化为虚无。
这是自明与满洲人交战以来，满洲人第一次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皇帝本人。这样的结果让崇祯如梦方醒，与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形成的这种巨大反差让崇祯想死的心都有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看法于是急转直下，不仅仅是失望，还有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羞辱与痛恨。
事实也的确如此，“己巳之变”绝对是大明帝国与满洲人交手以来最丢脸的一场战役。
一个爱面子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臣下对自己的欺骗与愚弄，如果他能容忍，他就不是崇祯帝。当这一切事情被崇祯认定之时，袁崇焕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崇祯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所有关于袁崇焕的事情。从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回到宁远直到被拿下，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未收一寸之土，未斩一颗敌人首级。崇祯忽然想起，当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却又为皮岛将士请军饷，而他杀掉毛文龙的罪名居然是糜饷。这如何说得过去？
后金军兵临京师，京城百姓惶恐不安，朝廷议论纷纷，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袁崇焕有罪。这种认为无疑给崇祯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就是他重用的这个有罪的人，也是他，曾不遗余力地满足这个有罪之人的所有要求。
难道袁崇焕成为袁督师后真的如此无能吗？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他在宁远的两年一直在跟皇太极以和谈名义周旋，同时做好各种准备想与皇太极做一次决定胜负的搏击。有人说，他之所以会跟皇太极谈判，是因为知道自己圆不了“五年复辽”的神话，想用和谈方式来促成神话的诞生。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他对大明的忠心确是苍天可鉴的。
当他被捕下狱，皇太极卷土重来之时，他毅然决然地将已经带兵跑出京城的副将祖大寿手书招回，这就证明他为大明帝国尽心并且尽力了。
可是，他的死是必须的。因为他遇到的是崇祯皇帝，他严重地伤害了这位皇帝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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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3）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他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将肉割下来，并且不能让他死。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并不适用于袁崇焕，但崇祯认为，欺骗了自己的人就应该得到这种下场。
崇祯杀袁崇焕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并没有将袁崇焕的罪行清晰地透露给各个将领。他给袁崇焕定的第一条罪是，欺骗主上。
但是，在京城外与满洲人战斗的将领们并没有看到袁崇焕欺骗了他们什么，即使有人知道袁崇焕曾说过的豪言壮语，但他们也不会明白也不想明白，这样一位为帝国尽忠的大将为什么说抓就抓了，他们没有了再为这个帝国守土的信心了。
崇祯犯的这个错误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大明帝国的军人们开始有了叛徒，开始有了逃兵，而这些逃兵后来就成为了流寇的一部分，正是这些人给流寇提供了军事技能与指挥经验。流寇开始横行帝国的天下，与满洲人开始了内外结合，共同对明帝国进行挖墙脚行动。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崇祯皇帝造成的，那么，让崇祯皇帝造成这种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袁崇焕。从他的豪言壮语和杀毛文龙与效忠的对象是崇祯这三件事上，他就必须要死。
崇祯二年（1629年）很可能是明帝国最不幸的一年，两名镇守辽东的明将都完蛋了。一个是毛文龙，另一个就是袁崇焕。从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名将领在辽东留下美名。
书生杨鹤（1）
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十一日，在陕西焦躁不安的三边总督杨鹤接到了崇祯皇帝的圣旨，圣旨上面写得很清楚：杨鹤身为三边总督，有那么多士兵可以用，居然辜负皇恩，让“刁民”肆意破坏我大明江山。在军中当差的锦衣卫立即把杨鹤解押京城，等候处置。
杨鹤既有些惊恐，又有些恼怒。他和他的儿子杨嗣昌听到这道圣旨后的举动完全不同，他远在山海关担任内道右参政的儿子在几天前得知父亲要被皇上革职查办的消息后，请求代父承罪。当然，他并不是想代替父亲接受崇祯的处罚，而是想去陕西代替父亲剿“刁民”。
为臣就应该这样，但杨鹤却不这样。他见到这道圣旨后，就上疏抱怨。他说：“当初我不想来这个鬼地方，您偏要我来，我来这里是跟‘刁民’玩命的，可您又把陕西三边的重兵都调到了北京去保护您，我哪里有兵可用，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是谁的错？”
杨鹤没有胡说，他说的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朝廷得到消息，原因病去世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其实是由于精神紧张看不得陕西“刁民”四起而畏罪自杀的。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后，原本就不是很想去那个穷地方的官员更不想去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一心想要对付后金，对于陕西的乱民，他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透、那么久。他以为陕西境内的这些乱民不过是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随便派个人去就搞定了。可当他发现朝臣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时候，很是生气。他立即让吏部推举出一个人来去陕西担任三边总督，摆平那些乱民。
吏部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鹤。好听一点来讲，杨鹤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难听一点来讲，这个人就是一傻帽儿，碍着面子，别人一推，他就向前走。
他们很兴奋地把杨鹤推到了崇祯面前，崇祯见到此人也很高兴。因为此人是进士出身，并且曾被魏忠贤排挤过。最为可贵的是，此人有大套理论。崇祯刚登基时，此人就跟他讲过，如今培养元气最为重要。确切地讲，就是要以静制动。他的主题就是针对朝廷的党争的。他说：“如今朝中的士大夫们以门户之见互相攻击，皇上您应该管一下，或者是让他们歇息一下。”
杨鹤被推到陕西去，跟这理论很有关系。当他在平台见到崇祯的时候，他有些难过。因为他对自己很了解，自己毕竟是一书生，对军事根本就没有一点了解。他不是袁崇焕，因为关心边事而成了一位将军。他只不过是杨鹤，一个有点道家思想的书生而已。
崇祯皇帝一见到他就问，该如何消除陕西“刁民”？
杨鹤极不情愿地用脸色暗示自己并不想去陕西，但崇祯视而不见，依旧追问他去陕西该怎么做。君命难违，除了皇帝一言重于泰山外，还在于皇上说你行你就行。
杨鹤只好说行，但对去陕西平乱的方法，他依旧采取了“安静”的理论，他说，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事实上，他的这个回答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去陕西修身，而不是去平乱。
这就是杨鹤所说的：“当初我不想来……您偏要我来。”
当他以陕西三边总督的身份抵达陕西不久，京城就发生了“己巳之变”，他所掌管的当地驻军纷纷奉命保卫北京，杨鹤成了光杆总督。而“刁民”们也欺负这个手无大军的三边总督，陕西境内与山西同时爆发了多起民变。一时间，杨鹤胆战心惊。
这就是他所说的，皇帝把兵都撤走，他没有什么玩的了。
当初，他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告诉了崇祯，并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招抚，毫无力量对这些“刁民”实施围剿。
崇祯皇帝同意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刁民”在陕西境内的状况。首先是，作为皇帝的他一上台就铲除魏忠贤一党，然后就把所有精力都对准了崛起的后金。
他对陕西境内的“刁民”叛乱情况只能从陕西地方官员的奏疏中得到那么一点点信息。不过，他知道的一点是，这些造反的“刁民”实在是迫不得已。其主要成员就是陕西境内的农民，这些人已经吃不上饭了，并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们才起来造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崇祯皇帝认为他们不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因为只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能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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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杨鹤（2）
可是，杨鹤在实地，他知道根本就不是崇祯皇帝所想的那么简单。当崇祯皇帝将十万两银子送到陕西，希望他能让“刁民”们安静下来后，杨鹤苦笑着梳理了一遍近几年来民变的情况。
从天启末年起，陕西就不安静，首先是一批饥民、难民，他们充当了造反大军的基础，而他们并不能真的把民变推到让朝廷注意的程度。真正起作用的是叛兵、逃兵、驿卒还有落草多年的强盗。
也是天灾难料，仅在万历一朝，陕西就接连二十五年发生灾荒，天启皇帝在位六年，陕西境内几乎活不成人。这些人不造反根本不可能，他们无非是想填饱肚子。
崇祯皇帝想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把剩下的其实是反叛大军最主要的力量给忽略了。这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哗变的士兵，辽东战事巨变以来，士兵逃跑已成了稀松平常的事。这些士兵中自然也有吃不饱饭的，但大部分是因为对屡战屡败的自己的军队失去了信心。当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参加到反叛大军中来的时候，反叛大军就不仅仅是扛着锄头闭着双眼冲锋的农民了，他们有了组织，有了战役策略，有了进攻手段。
可崇祯不知道，他同意了杨鹤的招抚主张。并且跟大臣们讲，这些人再怎么闹，也是朕的子民，朕实在不忍心杀他们。
如果说崇祯皇帝这样认为是因为皇恩浩荡的话，那么，杨鹤主张招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能这样做。
他先招抚了在陕西战斗力最强的民变首领神一魁，为了表示朝廷的真诚和对这些“刁民”士兵的尊重，杨鹤居然屈尊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场面极为壮观。庆典后，杨鹤又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神一魁的士兵居然可以四处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刁民”叛乱后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而杨鹤给了他们这种待遇，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不久，这批人再度叛变，与明朝为敌。事实上，这只是个案，在杨鹤的招抚过程中，“刁民”土兵们大多都采取先投降，吃饱后又叛乱的路子。他们把杨鹤当成了一个小孩子，认为杨鹤可以随便欺负。
但杨鹤却不知道这些“刁民”想的是什么，大批一小股一小股的“刁民”来投，杨鹤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又走了，杨鹤收拾残局，又忙得不亦乐乎。
陕西境内仍旧是一锅粥，杨鹤搅来搅去，仍旧搅不开这锅粥。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自己无法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被招安后的“刁民”士兵们根本无法安置，皇上无法拿出钱来给他们买牛买犁，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去种地。这些人被招安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日子并不比以前好出很多，因为朝廷实在拿不出太多的米来给他们吃。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一旦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再要他们返回到不自由的境地去，他们肯定不干。另外，民变中的士兵本来就不善于生产，若要当兵的清闲下来，这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们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杨鹤的软弱可欺也为他们去投靠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和机会。
当朝臣们得知陕西再度“刁民”四起时，立即上疏弹劾杨鹤。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瞪着眼睛只看结果，靠了一张嘴信口胡说。崇祯皇帝自然也很是恼火，他觉得杨鹤辜负了他的好意，就像当初袁崇焕辜负他一样。
而在陕西的杨鹤似乎就要死了，他被这些“刁民”折磨得求死不能。他在这个时候居然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崇祯辞职。
崇祯回答了一句，过几天看圣旨吧。果然，几天后圣旨到达。崇祯皇帝本没有打算把他发配，但见杨鹤抱怨声不断，还要把责任推到皇帝的头上，怒不可遏，立即将其发配江西袁州，把陕西平叛事宜交给了一向以屠杀百姓闻名的洪承畴。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杨鹤对“刁民”的招抚策略失败了。但为什么会失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反叛大军并没有崇祯想得那么简单，于是，他派出了不懂军事的书生杨鹤。当杨鹤毫无信心地到达陕西后，所有该由他调动镇压“刁民”的军队又被崇祯调到北京勤王。本就不想打仗的他，当然顺水推舟，认为事情应该和平解决。他经常提到的“以静处事”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但是，当他成功地招抚“刁民”后，却发现无法安置这些人，因为朝廷没有钱。“刁民”们在大明子民和造反军队之间游走，最终又回归到了造反军队里。
书生杨鹤（3）
事实上，杨鹤的招抚政策本身就有问题，更为可笑的是崇祯居然认可了这个有问题的策略。我们来看，从崇祯元年（1628年）开始的百姓暴动就不下数起。首先是士兵王加印的暴动，然后是马贼高迎祥的造反，接着是张献忠、王子爵、张存孟、王大梁、赵四、神一元等等的揭竿而起。这些人开始造反时的力量并不大，有一些人造反完全是凑热闹，所以，一小股一小股的如张三李四王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