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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十日，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成基命鉴于形势严峻，向皇帝推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扎通州，确保京师安全。朱由检召见孙承宗，磋商京师防务大计。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认为袁崇焕过于收缩于京师外围，是消极防守，他主张布防于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因为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就可以挫败敌军进犯通州逼近北京的企图；也可以防止敌军南下香河、武清，包抄北京的南翼。
这是孙承宗比袁崇焕高明之处。袁崇焕此次增援北京，采取跟踪而不是阻击的战术，是一大错误。他发现敌军已越过蓟州向北京进发，居然指挥部队在后面跟蹑，于是乎，敌兵连续攻陷北京东面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这不能不说是一招臭棋。十一月十五日，他赶到河西务，向将领们布置前往北京的行军方案，遭到将领们的反对。副总兵周文郁说，应该迎击敌军，不应该退守北京。而且按照惯例，边防军没有得到圣旨断断不可屯驻北京城下。袁崇焕固执己见，声称：为了救君父之急，虽死无憾。
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确保京都的安全。他居然舍弃这个上策，先是跟蹑敌军，后又退守京都，在旁观者看来，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果然，袁崇焕的这种消极战术，引起住在京郊的达官贵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向朝廷揭发：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军劫掠焚烧，而不敢稍有抗击，导致城外达官贵人的园林别墅被敌军蹂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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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2）
这种对袁崇焕极为不利的舆论，被皇太极所利用，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他们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他故意引后金军队深入。此举激起京城内外民众的公愤。
袁崇焕在前往京城的途中，获悉这种舆论，上疏向皇帝引咎自责。皇帝倒颇为体谅，下旨安慰：卿驻防关外，兵力已经十分拮据，能够统兵前来，实属不易，希望一心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皇帝如此宽容，袁崇焕顿时安心不少。
不料，情况突变。十一月十七日晚，袁崇焕率军抵达北京的广渠门外，而后金军队也随之来到京城外围。第二天清晨，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人们争先恐后地传言：袁崇焕故意招引敌人。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载了当时的一个细节：兵部尚书派沈文学前往袁崇焕军营试探虚实，沈文学对袁崇焕说：皇上对你有知遇之恩，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辜负朝廷。但是你的军队驻扎在城外，民众怎么识别你的忠诚？言官们含沙射影的弹劾，可以使你失去皇上的信任。况且你先前杀毛文龙，人们已经有所疑心，希望你立功自赎，如果稍不尽节，人们将会把你碎尸万段。
从这段谈话可知，朝廷上下对袁崇焕已经有所怀疑，埋下了日后悲剧的因子。而促成悲剧上演的是皇太极的一个阴谋。
皇太极的这一密谋，其实并不高明，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具体策划者是后金的高官范文程。在攻下遵化后，他向皇太极进献密策，实施反间计。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嘱咐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是皇上（指皇太极）的计策。刚才看到，皇上单骑冲入袁崇焕军营，有两人前来交谈。大意是与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以马到成功了。第二天，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杨某立即进宫，把偷听到的情报报告给皇帝朱由检。
而这一切袁崇焕当然是毫不知情的。他正在广渠门率领总兵祖大寿，与敌军展开一场殊死战，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已经获悉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情报，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也为了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人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袁崇焕虽然并不知道皇太极的反间计，但鉴于兵临城下的危局，颇感自咎，心中忐忑不安。接到皇上的召见令，做好最坏的准备，穿着蓝布衣服戴上黑色帽子进宫。见到同僚，极力夸张敌军势不可挡之势，企图迫使朝臣提出签订城下之盟，促成敌军撤退。他甚至扬言：他们来此就是要做皇帝，已经预定某一天登极。在一片惊讶疑惑声中，户部尚书毕自严大为失态，舌头伸出久久不能缩回。见了皇帝，他又强调局势危急，朱由检顾左右而言它，拒不表态，一味对众将领表示慰劳，并且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向他征询战守策略。袁崇焕提出，连日征战兵马疲惫不堪，希望进城修整，朱由检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看来皇帝对他已经有了戒心，只是没有流露出来而已。
经过此后几天艰苦的战斗，皇太极无心恋战，主动撤退，京城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己巳之变”的危机终于烟消云散。
袁崇焕被捕入狱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检作了一系列布置，任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负责北京的九个城门以及皇城（紫禁城）的防务，司礼监太监李凤翔负责指挥忠勇营、京营的军队。显然，这是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以防不测。做好这些准备后，他下令召见袁崇焕。
袁崇焕这时正在指挥军队追踪敌军。听到太监传达的圣旨：皇上召见，议论军饷事宜，立即丢下军务赶往宫中。由于上次召见皇上一如既往的信赖，所以袁崇焕不再有惶恐的心情。同时应召的有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将领。当他在太监引导下来到平台时，满桂等人已经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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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3）
朱由检直截了当向袁崇焕提了三个问题：杀毛文龙、敌军进犯北京、故意击伤满桂。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杨太监听来的皇太极与袁崇焕有密约的传言。他把先前的杀毛文龙与今日的带兵逗留京城，一并与“密约”联系起来。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并没有什么“密约”，听了这三个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朱由检以为他默认了，就命满桂脱去衣服显示所受之伤，那意思是指责袁崇焕蓄意而为。其实，当时满桂在城北激战，袁崇焕在城南激战，互不相干。皇帝的意思是，袁崇焕与敌人既有“密约”，故意击伤本方将领。
袁崇焕没有声辩，朱由检也没有继续审问，就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的士兵一拥而上，把袁崇焕的朝服脱去，押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投入镇抚司监狱。皇帝的这一决定，让朝廷内外的人们感到震惊，太出乎意料了！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获悉此事后，“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这大概是一般大臣的普遍心态，皇帝的做法实在过于草率。
当时在场的袁崇焕爱将祖大寿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亲眼目睹顶头上司被逮捕的情景，大为惊讶，以至于浑身战栗，举止失措。这对于一名血战沙场的骁将而言，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反应。在一旁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细心地观察到了祖大寿的“心悸状”，立即顿首请求皇上慎重慎重再慎重，并且说，敌人还在城下，不能逮捕最高指挥官。皇上不听。其他内阁大臣也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朱由检回答道：“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出来，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摆到桌面上，作为定罪的根据。因此他为逮捕袁崇焕作出这样的解释：朕把辽东事务托付给袁崇焕，他身为督师，对于胡骑如此猖狂，事前一点都没有预防，导致敌军深入内地，虽然日夜兼程赴援，但坐误战机，功不抵罪，暂时革职，听候审查。
理由固然冠冕堂皇，但是难以掩盖严重的后果，袁崇焕被逮，各路“勤王”将领由谁来统领？朱由检的办法是，提拔大同总兵满桂总理军务，节制各路“勤王”之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没有考虑到辽东将领的逆反心态。
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看到了这一点，在十二月初二日向兵部尚书梁廷栋及时提醒：敌人势力还很厉害，辽东军队没有了主帅，不是战败就是溃散。今日的上策，只有释放袁崇焕来维系军心，让他立功自赎，既可以夺敌人的魂魄，又可以保存辽东的劲旅。
梁廷栋不以为然：辽兵有祖大寿在，不至于溃散。
余大成说：哪里有鸟巢倾翻雏鸟可以保存的道理？祖大寿一介武夫，决不会屈从于这一既成事实。
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把这个意见转告了在朝房的同僚，刚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周延儒问余大成：你担心祖大寿会反叛？
余大成表示肯定，周延儒再问：几天之内？
余大成答：不出三天。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东将士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恩戴德，祖大寿又与满桂积怨甚深，袁督师被逮，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连累，在十二月初四日早晨，悍然率领辽兵东行，踏上回归宁远之路。
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的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后果不堪设想。兵部尚书梁廷栋带了余大成去见皇帝，余大成对皇帝说：祖大寿并没有反朝廷之意，只是害怕由袁督师牵连到他们。要想召回祖大寿，非得有袁崇焕的手书不可。
朱由检以为言之有理，便责问梁廷栋：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失措，事情既然可行，还不赶快去办！
于是内阁六部一行高官赶忙来到监狱，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祖大寿之所以听我的话，因为我是督师，如今已是罪人，哪里还能得到他的信任？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4）
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你只手擎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天下之人莫不佩服你的忠义，谅解你的心情。作为臣子，只要有利于国家，不惜献身。死于敌人与死于法律，究竟哪一个更值得呢？
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给祖大寿写了书信，言辞极其恳切，要他顾全大局。
朱由检立即派专人拿着袁崇焕的书信去召回祖大寿。信使星夜疾驰，终于在距离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的书信，泣不成声，全军上下一起痛哭。随军同行的祖大寿老母问明缘由，果断地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失去了袁督师。幸好还没有死，你何不立功为他赎罪，乞求皇上赦免。将士们听了踊跃欢呼，祖大寿这才下令退回北京。
朱由检闻讯，大喜过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统领辽兵的念头，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所谓“蛮子”是皇帝对广西人袁崇焕的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大学士孙承宗也在从中斡旋，一方面希望皇上对祖大寿的行动予以谅解，另一方面送去一封密信，劝祖大寿赶快向皇上检讨，表示愿意立功为袁督师赎罪。祖大寿终于取得了皇帝的谅解。
袁崇焕之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袁崇焕被逮捕入狱的消息引发朝廷上下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政治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终于使得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原先皇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处死之意，只是“暂时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中十分之六七的大臣以为袁崇焕蒙不白之冤，可是慑于皇上的震怒，不敢轻易表白。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称赞他“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身为大将，从未为子弟乞求一官半职，自己的住宅、衣食依然朴素如故。这样清正廉明的大臣，希望皇上能够从宽发落，照旧起用。朱由检答复道：等待审问明白，就命他前往边塞立功，重新起用。从中可以窥见皇帝仍旧要他“边塞立功”的心态。
遗憾的是，朝廷中有人硬要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御史史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崇祯三年（1630）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卖国欺君，秦桧莫过。”真是奇谈怪论！与蓟辽督师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大臣的份内事，居然被定性为“卖国欺君”，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胡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银子几万两，寄存在姻亲徐本高（已故内阁首辅徐阶的长孙）家中。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对事实真相，贸然下达谕旨：袁崇焕擅自处死毛文龙，与后金谈判，导致敌军进犯，是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罪状，限刑部在五天之内审结上报。
钱龙锡受到史无端诬蔑，向皇帝声辩，收受贿赂寄存徐本高家，纯属无稽之谈。皇帝不得不承认，这些原本是风闻之词，不再追究。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转移财产，事实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皇帝要处死袁崇焕的决定已不可改变。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朱由检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随即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六科以及锦衣卫堂上官，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其实，所谓“商议”不过是官样文章，是走过场的形式，主要是听取皇帝的发落。
朱由检对大臣们说：袁崇焕辜负朕的托付，一味欺骗隐瞒，为了与后金谈判，而处死毛文龙，纵敌长驱直入，顿兵不战，遣散四处勤王援军，种种罪恶，不可胜数。然后用询问的口吻问道：三法司如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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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5）
对于如此重大案件，各位大臣都不敢造次，从宽与从严都不相宜，只得一味顿首，听凭皇帝发落。
朱由检以为大家并无异议，便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至死，俗称千刀万剐。至于袁崇焕的家属，他也作了决定：按照法律，原本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现在从宽，妻妾子女及兄弟流放至二千里以外，其余人等不加追究。
内阁大学士以下的大臣，没有一个敢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一致顿首，表示赞同，表示感谢。
朱由检又追问一句：各位大臣有什么话要讲？
内阁大臣回答：袁崇焕的罪实在不可宽恕。
既然大家意见如此一致，朱由检立即命令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往监督行刑。待涂国鼎领旨退出后，朱由检振振有辞地从袁崇焕引申开来，教训群臣：诸臣欺罔蒙蔽，从无一份奏疏揭发奸恶，你们都应当洗心涤虑，多为国家考虑。大小臣等连忙叩头引罪。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草率决定了。如果说，他的死是被错杀、冤杀的，那么在场的大臣个个都是帮凶。
他的死，令人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他被押解到西市，接受磔刑，刽子手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围观的百姓立即出钱买下，不多久，身上的肉全部割完，竟然开膛破肚，取出里面的肠胃，百姓一哄而上，抢夺一空。得到一块肉的人，喝着烧酒，把肉生吞下肚。面颊上沾满了血迹，还在唾骂不已。有的人拾得骨头，用刀斧斩碎。因为这个缘故，袁崇焕的尸体可以说是“骨肉俱尽”。只剩下一个首级，还得传往长城沿线的九个重镇，警告那些将领，引以为戒。
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一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一旦有差错（这种差错本身还有很多疑问），都要死得如此之惨，只能说是国将不国的不祥之兆。呜呼！
袁崇焕死后，他的妻妾兄弟被流放到福建，财产全部充公。其实，他为官清廉，没有积累下什么财产，正如《明史·袁崇焕传》所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
袁崇焕之死毫无疑问是一幕悲剧，恐怕任何立场的人都有同感，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差错，但罪不至死。他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死敌，但是清朝人编写的《明史》并没有落井下石，往他身上泼污水。请看《明史·袁崇焕传》的评论：“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多么客观公正的议论！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是一大错误；那么朱由检杀袁崇焕便是误杀，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得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除掉了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大敌当前，本当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而不应当自相残杀。对于朱由检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以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所以《明史》要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明朝离开灭亡真的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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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1）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崇祯初年，陕西黄土高坡上民变蜂起，高举造反大旗的饥饿民众，拿起武器，与统治者对抗，搅得当局人仰马翻。朝廷上下惊呼“流贼猖獗”，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害怕承担渎职罪，畏罪自杀。一时间，陕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以“会推”的名义，把看不顺眼的耿介大臣杨鹤，上报给皇帝，要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但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点犹豫不决。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任洛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1612）被提升为御史，履行监察职责直率无忌，遭到当权者排斥，不得不借口生病，辞官而去。天启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