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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后，我没有被立刻分发到部队。那段时间我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以我家庭的关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是谈不上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求学时代（2）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时我才发现“他”竟是一位女兵。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常宁宫是古名，当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大家仍旧沿用古名，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置结婚礼堂。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我本来是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乎。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关于我先室病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成员有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通信学校校长，由徐培根将军（陆军大学校长）带队。我们往返都是搭乘美国空军运输线（Military Air Transportation Service，简称MATS），美军还帮我们在日本订了旅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待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我接到电报后，就与大使商量，向他借了一点钱，买了一张民航的飞机票，先返回台湾，其余将领仍然搭乘MATS返国。
求学时代（3）
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我的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针。
静宜有一次出国去玩，把用剩的外币放在口袋里，她也没有忌讳，结果外面又造谣，说她走私美金，因此被父亲赐死。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
吾妻爱伦（1）
静宜死后，父亲有一天告诉我：“中年丧妻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国内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你趁这个机会再去念一点书。”于是我就到美国陆军参谋学员念正规班。通常从台湾去的人都是年招训班，正规班的毕业生将来就是将校阶级的军官，招训班则是训练幕僚人员，为期四个月。另外还有一种特训班是专门为中国人创办的，有翻译训练课程，时间更短，只是去了解美国的指参教育，从台湾去的都是几位将级官，例如刘安祺、高魁元。
回到国内后，我就接触正规的指参作业。
又过了一年，父亲告诉我：“中年单身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失去家庭习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婚。”那时刚好有一个中德文经协会召开年会，邱先生也在受邀之列，刚好邱太太生病，所以邱先生就带着他的女儿（邱爱伦）来参加年会，我就是在那个场合上认识爱伦的，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往。后来爱伦到日本索非亚大学进修，该校白天以日文上课，晚间以英文上课，所以她白天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则在索非亚大学上课。
两年之后，也就是民国四十六年，我与爱伦结婚。她在赴日进修之前，我们已经订婚了。以我的状况而言，我们不适合在国内结婚，因为宴请宾客很难周到，如果稍微铺张一点，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评，而且我的朋友、共事过的好同事又很多，无法一一邀请，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结婚。我向父亲报告过之后，父亲完全同意。
我与爱伦是在日本东京郊外的一座美国籍牧师的家庭教堂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不大，与我们在士林的家庭教堂差不多，屋顶是圆的，我们的宾客都是大使馆的职员。婚礼由冯执正大使当证婚人，冯先生的女儿是全世界知名的、独一无二的女性外籍斗牛士，非常男性化。男方代表是蒋华秀夫妇，女方代表则是戴安国。婚礼之后，大使馆的四十余名名职员都参加了茶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平安度过了结婚典礼。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哥哥说：“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哥哥后来又问我：“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我说：“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说完话后，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我与牧师商量在他家举婚礼时，牧师表示热诚的欢迎，他说：“本来结婚就是对上帝负责，在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在野外也是可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在牧师家里举行婚礼。
婚礼举办之后，我与爱伦在日本度蜜月，游览日本的名胜古迹，如日光、箱根，我们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回到台北后，就举行传统的仪式，新娘子向老人家奉茶。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过程。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
四、我儿孝刚
民国五十一年，孝刚在台北出生。孝刚出生后，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家的小孩容易受社会的诱惑，被社会宠坏，人家对我们蒋家的子弟总是客气一些，最后蒋家子弟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所以孝刚自复兴小学毕业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年刚好父亲过世。
吾妻爱伦（2）
孝刚的语文能力不错，我们也没有特别教他英文，在家里看外语片时，他年纪虽小，但是听得懂英文，有时候我没有听懂的部分，反而还要问他，他就会翻译给我听。他到美国念初中（Deer field）及高中，这两所学校都非常好。学校要求外籍学生每星期用自己的本国文写信给父母，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保持自己的母国语文，做法相当不错。
他在美国念书时，有一度###分子想绑架他，作为人质，向国民党威胁。刚好约旦国王胡笙有两个儿子就读该校，其中有一个和他同班，一个比他高一班，和孝刚是好朋友，胡笙就命令四个保镖同时护卫孝刚。孝刚自己并不晓得这件事，所幸后来绑架事件也没有发生。
孝刚高中毕业后，我们准许他到欧洲旅行，作为奖励。没想到他在旅行时去报考剑桥大学，事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校原来在圣诞节前放榜，我们也托了一位朋友帮忙看榜，一直没有消息，我们非常着急，结果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朋友就打电话来报佳音，孝刚这次不但考取，而且口试部分还得以免试。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准备在二十四日晚上畅饮的香槟酒，在二十三日就用来庆祝孝刚金榜题名。
孝刚在剑桥大学念法律，这是他自己的兴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平常我灌输他一个观念，念法律科系，毕业后的发展方向非常多，可以做生意、作公务员、作教员，选择性非常多。他在剑桥大学主修银行法，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就读，取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Mster of Laws）。
孝刚念完研究所后，又回到美国，准备考纽约州的律师执照。纽约州的律师执照非常难考，考十次八次未获录取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排外心态很重，对外国学生百般刁难。我建议孝刚先在纽约补习半年，找一位好老师，一对一学习，半年以后再去考试，结果他一考便取。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英国法与美国法不同。
考取律师执照后，孝刚就在纽约当律师。我告诉孝刚：“国内很乱，而且很‘脏’，各种引诱太多，万一又有黑帮的力量介入其中，我是非常为难的。”政治压力、黑帮压力，再加上金钱压力，这些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他先在国外实习几年再回国。孝刚在美国工作五年后，于前年（八十一年）返国，现在在台湾当律师。这次我生病，幸亏他在台湾，即时决定开刀，救回我一命，实在是一大功劳，如果他的决心下得不够确定、也不够快，我的生命也早就结束了。
孝刚已经结婚，育有一女，今年（民国八十三年）四月再添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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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一师（1）
（一）分发报到
民国三十年初，何应钦将军带我从重庆到西安报到，我们从重庆坐何将军的飞机到西安，亲手把我交给胡宗南将军分发。当天夜里，我们随何上将坐陇海线往潼关方向走，第二天一大早到了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我跟着何将军一起去，也算是视察团里的一员。夜里一点半钟，我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事实上我们视察部队集合讲话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钟，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点半就吹起床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四点钟起床，营告诉连三点半起床，连起床后要打扫环境、整理内务，集合部队时要从连集合场到营集合场，再到团集合场，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一点半钟起床了吗！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开始讲话，天由朦朦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将军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我心里想，他们一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我开始怀疑为了一个长官去讲话，用这种方式来消耗部队的做法是否适合。
接着我跟着何将军去视察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该校位于西安王曲，名为武典坡。就像平常一样，中央大官一来，先是部队集合，视察官站在台上，指挥官报告人数后举行阅兵，我们就上马去阅兵。我是跟着他们去的，而且我是小少尉，当然排在最后，他们先挑老实的马，把不好的马留给我。每一匹马都有一位马夫牵着，这是相当不好的习惯，长官骑马，前面还要有一位马夫牵着，实在没有道理。我上马前一定会先紧一紧马肚带，那位马夫就说他已经紧过了，结果我左脚踩着马镫上去后，人虽然上马了，但是马鞍却掉到马肚底下去了，我骑在光背马上，那匹马也受惊了，就前仰后翻的跳了起来，我就用右手抱着马脖子，左手伸过去抱着马头，把马头拉过来，在马鼻子上一拧，情况就控制住了。然后我翻身下马，重新把马鞍放好，把马肚带紧好，然后飞身上马，追上前面的队伍。当时所有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后来我把马控制住后，他们纷纷称赞我的骑术。从这件事情我又对中国军队多了解了一些。
何部长走后，胡宗南将军带我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西北部队所藏的军械，好比三国时代，蒋干过江之后，周瑜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看仓库，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熊惠权熊副官陪我去的，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我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我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他想了半天后回答我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我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我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我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后来我也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予我的初步印象。
（二）少尉排长
民国三十年五月，胡宗南将军派我到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当排长，地点在赤水。接到命令后，我就搭火车到赤水，随身只带了一个铺盖卷和一个暖水瓶。当时师部派副官处处长来接我，我下车后，他要替我拿铺盖卷，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阶级观念也是很重的，我只是一个小少尉，人家是上校，怎么让他替我拿东西。结果他抢着要拿我的暖水瓶，我说我自己拿就可以，可他非要抢抢夺夺地从我肩上拉过去，结果这么一拉一扯之下，暖水瓶的另一头撞在火车上，当场水瓶里的水哗啦啦地流下来，暖水瓶也摔坏不能用了。所以我是空手到差。
陆军第一师（2）
出了火车站后，他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稍微知道一点。他也准备了马，又问我还有没有行李，我说：“没有，就我光身一个。”他说：“军中有毯子，没有关系。”我心里想：军队里吃、穿、睡总是不用发愁的。我们就先骑马到师部报到，当时师长是李铣洲。途中经过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小桥，小桥下有一个妇女在洗衣服，她拿了一根棒槌捶衣服。我们走在桥上时，刚好那位妇女左手拿着白色的衣服，右手拿着棒槌捶下去。马一听到声音，受到惊吓，大叫了起来。那位妇女也受到惊吓，手里的衣服就往上一搧，马更为害怕，竟站起来了，那位副官处长也因此摔到桥下。幸亏那座桥不高，而且溪底已经没有水，只有湿软的土，我就赶快把他的马拉住，并且把他拉起来再骑上马。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这些马根本不配作为军马，而且那些骑马的人对马也毫无调教，连棒槌都怕，到了战场上听到炮弹声音怎么办？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感慨，国军的第一师算是最好的了，对于马术的训练竟如此糟糕，真是“军官无骑术，军马无调教”。后来我当了营长之后，胡长官送我一匹马，这匹马刚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