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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战士们又冷又饿地睡了一晚上。当时刘月生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几个警卫排的战士跟在部队最后担任收容工作。有一次，他们看到路边一个小高地上，有一个帐篷还支撑在那里。刘月生奇怪，想太阳都出来很长时间里，怎么他们还不出发，于是带着战士跑过去看，才知道二十多个红军全死在帐篷里了。据刘月生猜测，那些战士可能是太累太虚弱了，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部队这样走了十几天，才走到阿坝。到了阿坝之后，情况也不见得好。粮食已经吃完了，青稞也被前面的部队收割完了。刘月生和另一个干部一商量，跑到地里去拾青稞穗子。饿了就把青稞放在瓦片上，烤熟了吃。连续拾了三四天，弄到了不到40斤的青稞，磨成炒面才七八斤。但他们就是要靠这点粮食吃一个月，才能走过雪山、草地，这实在太难了。从甘孜出发后，他们每天宿营后，第一个事情就是找野菜，用水煮了后，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一些炒面。当时红军战士中，再好的关系也不接受别人的炒面。因为谁都不够吃，如果一个人吃，可能还能活下来，如果分给其他人，那两个人都活不了。刘月生看到一路上全是红军的尸体，左一个右一个，好多都是极度虚弱死掉的。有一次，刘月生在过一个小山时，遇到了突然刮起的大风和冰雹。刘月生感到鼻子好像突然被堵住了，怎么也呼吸不了，怎么提脚都提不起来，也走不动，眼睛看东西是虚的，想把雨伞打开的力气都没有。刘月生就对指导员说想要休息，但指导员坚决不同意。马上和连长两人上来架起刘月生，硬拖着刘月生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后，刘月生缓了过来。其实，刘月生知道，当时好多红军战士，坐下去以后再也没有能够起来。
刘月生采访手记
SMG电视新闻中心记者陆薇薇
到北京采访刘老爷子之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顶真的人，因为，他的秘书提早了一个星期让我把采访提纲发过去，说老爷子要好好准备准备。我心里其实挺犯嘀咕的，因为根据经验，凡是上了年纪，尤其是很大很大年纪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的采访提纲，他们的记忆是模糊的直线型，自顾自地就能把事情说开了去，拉都拉不回来。可是，见了老爷子，才发现，他是真正认真的一个人，特别是对于自己，对于那段历史。因为我发现，老爷子手里拿着的就是我的采访提纲，上面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的字，他的顶真和对于这次采访的重视程度很让我汗颜。采访很快就开始了，军人的特质就是他完全明白自己的任务，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接受媒体采访，对于一个有着70多年从军经历的老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老爷子还是保持着战地的习惯，把靠背椅子当成了板凳，随手把裤管袖子卷了起来。一开口，他就立刻像换了一个人，声如洪钟，滔滔不绝。他的记忆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清晰，所见、所闻、所为，还有身边战友们的心绪和作为，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刚开始西征离开苏区的不舍，还是被敌人围追堵截时候的窘困。说到部队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老人的声音低沉了下去，而说起肖克用智谋战胜了飞机的时候，老人像个孩子般大笑了起来。趁着老人说话的当口，我在他家屋子里闲逛，房子很大，却几乎没怎么装修，每个屋子都很昏暗。刘家奶奶特别热心，切了西瓜说让我们解渴。西瓜是沙瓤的，特别甜。我们吃得开心，老人却一口没动，自顾自地在一旁整理一些菜皮和粮食。我问她这些东西派什么用，烧什么菜。老人笑了，说，都是菜场收摊剩下的，人家都不要了，她捡了回来，给猫吃。因为大院里挺多的野猫，她觉得那些猫没东西吃特别可怜，所以，就不时给他们准备些吃的东西。整理完了菜皮接着整理小米，难不成猫咪还要吃小米粥么？刘奶奶说，那是家乡人送给她的礼物，因为她在家乡办了所希望小学。房子太潮，她就只能找来各种罐子和可乐瓶把小米装起来，送朋友或者邻居。我奇怪了，难道家乡人不可以送些其他的东西来表示感谢么？刘奶奶说，她不让。虽然她是出钱办学校的“大老板”，但是每次去学校，她都坚持不和当地政府官员甚至学校的老师校长一起吃饭，“你知道么，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把钱花在除学生之外的任何地方了”。我无语，将军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么？我跟刘奶奶说，过会儿我们还要拍一些镜头，让奶奶陪着刘老爷子上院子里散散步，没想到，刘奶奶突然扭捏起来了，说要去换身衣服。我偷笑，女人还是爱美的。无论她多大的年纪。刘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身衣服穿了快20年了，边啊角啊都磨破了，怕你们拍出来镜头不好看。我留心看了下，的确，我又无语。离开刘老爷子家的时候，老两口送我们到了门口。老人们的热情和热心让我们不断地握手，告别，再握手，再告别，似乎大家都希望离别来得越慢越好。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次的告别之后，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来拜访这些历史老人。而对于老人来说，这一次的告别之后，不知道还是否有机会等来下一批的听众。也许，纪念长征，记录历史的悲哀和快意尽在这里了。
苏区“红孩子”
1949年10月1日16时，当17架飞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上空飞过去的时候，飞行编队的隆隆机声和地面数十万人群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大家都为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而激动万分。方槐就是当时这支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长机。
方槐全家合影说起方槐，得从红军长征开始。方槐出生于1917年，原名赖芳槐。他的家乡在江西于都，那里是红色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红军到来之前，方槐家里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间房屋。租种地主的四亩地，每年收获的四成要交给地主。祖母改嫁后，方槐的父亲跟着过去，借了一间房子住。家里欠外债100多块银元。从小，方槐就帮着家里干些活，不过，方槐念过两年书。课本自然是《三字经》一类的书。除了能够认识些字以外，方槐觉得自己没什么别的用处。社会上的事不知，自然科学更谈不上，数理化更没有。方槐的命运在12岁那年改变了。那年，方槐的家乡被红旗插遍了。于是，方槐也就加入了儿童团。在于都，有许多像方槐一样的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跟着红军起来闹革命。当地老百姓都管他们叫“红孩子”。当时那些儿童团专门负责破烟馆、赌馆，而当地赌鬼烟民最怕“红孩子”。那时候的方槐，其实还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是后来，方槐也渐渐懂了。他知道苏维埃是人民的，是老百姓的政府，是穷人的政府。他知道，家里分的土地比原来租的地还多，欠的债也不用还了。把地主的田地分出来，就叫土地革命。方槐还知道了苏联，知道苏联好得很，种地有机器。虽然方槐不知道什么是机器，但是觉得好，因为有了机器，耕地不需要人了，机器会耕。于是，方槐脑子里就一直想，这个机器耕田怎么耕啊？还想将来我们自己也有了会耕地的机器，那该多好啊。另外，方槐还看到，老百姓看到红军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红军打胜仗了，老百姓都高兴，都来慰问红军。于是两年后的1931年，方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又过一年，方槐就加入了红军，成了红军的一名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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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多轶事
长征开始了。中央红军长征时要越过广州至武汉的粤汉铁路。农村出来的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没见过铁路、火车，认为世界上还有用铁铺的路，感到十分奇怪。白天部队进行动员，说晚上要过铁路，宣布了几条纪律：手电要把电池取出来；不要大声说话喧哗；自身携带的物品要整理好，水壶、刺刀等不能碰撞出任何声响；不准打火把；不准掉队……深夜，部队开始通过铁路，有的人发现了，就去用手摸一摸铁轨，才知道铁路就是两根铁条放在木头上。更多人的则没有发现，过了铁路之后，不断地有人小声问身边的人：“怎么还没过？”方槐以前见过铁路，在一旁听了觉得真好笑。知道的战士就说：“你傻蛋，早过完了。”得知已经过完铁路了，一些战士觉得十分不甘心，竟然偷偷跑回去，摸一摸。那些没有跑回去的人则始终觉得很遗憾。转眼部队要过草地了。松藩战役之后，在毛儿盖，部队开始动员，说要准备10天的干粮。可是干粮哪里去弄？方槐所在的小分队分了几个组，三四个人一组，到地里头去，把老百姓漏掉的青稞，一颗一颗捡起来。有的战士到山头摘野果。摘之前，还要自己先尝一颗，觉得没问题，才摘。这还没有完，这些野果拿回营地，还要晒干，要用火烤，才能算作干粮。另外，部队后勤部门也要到老百姓家里去买点粮食。这样才算是把过草地需要的干粮备齐。湘江战役失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改变了原先要和2军团和6军团汇合的计划，转而向贵州进军，所以要过乌江。1935年元旦过后，红2师4团打先锋，向乌江进军。方槐到现在还记得，乌江地势险恶，像个大山沟一样，两边都是石头，江水湍急。红四团分成渡桥突击队和架桥的工兵部队。突击队袭击守渡口的敌军，工兵部队就架桥。经过两三天的战斗，红4团强渡乌江成功，立了一个大功。方槐所在的卫生部野战医院随后跟进，那时候，战斗已经结束。过江时，方槐看到两岸尽是悬崖，他们从岸上向渡口行进，都是从陡峭林密的石头中开凿的石级顺级而下。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渡口。过江后又爬了一个多钟头才爬出“一线天”。
方槐红军占领遵义后，方槐所在的部队进至桐梓。他们的野战医院住进贵州军阀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这是长征路上方槐住得最好的一次。但是方槐奇怪地发现，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原来昨天晚上1军团的部队住在这里，很多战士没有见过电灯，拿烟在灯头上点烟抽，点了半天也没点着，气得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骂道：“妈的，看你着不着！”结果把灯泡打碎了，引起一阵惊慌。第二天早晨，部队出发时，有的战士觉得灯泡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于是就把仅存的几个灯泡拧下来带在身上，说是以后夜间宿营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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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惊醒敌人近在咫尺
1军团过了贵阳后，方槐所在的机关的战士，三天三夜都没有正式吃饭、喝水。方槐还和战友说着玩，说饿一天两天，开始一天有点难受，到了第三天就不太难受了，习惯了。而更要命的是没水喝，渴得嗓子像是在冒气，那时真难受。有一回方槐的包里有个咸蛋，虽然饿得发慌，可是因为没水喝，他一直都没敢吃。到了云南边界，遇到很小的一股泉水，林彪、左权要部队短暂休息，方槐接了一杯水，这才把咸蛋拿出来，和3个同志一起分吃掉。饿肚子很难受，口渴比饿肚子还难受，最难受的是瞌睡。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了，部队日夜连续强行军，睡觉成了红军战士最奢侈的要求。那时每个战士心里想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如果能睡上一觉就好了。行军时，方槐闭着眼睛也能走路，但是走着走着，就撞着别人了。站着也可以睡着，坐着就更不用说了。行军途中，让方槐感到舒服的是，住了一次牛屎铺的房子。因为草地没有砖，方槐就和战友们用树杆子、用牛屎铺地，住进去之后，方槐觉得比营房也不差。但就是住牛屎铺地房子的舒服也是短暂的，行军途中，更多的是危险。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他们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都睡着了。就在这时，有敌人偷袭，红军医院那些睡着了的医护人员，担架队员，伤病员被惊醒后，就拿起扁担当武器，和敌人搏斗。半梦半醒之间方槐突然听见有拼刺刀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敌人已经距他不到20米了。方槐一脚踹醒了睡在旁边的管理科长，两人起身就跑，结果科长的屁股上挨了敌人一刺刀。伤口因为浸水发了炎，无法再跟部队前进，被寄养在老乡家里，从此，方槐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科长。方槐回忆，他所在1军团野战医院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1200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00人。他是这200名幸存者中的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方槐还没有到机关，而是在作战部队当班长。方槐当班长虽然只有10来个月，但打的大大小小仗，却记不清了，那段时间，方槐班里有四五个战士牺牲了。这些战友中，方槐还清楚的记得班指导员，一个姓徐的湖南人，是方槐入党介绍人。有一次方槐跟敌人拼刺刀正紧张激烈的时候，徐指导员扑上来救方槐，自己却被敌人刺了一刀。送到医院，徐指导员因为伤势过重，还是牺牲了。另一个也是方槐的战友，叫何德林，是湖南平江人，店员出身，平时和方槐的关系很好。部队过草地的时候，方槐最后一次见到何德林，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方槐就守在何德林身边，一直到战友去世。之后，方槐找地方，挖个坑，把战友埋了。还有许多战友，方槐已经不再记得那些牺牲的战友的名字了。
远赴新疆学飞行
1937年底的一天，方槐正在抗日军政大学五队上《中国革命问题》的课，校政治部突然来人打断课程，宣布24名同学马上到卫生队检查身体，这里面就有方槐一个。这一年他20岁。大家议论纷纷，在那个年代检查身体非常少见，肯定是有什么大事，最好是能去前线。几天后，方槐接到通知，要他去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要找他谈话。陈云是党中央派到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当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是个投机者，很会随风倒。由于新疆紧挨着苏联，他为了讨好苏联，得到斯大林的武器，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很友好的样子。斯大林在迪化（乌鲁木齐）帮他办起了一座军事学校，还有一个航空队，盛世才同意延安派人入校学习。陈云向中央建议，利用新疆的环境和条件培训一批航空技术人员。陈云一一询问方槐的基本情况后，拿出一份《解放日报》，指一篇文章让方槐读，以此来考察方槐的文化程度。读完后，陈云说，还不错，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接着陈云才透露，“党中央决定不久的将来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红色空军。西路军突围的同志已经选了一批，现在要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选19人去新疆学飞行，你是其中的一位。你们就是我们党未来红色空军的种子。”方槐说，坚决服从命令，只是怕文化程度太低，学不好。陈云听后笑了起来，说：“我在苏联时，问过一位飞机师，文化水平低的人能不能学会开飞机？那位飞机师的回答是，‘只要不是石头，就可以学会开飞机。’你不是石头，是从战争中长大，还当过红军青年部长，能看懂《解放日报》的文章，相信你一定能学好……”方槐走出陈云的办公室时心里想，长征路上每当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横行霸道时，大家总是骂，“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这些杂种不可！”现在党要我“飞上天了”，我一定完成学习任务！
1955年方槐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学员成立了学习互助组，课余时间文化程度稍好的给后进同志补课。红军学员极少休息，吹了熄灯号后，许多同志还在教室里学习。值班军官发现这些挑灯夜战的学员，三番五次把他们赶出教室。无效后，就以“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为由，把教室总电门关了。红军学员只好回到宿舍，点起蜡烛苦学。就是这样，红军学员通过了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在良好以上。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包括方槐在内的25名红军战士，第一次飞上了蓝天。但随即风云突变，1942年4月，斯大林忙于抵抗希特勒，盛世才以为布尔什维克要垮台了，阴谋杀害了倾向苏联的亲四弟盛世骐，一头钻进蒋介石的怀里。9月17日，盛世才突然派出大批武装便衣特务，将八路军新疆代表处团团包围，拘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方槐等学习飞行的红军学员也被关押在盛世才公署后院的教导连。5个月后，方槐他们被转移到另一处地方继续关押了一年半。1944年11月，敌人把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关进了真正的监狱，并且没收了所有随身物品，分别关押。方槐等6个人被关在12号牢房，牢房只有一个用铁条卡死的小窗口和一个送食物的小窗口可以透进一点光亮和空气。6个人在窄小的铺上只能侧身而卧，铺上有成群的臭虫、跳蚤，屋角放着一只便桶，时刻散发着熏人的臭气。盛世才这个投机者，在杀害了陈潭秋和毛泽民之后，为了给他对共产党的迫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开始对红军学员进行逐个审问，逼迫他们承认“受人领导阴谋推翻新疆政府”。虽然遭受了严刑，但是没有人屈服。一张集体讨论过的《绝食声明》送到敌人监狱长手里。当绝食到第3天深夜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别的号房里有人喊，日本投降了！方槐等人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听到这个消息，不知哪来的力气，全都蹦了起来，高声欢呼。绝食到第7天，方槐被单独关起来，他瘫在床上，只感到周围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方槐回忆说：“我已经准备死在敌特的枪口下，有了死的决心，就没那么害怕了，情绪也安定了。”当天深夜，隔壁牢房的战友告诉方槐，可以复食了，敌人已经答应了条件。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131名男女病残的共产党人，于1946年6月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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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飞临天安门
1949年8月，朱德和聂荣臻主持在京部队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的事。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列席会议。航空局指定方槐做空中受阅计划，方槐找了几个人，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计划搞起来了。一共搞了18架飞机，多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飞机将分成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