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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主席才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
采访工作照一场完毕，主席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我们不会。”“啊啊，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主席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主席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你们健康。”主席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总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王定烈采访手记
SMG电视新闻中心记者陆薇薇
王定烈老将军是我们长征栏目开机后采访的第一个老人，可以说，在见到他之前，我对于长征军人的印象完全是片空白，而对于长征的印象也仅限于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几页记载。空军大院中的一个独立小院落里，院子里有一片菜地，我们去的时候天气还很冷，菜地里荒荒的。但是定烈老人很骄傲地告诉我们，经过他的打理，一到夏天，菜地里一定是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老人刚过了88岁的生日，身体很健硕，说话也很大声。对于长征，老人的记忆其实并不那么清楚，他喜欢自顾自地说自己记得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而且一定是从头说起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听老人娓娓道来。现在，我已经很难记起老人说过些什么，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老人对于历史的珍藏。采访过后，老人特地拿出了一套灰色的军装和军帽。军装很新，老人说，那是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之后发给老红军的，他特别收藏了，有机会就拿出来穿一下，感受一下当年的戎马倥偬。不过，他也舍不得多穿，怕衣服弄脏了或者弄皱了，老人说，当年的款式现在很难找呢。老人执意要穿上军装，执意要穿上草鞋。他说，天气好的时候，他会穿着草鞋到院子里走走。我不知道穿草鞋是什么滋味，不过鞋底看上去十分粗糙，想来穿着一定不怎么舒服。老人很认真地在镜子前面整理自己的军装，当年在长征的途中，后有追兵，前途渺茫，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军装，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穿着军装是什么模样。不过对于他来说，舒服不舒服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当一个人挨过所有的战斗、饥饿，还有比之更加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活到今天，从容不迫地讲述经历，以告诫后人，这样的人对于舒适、奢侈早已看淡，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了生存之道。正如老人所说，经百战之后，他从地狱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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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父亲闹革命
当红军长征变成举世闻名的壮举之后，很多年过去了，还有两名当年走过长征的姐弟，不知道自己曾经走过长征。71年前，1935年的3月，邓秀英、邓秀英的父亲、大哥、母亲、弟弟邓玉乾、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一家共八个人，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邓秀英姐弟这八个人当中，邓秀英才13岁，比她小的是她6岁的弟弟和一个3岁妹妹。这个妹妹不久就出痘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回到了四川省通江县当农民，他们还不知道，当年他们走的是长征路。而当年，他们也从未想到，那条没有走完的长路将从此改变他们的一生。邓秀英和邓玉乾分别出生于1922年、1929年。他们的父亲邓心科，早在1932年就已经参加红军，编入红73师（后整编为31军）。邓秀英开始长征的时候13岁，但她“当兵”的时候，还只有11岁。那年她加入了童子团，替红军站岗放哨。姐弟俩虽然是老革命，但他们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31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一开始，在红军入川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是败家子。乡亲们都认为父亲邓心科是个败家子，不事生计，只知道赌博。长征前的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江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父亲的身份才公开，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的掩护。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邓秀英加入了童子团。替红军站岗放哨，检查路条。邓秀英还记得，红军是伴随着歌声一起来通江县的。红军唱的歌很多，有打仗唱的歌，有骑兵唱的歌，也有打巫山唱的歌。一直到今天，邓秀英的心里还是记得起这些歌。入川的红军还连连打胜仗，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
姐姐背着弟弟去长征
这些都是姐姐对当年的记忆，弟弟邓玉乾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离开故乡，来那些“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但是姐姐知道，如果不长征，他们全家早给杀光了！那时候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有一天晚上，一个叫王绍怀的地主，闯进乡长的家里，把乡长杀了，这还不算，还杀了两个妇女。其中有一个是邓秀英的大姨妈，乡长则是邓秀英的大姨父。所幸的是，两个小孩躲在床底下，逃过一劫。乡长住的地方和邓秀英家就只隔了一条河，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知道幸亏当时天亮了，否则就轮到邓秀英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一直到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作为家属随部队长征。在通江县，不止是邓秀英一家，很多人家和邓秀英家一样，也是一家一家的人跟着红军走，当时通江县据说有两万多人，基本上都走了。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邓秀英的妈妈背铺盖，邓秀英则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体重已经不轻。但没办法，再重也要背着弟弟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身高不到1米30的邓秀英身上。就这样，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背得邓秀英肩膀也痛，脚也痛，腿也痛。下雨的时候背，天晴的时候就让弟弟下来走两步，走一会邓秀英再背。从白天背到晚上，从天黑背到天亮，因为夜里也要行军。
邓秀英姐弟说来也怪，6岁的弟弟却很听话。打起仗来，子弹呼啸，枪声阵阵，邓秀英叫弟弟不哭，弟弟就很听话的不哭。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捂弟弟的嘴，生怕他哭出来，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背着弟弟过草地很苦，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更叫邓秀英担心的是，那些乌鸦比她弟弟小不了多少，邓秀英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省事特别晚”的弟弟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邓玉乾以为妈死了，就趴在母亲身上放声痛哭！邓玉乾清楚地记得，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秀英说，那叫“送火”。“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父亲走了，可走了的亲人，不光是父亲。一家八口长征，途中，3岁的妹妹夭折了，一个哥哥，还有一个侄子，都在草地里死了。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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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散失流落藏区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一次次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姐弟俩都记不清了。邓秀英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3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带到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那里还有3个年轻姑娘，是红军医院的护士。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邓秀英跟前，问邓秀英会不会放牛，可他说的是当地话，邓秀英听不懂，那人就伸出两只手在头上装牛角，还摆了个赶牛的架势。这回邓秀英猜到了他的意思，就点点头。于是，买主就准备把邓秀英带走。可邓秀英不愿走。她想自己就是死，也要和妈妈弟弟死在一起。然而，买主“像逮只小鸡一样”，把她拎走了。走出好远，邓秀英还听得见妈妈和弟弟在哭。留下来的弟弟和母亲更惨，干不了活的人，没人买，就要被扔到河里去了。土匪端着长枪，赶着母子俩往河里走，要实行“水葬”。母亲把邓玉乾背在身上，齐胸深的冰水里站立不稳，稍一停步，子弹就在左右射起水花。紧要关头，一位路过河边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怜悯，出钱买下了母子俩。走上岸，母亲“扑通”一下给老人跪下，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抱起儿子失声痛哭。除了母亲饿晕那次，邓玉乾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爷爷，他叫单木果。好心肠的藏族老人单木果买下了母子俩，却无力维持生活，只好把他们卖给一家头人。在头人家，母子两人觉得那家人也还不错。母亲不分昼夜干活，邓玉乾则上山放牛，因为个子矮，得戴上一顶高帽子，那样，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见人。从那时候起，邓玉乾不再叫邓玉乾，改了一个藏名叫丹增。母子3人，身在两处，不知对方地点，亦不知生死。而邓秀英，被人从一家卖到另一家，被主人取名“邢措”的邓秀英不知给多少个头人当过奴隶。他们把邓秀英当牲口使用，天晴下雨打霜下雪都要上坡种地，稍有不是就打。邓秀英几次逃跑想去找母亲和弟弟，都没有成功。一天，她从一个头人家跑出来，刚跑不远，就被头人的儿子逮住了。他一个巴掌，把邓秀英打倒在荨麻丛里，脸上和手上顿时起了红泡。因为被打，邓秀英的两只手已经严重变形，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年复一年，邓秀英在折磨、逃跑和更多折磨的循环中挣扎，而此时她的弟弟，正面临着更大的危险。邓玉乾16岁那年，一个藏胞偷偷告诉他，主人要杀他了。当地的规矩是，外来的成年男子要杀掉，妇女小孩不杀。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叫邓玉乾立即逃生。几天几夜，邓玉乾走到了阿坝城。想着“庙子里没人敢惹”，他走进了一个看上去挺大的寺庙。苦苦哀求下，住持收下“丹增”在庙里打杂，“冬天扫雪，夏天扯草，还发给茶叶、酥油”。
弟找姐姐泪花流
两三年后，邓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过牛的那家附近，趁着母亲下地干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坝”。母亲便在阿坝城里找了个人家帮工。找到妈妈不难，但姐姐在哪里呢？邓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长袍，在同姐姐分开处的方圆几十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在门外头砍柴的邓秀英看见一个喇嘛走过来。再仔细一看，居然是自己弟弟！那时，姐弟俩分别已经整整7年，但邓秀英还是一眼认出了弟弟。邓秀英至今还觉得弟弟能找到自己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1952年，解放军开进阿坝。邓玉乾的庙里住进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听别人说是从北京来的。但已经听不懂汉话的邓玉乾，不敢问这些解放军是来干啥的，更不敢告诉他们，自己曾经是红军。邓秀英记得，解放军是在“青稞割了”的一个晚上到的阿坝。听到这个消息，邓秀英一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阿坝城里看母亲。母亲一见女儿就哭了：“红军来了……”身着藏袍的邓秀英这才慢慢地说起了汉语。“我告诉他们，我姓邓，我是红军！”流落藏区十几年，邓秀英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红军身份。没过几天，县委来人叫邓秀英去一趟。他们给邓秀英换下藏袍，让她当通司（翻译），帮他们工作。于是，邓秀英成了阿坝县政府的藏语翻译，当上了一个月53元工资的国家干部。跟随解放军工作组下乡，邓秀英找到了再当红军而且是“正规军”的感觉：10多个人背着枪，走乡串户，搞宣传、发救济款、发衣服、发农具。藏语翻译邓秀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怕，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1954年，32岁的邓秀英结了婚，丈夫何朝甫，是同解放军一起进阿坝、“背电影放映机”的支前民工。弟弟邓玉乾入了公社，赶马车跑运输，还被评上了社里的“劳动积极分子”。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亲思念故乡，执意要回老家。邓秀英只好退了职，全家回到通江县新场乡。回老家后的日子并不容易。参加红军时全家惟一留下的弟弟独占了三间老房子，姐弟俩和母亲不得不白手起家盖房子；邓玉乾完全不能适应四川的语言和饮食，一度想回到阿坝去；邓秀英的大儿子21岁时肠梗阻病死，二儿子结婚后对老人不闻不问，最后干脆搬家到了别的村……邓玉乾终身未娶。1971年，邓秀英把三儿子过继给弟弟当了养子。两家相隔仅100米。孩子们说，平时两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对方端一份过去。
记者手记：向老区致敬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白瑞雪
那个炊烟袅袅的傍晚，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身高1米50的邓秀英佝偻着站在田间小路上，一边向我挥手道别，一边一把把地抹泪。直到我们的汽车已经开出一段，老人还保持着守望的姿态……2004年赴川北寻访健在老红军的那个夏季里，我把每次采访都当作人生中的第一面和最后一面。毕竟，他们都是迟暮老人了。两年来，却不断从媒体朋友那里听说邓秀英姐弟和鲜正学的消息。他们成明星了，在各地赶来的电视台、报社记者面前，他们一遍遍地诉说往事，鲜正学更是一遍遍地耍弄竹棍，就像当年在西征路上挥舞马刀一样。他们都是我在四川通江农村寻访到的老红军，而我们关于长征的对话对于彼此，都是第一次。在这之前，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不知道，平凡一生的父母在70多年前的那次远征里，竟有着这许多的浓墨重彩。我想起了在邓秀英家吃的那顿午饭。不管来人是谁，老人一定要留你下来吃饭。在她看来，这一点远比采访重要。一张黑色的四方木桌，土碗摆了满满一桌，有存了半年的腊肉，也有刚从地里摘下的青叶。四周没有窗户，一盏灯泡用铁丝固定在半空中，但我还是看不清土碗满满当当盛着的，究竟是些什么菜。儿子、儿媳因为坐不下而站在桌旁，他们不断给邓秀英挑出一些软和的菜，邓秀英又不断把这些食物转移到弟弟邓玉乾的碗里。毫不做作的温馨场面。虽然在刚才的采访中，姐弟俩还在吵个不停——弟弟一抢话，姐姐就不高兴；弟弟不太流利的讲述被姐姐打断后，走到一旁生起了闷气。如此的反反复复、断断续续，拼出了１３岁的姐姐背着６岁的弟弟走长征的完整画面。我笑着调解，同时惊异于幼年经历在他们记忆中保存得如此新鲜。三间土屋，一条看家的土狗，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川北农村家庭。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上世纪60年代离开阿坝时，邓秀英的同事们说，红军回故乡，他们会锣鼓喧天地迎接你。但没有人来迎接。邓秀英一家默默地回到老家，从此把长征和人生故事埋在心底几十年。红军入川第一站、当年的川陕苏区首府通江，是目前健在老红军最多的一处老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官方档案中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失散人员。没有走完的长征路于他们，大多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片断。失散的原因各种各样，每一个，都是一段别样的传奇。但结局却是相似的：在尝过了战斗和跋涉的种种苦累之后，他们没能亲历三军会师的荣光，就连曾经是红军战士的身份，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到官方认定。眼下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似乎与他们无关。我曾采访的另一位失散红军，甚至想不起自己当年属于哪支部队、走过了哪些地方，他彻底地丢失了生命中与长征有关的所有密码。这样的怅然，在老区的红色土地上一路郁积。追寻故事的我意识到，任何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无声、无名而饱浸鲜血的群体。而他们，没有故事。当年，通江全县23万人中，有6．8万参加了红军和支前组织，其中5万人再也没有回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农民饿死在送粮路上；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于是，行车路上，有小学生向我们乘坐的“桑塔纳”敬礼——民政干部说，老师都给孩子们讲，我们这里穷，要欢迎上面的领导多来送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