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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2军团过金沙江后就往东，准备和一、四方面军汇合。在彭富九他们准备翻越雪山，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逸做动员的时候还讲，翻过这个雪山后，就可以和一、四方面军汇合。这样，我们红军就有8个军，力量更壮大了。可是，红2军团的将士，都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分裂，四方面军翻过草地又回去了。因为不清楚真相，红2军团一直把四方面军当成是党中央的电台。有一次，已经到达延安的一方面军终于和红2军团取得了联系。在延安的周恩来还发了个明码电报，发给任弼时说：弼兄，我已到陕北，伍豪。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弄得他们一头雾水，莫名其妙。红2军团和一方面军就联系上了一次，此后再也没有联络通。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党中央到了延安之后，想方设法要和红2军团联系，还专门在瓦窑堡架设了天线。之后，红2军团接到了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发来的电报，让他们过金沙江，北上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合。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派一些人，打算到红2军团散发传单，传单诬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还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但任弼时等人觉悟很高，把张国焘的那些传单全都扣下，没让散发。而红2、6军团的到来，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
长征中的秀才周素园
长征途中，有一些人让彭富九终生难忘，其中一个就是贵州毕节的周素园老先生。这人是清末的秀才，但早年就已经投身革命，曾经是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时云南军阀龙云，是他的学生。红军刚到毕节，开始打土豪，战士挨家挨户调查谁家是土豪，跑到他家，进去一看，老先生家书房里面马列的书多得很，而且有的还是俄文版的。周素园一见到红军，还问道，你们是不是贺龙肖克的部队？我要见他们。战士很奇怪，就去报告，可当时贺龙和肖克还在战场上，于是王震就去看他，跟老先生聊，说这么多马列的书，都看过没有。他说大部分都看过，他还说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王震又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抗日救国，你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啊，不抗日就要亡国啊。最初的时候，红军考虑到周素园很有号召力，就让老先生组织起一支部队，叫“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但没多久，红军就得撤退，怕周素园不安全，任弼时就建议，把周素园送到香港去，但他反对，60多岁的老先生坚决要跟红军走。部队就给他配了一匹马，派一个警卫员照顾他。电台的战士每天都和老先生见面，过雪山草地的时候，老先生的胡子结冰了，硬梆梆的，战士们开玩笑说，周老，你看你这胡子怎么搞的，硬梆梆的。周素园就敲了敲胡子，幽默地说，是啊，世界上的事情都在变化，我的胡子今天变白，明天还会变红的。红军向云南进发的时候，周素园就给龙云写信，说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北上是因为要抗日，由于蒋介石阻挠要从云南借一条路走。老先生还在信里说，蒋介石的军队要是开进云南，打败了红军，那时云南就不是你龙云的云南了。周素园的这封信对龙云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龙云跟蒋介石采取了消极应付的策略，只要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龙云基本上按兵不动。后来，周素园一直跟红军到了延安，毛主席还接见了他。建国后，周素园成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其实，彭富九一生，碰到的人或许要比周素园更加杰出，但从周素园的行为中，彭富九看到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像周素园这样有声望，有家产，年纪又这么大了，但他还是参加了革命。
顽童警卫员张四贵
还有一个叫彭富九难忘的人，是自己的警卫员张四贵。当初2军团在大云湾——现在叫张家界——打仗，彭富九他们住在土家族老百姓家。那一带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一家也分了土地。家里有个小孩叫张四贵，比彭富九还小，大概在13岁左右，张四贵是个很活泼的小孩，不但会唱山歌，还会玩一些有趣的游戏。和彭富九熟悉了，张四贵就吵着要参军，一定要跟彭富九走。彭富九说你太小，长大以后再当红军吧。可张四贵不同意，加上他父亲也求情。这样，张四贵就当上彭富九的警卫员，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眼看长征快要结束，彭富九他们的部队已经来到渭河边上，渡过渭河，他们就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了。渡河的时候，天快黑了，还下着雨，敌人在后面追。渭河的水大概齐人的脖子，个子高的战士趟水过河没问题，个子矮的就不行了。部队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搭配着手拉手过去的。电台的战士首先把他们的宝贝机器弄过河去，然后再接个子矮的战士过河，轮到张四贵，可那孩子死活不肯上马。彭富九说，你不上马过不去的。张四贵说：队长你走吧，我有办法。彭富九只好站在岸边看，张四贵和贺龙马夫班的战士很熟，或许张四贵毕竟是个小孩，有点贪玩，他就跟着贺龙马夫班的战士，拉着马尾巴过河。结果下水不久，可能是被马踢着了，张四贵的手一松，就落水了。彭富九眼睁睁看着张四贵，在水中挣扎呼喊救命。不一会儿，张四贵被水冲走了，彭富九打着手电，沿着河岸跑，开始的时候还看得见张四贵，没多久就看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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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多险难
其实彭富九自己也曾经碰到过危险。有一次红2军团在赣西作战，被敌人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彭富九已经饿了几天，他看到许多战士采山上野果充饥，彭富九也吃了一点，不料又是淋雨，又是掉进水沟里，这么一折腾，彭富九严重腹泻。部队突围出来，敌人还在屁股后紧追，部队只得跑步前进。彭富九拉肚子，跑一阵子，蹲下来拉一次。完了之后，就掉队了，提了裤子又追，刚追到又拉肚子。那回，彭富九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而体力也到了极限。让彭富九支持下来，靠的是意志的力量，要没有这坚定的意志，一坐下来就完了。
采访工作照好不容易，部队撤进了大山里，彭富九跑进老乡家，问他们有什么治拉肚子的药没有。老乡说，山里面哪有什么药，只有鸦片泡。彭富九如获至宝，赶紧问老乡要了一颗，吃了还挺管用，第二天彭富九就止住了腹泻。像彭富九当时那样的情况，确实挑战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极限。但饥饿才是长征时最大的敌人了。有一次部队到纪昌，彭富九断粮了，他跑到麦地里，捡藏民收割时掉下的青稞，半天，彭富九才捡到一把。凑巧，彭富九碰到了原来6军团电台运输班的班长。班长问彭富九说，你没有吃的了？彭富九说是啊。那个班长立刻说，我们每个人给你半碗吧。于是，五六个战士，每人给了彭富九半碗吃的。这才解了彭富九断粮危机，救了他的命。虽然饥饿时时进逼，但彭富九有一次竟放开肚子饱餐牛肉。原来是他打到了一头牦牛。可是，偌大一头牛，对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士来说，简直是座小山，任凭你费多大的劲，也没办法把它弄回营地。彭富九用枪上的刺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条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没有粮食害人，有时候有了粮食也害人。彭富九一个战友，还是他的老乡，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幸运地弄到老百姓埋着的一罐子青稞，拿回营地，用脸盆炒了满满一盆，大家凑上来，战友就给每个人分了一点。随后，自己躺在大门板上吃，睡着了还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后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会发，肚子就要涨。到第二天要出发了，彭富九到处找不到那个战友，最后他看到那个战友正在爬树，还告诉彭富九说，自己涨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骑我的马吧。彭富九还特意关照马夫，叫马夫一定要把那个战友带回营地。那天部队行军六七十里地，而战友在半道就撑死了，马夫把他绑在马上，驮回了营地。那时有句口号是：一出门，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彭富九是独生子，他参加革命以后，家里房子就被敌人烧了，父亲和姐姐给敌人抓了，在家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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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采访彭富九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许多电视台热播一部电视剧《暗算》。而创作这部小说的成都作家——麦家，就曾经是一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军人。对于那个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某情报部门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麦家肯定是取材于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总参某部。因为与这个军队系统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邻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国植物科学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环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云龙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要采访的彭富九，难道不就是某种版本的“安在天”么？作为总参某部的前任部长，彭富九虽已年逾九旬，但依旧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军人威严。在我采访的所有老红军中，他是惟一拒绝别人搀扶、独立下楼的老人。不过，我倒是没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儿子，已经四五十岁的彭洪亮，在采访前，频繁地与我们面谈，希望我们能设计出比较周密的采访提纲。据他说，老爷子脾气很怪，与记者交谈，常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停止描述，坚决不扮演“捕风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按照惯例，他只能每天讲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必须吸氧休息了。但是，在与我一次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彭富九，精神却表现出惊人的矍铄。他的讲话虽十分严谨，仍不乏亲和。他的听力非常敏锐，大概是多年做收发报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对《暗算》中关于“瞎子阿炳”的神奇听力的演绎，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夸张，凡在我军从事过机要电报员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本事），手腕也很灵活，听说我也是军人后代，小时候还学习过无线电发报，他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搬出一个小型的直流发报练习机，“嘀嘀嗒嗒”地为我演示了一段他娴熟的手法。据他自己讲，他每天都要用这部发报机“锻炼”，延续着自己对往昔的回忆、精神和身体的活力！也许，当年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顿饭、还能听戏”，就被“忽悠”到了机要部门的彭富九，做梦也想不到，长征途中，他所在的情报部门，会遭遇到那样巨大的压力。作为红2、6军团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他们就是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前哨，这些红军情报人员，不但要背负者沉重的设备、忍饥受冻、一路狂奔，即便大军驻足，他们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联络自己的部队，还要侦听敌人的电台。他们要支撑着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自身也遭遇着无数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这支小部队，可以说承载了当时红军最尖端的设备，他们是技术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敌人致命的诱惑——他当年的“同志”，就有好几个中途叛变投敌！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彭将军的回答，很坚定：我有信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记忆力超群。他所说的许多人名、地点、时间，很少有错舛。对于情报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将军陈述了很多，但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恰恰是西路军的“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军委震怒：为什么敌人“马家军”的来往电文，我们竟然都没有破译出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是我军委二局（即总参某部的前身）一个干部、想要争破译之功，但自己破译不出来，导致积压了大量电文。刘伯承仰天长叹：“那可是几万条红军将士的生命啊，这是犯罪啊！”做情报工作，最重要不是技能，而是人格。而优秀的人格，则源自于对伟大事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乃至以后的峥嵘岁月，彭富九将军都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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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送儿子当红军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要说起来，王家在当地也曾是个大家族。不过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王定烈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十分贫寒了。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阳历的1918年11月15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总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10岁那年，王定烈也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王家家族中，有富裕的家庭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按照中国传统，这样的私塾，也接纳同一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当然，私塾的教材，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二年，王家家族中一个叫王执中的人回到了家乡。在外闯荡了大半辈子的王执中有个梦想，就是重拾王家过去的辉煌，中兴家族。于是就在家乡办了一个初级小学，王定烈开始在被大家叫做“洋学堂”的初级小学读书了，并深受王执中的器重，甚至被寄予“中兴”王家大业的厚望。而王定烈也很争气，不但在初级小学读书成绩好，到了他14岁小学毕业，也就是在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组织，就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而在王定烈读书的蒲家场第五高小里，有许多教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小小的王定烈已经从那些教员中了解了不少革命的道理。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了由川东游击队改编成的红33军的一名战士，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没想到，参军后的王定烈，仗还没有打几次，却碰上了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一时间部队里官兵人人自危。因为识字，十几岁的孩子王定烈也被叫到团部审讯，开口就问王定烈为什么识字，王定烈结结巴巴，刚刚说了句“我妈妈……”，就被审讯者打断，认定王定烈母亲是靠剥削压迫得来的钱供王定烈读书的。于是，王定烈被关了起来。幸好第二天33军的军长和政委赶到部队说明缘由，王定烈和其他战士被释放。随后的1934年和1935年，王定烈随着部队转战巴山蜀水，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剿”的进攻。1935初，红军主力发动了“陕南战役”，连连攻城略地。随后，四方面军又准备西渡嘉陵江，但这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消息，为了和中央红军在川东会师，于是四方面军又回师川东，准备攻打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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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后卫”部队
就在四方面军将士士气大增的时候，张国焘又出来“捣乱”。这个一贯“左气”十足的人，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革命已经面临低潮。一下子变得“右”字当头，不顾川陕军民经过数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竟然要自动放弃川陕根据地。当年4月份，红四军开始往西撤退，一直向西，渡过嘉陵江。在嘉陵江边上，王定烈看见川陕省苏维埃也在大搬家，党群领导机关、兵工厂、医院都已经撤到了嘉陵江西岸。部队离开嘉陵江，经过江油、中坝、茂县，渡过岷江，且战且走，6月到达理番。不久就和一方面军会师，又传来“两河口会议”的决策：红军北上抗日！王定烈所在的部队99师，在红军撤退时，一直担当后卫掩护任务，现在大部队北上，99师还是后卫，部队沿岷江节节抵抗，掩护主力进入草地。99师进入藏区后，开始准备过草地需要的粮食。9月12日，军部下达了撤出阵地向草地开拔的命令，但到了中午，副军长又匆匆赶到部队，说总部来电，撤销北上计划，准备南下。原来是张国焘搞分裂，拒绝北上抗日。为了掩护主力的侧翼，99师在阵地上又坚守了几天，才看到已经过了草地的部队，疲惫地从草地又折了回来。
1945年11月，王定烈在桐柏与战友合影
后排左起：常志义、杨劲、王定烈、刘醒亚、徐景林就这样，四方面军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到后来部队大量减员，每个团的人数都不足千人，只好合并建制。1936年3月，99师并入红5军，“川东子弟兵”红33军从此取消番号。王定烈所在的295团并入红5军15军43团，团长由15师师长兼任，叫郭锡山。7月，红五军为右纵队，再次过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