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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曾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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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的妇女淳朴可爱,她们实实在在,讲话直来直去,干事踏踏实实,对人也非常热情。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黄土高原,喜欢这里的朗朗晴天,更喜欢这里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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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1)
1938年,组织送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十四班学习,班里的学员都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较早又文化较浅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识字学文化,还学些理论、修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教员都是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徐特立、谢觉哉都给我们讲过党课,李维汉等也讲过课。其他班的学员是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我以前在瑞金党校学习过一段,但时间太短,又被工作打断。这次有了学习机会,就想认真地补上学习这一课。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更多了。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坡上沟里,窑洞内外,到处是出操训练声、读书声、歌声、笑声。部队迅速发展,窑洞也不够住了,到处都是建窑洞的场面,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年轻人好高兴呀。
  那时在中央党校上课,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缺桌子少凳子,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中央领导、教师们很关心我们,讲课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问题,让我们听明白。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少。
  通过学习,我字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比以前,我更感到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文化,能看书,能写字,工作才能做好。要是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从书、报上得到知识,那就很受限制,工作也不好开展。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都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友关系。我对曾山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38年10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叫我去一下。我到后,见曾山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笑笑,点头示意。大家就坐后,李富春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东北、华东的广大国土都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决定派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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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2)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我去东北工作。”当时想的不多,选择东北,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
  李富春说:“你不要到东北,组织决定你去华东工作,那里缺少妇女干部。”说完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曾山。曾山用殷切期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看组织已经决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便表示同意。
  李富春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曾山同志是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他走。”能和曾山同志一起工作,我当然挺高兴,但想到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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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结婚
那次,一共从延安派了二十多个干部去华东,女同志有两个。1938年底,我和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二十多人,带上行装,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去南昌。
  从延安去西安用了两天的时间。当时,下着雪,雪花漫天飞舞,寒风刺骨,天气特别冷。但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一路上,曾山对大家都很好,他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曾山在路上还给我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爱上了一个年青漂亮的苏联姑娘。大富翁便向姑娘求婚,说他有很多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婚,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回答说:“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的一份,不比你那一点财产多吗?”姑娘谢绝了他。那个大富翁被奚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送给我。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从心里鄙薄任何私有的东西,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由于国民党阻挠,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滞留了一个多月,经过中央和国民党交涉,才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又坐大汽车到了皖南云岭。
  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小小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流亡的难民、学生和伤兵到处可见,头顶还不时传来敌人隆隆的飞机声,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皖南。
  

我们全家团圆了
到上海后,机关给曾山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住处。那是一处银行家的洋房,说是为了照顾曾山。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条件太好了,房间很大,还有花园草坪,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了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立即让机关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们在复兴中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财委秘书长李人俊住在楼下。我们家用了三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兼曾山的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楼上还有不少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起来,不让用。他把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他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不久都让国家拉走另派用场。
  到上海不久,我们把丁儿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寇“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遇难。婆婆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婆婆对丁儿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省吃俭用也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饭时就把好吃的挟到他的碗里,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
  1949年底,我们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还有孩子们的两个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

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嫂、弟媳在上海时,我陪着她们转了几次,但她们都是小脚,也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转了转。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乡。
  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曾山与我商量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是老党员,工作不能不做呀。妈妈苦了一辈子,劳动了一辈子,享不了清福,不让她干农活,她比什么都难受。可让老人家回家乡,没人照顾,她那么大年龄,还要劳动,我确实是不放心,怎么办?”
  由于老太太执意要回乡,最后我们也只能同意了,安排两个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老人家回到家乡后,还像以前年轻时那样要强,轻活重活都干,由于生产和养猪搞得好,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妈妈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曾山和我们全家人都惦记她。1962年,我和曾山回乡探望老人,他感慨很多,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家慈”是妈妈康春玉,勤劳慈祥,生育了五男二女,有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长大成人,哥哥延生和弟弟洛生为革命英勇牺牲,家慈的七个儿女只剩下曾山一个人。下联是说父亲曾采芹,为人忠厚,在孩子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他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曾山给妈妈讲对联的意思,老人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1964年,我们回到吉安家乡探亲。那时,妈妈已经80多岁,嫂嫂、弟媳也是花甲老人了,生活很清苦。省民政厅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住三位烈属,为了表示对烈士亲属的关心,给每位烈属补助20元钱,共60元。曾山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后,就将60元钱退给省里的同志,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是省民政厅长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的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曾山是个孝子,十分敬重母亲。我们有五个孩子,虽然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解放后,他总要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和嫂子、弟媳,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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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劳动光荣啊!”
解放初,我的子女还小,都在华东保育院。而曾山的两个大女儿已经都结婚了。有一天,曾山的大女儿庆绣到了上海,说想找个工作。曾山就让她去纺织厂学纺织。大女儿去纺织厂工作了一段,有一次,回家后就说不干了。因为工厂的同事不久就知道了她是曾山的女儿,人家都说她:
  “你是副市长的女儿,是大小姐,怎么能干粗活?”
  大女儿从小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文化,一回家就哭。我问她原因,她就说,人家笑她是市长的女儿,还干这种工作,要换个别的工作。
  老头看见她从纱厂回来不愿做工,就劝她坚持干下去,她一时想不明白。曾山就对她说:“你不愿意做工,那就回乡下好了,我这里按照规定只能留你三天。”曾山接着又给女儿讲了许多道理,说我们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劳动光荣,现在是新社会了,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劳动更加光荣,分工不同,但都是为国家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深情地说:“孩子,劳动光荣啊!”后来,大女儿想通了。不久,她和爱人一起到了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她在那里当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
  不久,二女儿庆绘也来上海找工作。她知道爸爸的脾气,就主动提出要当工人。父亲叫她到吴淞国棉八厂工作,并亲自送她,还要组织对她不能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她在工厂干得很好,没有人感觉她是副市长的女儿。她进厂后三个月就学会了检验纱布的技术,以后很快还入了党,全家都为她感到高兴。
   。。

晕倒的副市长
在生活上,曾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时,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按照供给制度发。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公职人员差不多平均分配。谈不上好,但都能吃饱穿暖。但像水果这样的稀罕物还是很少吃。家里如果哪一天有了水果,他必定先问清来历,如果不明不白,他就送到保育院给烈士的孩子们吃。
  曾山太忙,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紧张时,干脆不吃了,两顿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对付。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对胃很不好。我说他,他也不听。有一次,他们单位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曾副市长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很惊讶,说是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医生都不敢相信,大上海的副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能营养不良呢?老头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对自己的生活太苛刻。一能动,他就立即又开始工作,谁也拦不住。
  曾山对我和家里人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要分明,绝对不能沾公家的光。”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资短缺是当时的困难之一。他任副市长,负责城市接管和财经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仓库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管理的钱物也是成万成亿。他向财经干部宣布纪律,不允许私拿任何东西,他自己以身作则。
  曾山那件旧棉袄已经穿了多年,很破了。我想给他再做一件,他不同意,让我给补一补,接着穿。后来,补的补丁多了,穿出去实在不像样子,他只同意让做了一件罩衫套在旧棉袄外面。可能讲究穿着打扮的上海人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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