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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墨家，将仁义结合为内外的一体，仍是发扬光大孔子的“仁”。
在墨子为显学的时代，杨朱的个人主义也是显学，这一主张可能与淮汉南方的文化传统有关。南方气候温和，植物易于生长，个人独立也能谋生，因此不必强求群体中的合作互助，却重视个体的自尊与自主。在这一系统中，老子与庄子当然提出较杨朱学说更为清楚的论述。于是自从战国时代以来，儒道两家互为影响，到了汉初还未十分融合，这一长期的纠葛终于在南北朝以后形成中国思想中互补的两翼。
另一方面，荀子从孔子思想中特别提出“礼”的部分，扩大“礼”的内涵，包含典章制度与法律。修道之谓“教”，则联系外在的礼与内在的仁义。这一理论系统中，个人的修为与国家的治理有密切关系。法令以礼教为本，而以“学”自进趋于群体“大道”的实现。
东方沿海地区发展的阴阳五行之学，可能是由古代神祇信仰演变的思想体系，则致力于理解自然力及配合自然力的互动。这一系统的思想，重点在于“变”，而且注视人与自然界的互动，以厘清天人之际的变化。阴阳五行两家的基本观念，当与《易经》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法家及名家，一是管理的方法，一是辩论与思考的方法，并不涉及目的。
到了汉代，上述诸家思想之间不断辩诘，互相影响。《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礼记》中的若干篇章，都多多少少是一家学派，在与别家辩诘过程中发展为一定程度的综合。先秦诸家，经过辩证的综合，则是董仲舒提出的巨大体系，熔诸家于一炉。董仲舒的理论，大体是以“变化”为主轴，其中诸种力量相生又相制，尤以阴阳两极互补而又不得走极端。个人为群体，是延续的扩大，而不是悖反对立。于是社会的扩大、空间的盈缩与时局的变化，构成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人在其中，承受体系的涵盖与约束，而又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参与不断变化的大道。这一系统，成为中国人长期思想的模式，直到佛教进入中国才有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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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河、埃及、希腊、罗马与印度的思维模式
本章牵涉许多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难以在此详述细节，是以仅就有关西方主流思想形态的部分稍加论述。
两河流域的泥版文字，经过解读，颇多古代传说与文学数据引人注意者，一寓言方式的歌谣，其内容均是两种事物的对比或互讽，例如雨水与烈风、甜水与苦水、牧人与农夫等，凡此对话，呈现对立的二元，彼此互斥而不能相容。二元论的思维，在两河思想体系，例如在波斯发展的祆教及后来的摩尼教，都是善恶两分的思维模式，颇继承了古代两河神话中神魔相争的传统。
二元思想，也呈现于严冬与春天、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等诸种更迭，严冬来袭，春神潜居黑暗的洞穴，人们必须经过努力，甚至牺牲，才能唤回春天，也唤回生命。这种仪式，就是后世基督教生命与复活观念的滥觞。救回春天与生命的英雄，例如古代传说中的马道克，原是神魔大战中的神将，在巴比伦时代演变成为救世主的形象，功在救回春天与生命，以此受人膜拜。凡此救赎与复活的主题，不仅在后世基督教教义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许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
由壁画及纸莎草文献中可知，埃及古代信仰长期延续了多神信仰的传统。但在公元前14世纪时，法老阿克那顿主导了独一尊神的信仰改革，以太阳神为独一尊神，他君临宇宙，赋众生以生命，不论猛狮或小草都受太阳神的庇佑。这次宗教改革，不久即因各地神庙祭司的联合反对终于失败。可是这一事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一尊神的观念。当时正有许多犹太人在埃及帝国为奴，后来在摩西的领导下，他们离开埃及，回到故乡。摩西提出的《十诫》乃是古代犹太教的基石，其中独尊单一真神——上帝，是否是受阿克那顿信仰改革的影响？我们虽难确定，却也十分可能，更堪注意者，阿克那顿的太阳神是普世的真神，这一普世特性其实与犹太教的族群神性质不合。犹太人自命为上帝选民，受上帝的特别恩宠。但在犹太人屡次经过亡国之恸、族群离散之苦后，却也逐渐将自以为以色列独自的尊神转变为普世的真神。基督教初期的发展，保罗是一位关键的人物，经过他们发扬阐释，以色列的上帝遂完全转变为人类共有的普世真神。
古代希腊的斯多噶学派，在中文往往译作禁欲主义，其实这一派的思想主旨在于修身养性，颇与中国儒家的克己复礼相似。这一宗派堪称为西方的儒家，在希腊化时代及罗马时代是地中海地区的显学，其影响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宗派。那时，基督教还正在发展的初阶，吸收了斯多噶学派伦理道德的观念，丰富了原来族群信仰所不足的超越理念。尤其是这一宗派主张宇宙间有一个终极的逻各斯（logos），颇类似中国的“道”。在基督教《新约圣经》中“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即是吸收了希腊哲学的观念，转化为上帝代表的超越理念。与斯多噶思想同时，希腊哲学的伊壁鸠鲁宗派，中文常译为享乐主义者，其实也是误译。这一宗派的思想，以人生求其愉悦为目的，但是并不主张过分的享用，更反对贪欲与追逐名利，毋宁与中国道家的天然率性相近。这一宗派主张宇宙的客观存在，甚至提出“原子”（atom）是宇宙的基本物质，在近代科学发展后，这一派的理念竟可称为远祖。
犬儒学派，中文常称之为嘲讽的学风，也是误解这一学派以个人自尊自在为志，不在乎世俗的虚荣与享受，生活但求自适，是绝对的个人主义，颇类似中国古代的杨朱学派。至于毕达哥拉斯，则以为宇宙之理可由数字译码，实是数学之祖。若与中国古代学派相比，颇似阴阳五行家的术数之学。这些希腊的思想派别，竟与中国古代诸家可以挂号相比，当然两个古代文明仍有相当差别。大致言之，中国思想重入世的人文与群己伦理，希腊思想则重视宇宙之理及个人的自主。中国与希腊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均有从“实有”的方向思考，古代印度文明却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思考来讨论宇宙与人生的虚幻。
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四吠陀”及《奥义书》，原是多神信仰的仪礼，其内容无非如何祭祀礼教神祇。为了通灵神游，这些祭司阶级（婆罗门）经常服用或熏烧药物，以期达到忘我境界。这些仪礼并不讨论人生与宇宙存在的意义，因此，吠陀文化并无超越性质。
佛陀出世，没有为婆罗门教提供超越的意义，而初期佛教是对于婆罗门教的反动。释迦牟尼认为生老病死，四谛皆苦，但一日在世，还是必须遵循八正道，而不能有恶言恶行。佛教的终极意义，即是诸法皆空。凡所见诸相，无非心念所动的虚幻。从自己心念构建的人相我相，不过是梦幻泡影。
早期佛家应是无神论，可是佛陀之后，僧侣发展为信佛的宗教，原来还只是从辩证中自求解脱，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中亚，受了当地启示性宗教的影响，遂从自度转化为度人。由中亚传入中国，中土的佛教已不是自度的思辨，而是以救赎众生为其志业了。在中国，经过将近1000年的消化，度人的佛教与经世济人的儒家逐渐相融，将入世与出世融合为自救与度人，而成就两方面兼顾的志业。
各地人群，除了谋生求活之外，总会对自身所处的宇宙及宇宙中其他人群与自身的关系充满疑问，不断探寻其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提出这些超越于求生的问题——期待突破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创文明。各地人群各有其提问的方向，因此决定了其解答的可能范围。本章所述，乃是两三千年来人类文明已走过的旅程，一路行来，纠缠交叉，彼此影响，终于走到今天的世界。如此走下去，走到哪一境地，也全靠人类自己的抉择了。
第五章 中国秦汉帝国的形态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当时的“天下”，中国即成为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从此以往，这一政治体虽有分合，“中国”的本部总是一个国体，而且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也是依附在“中国”这一观念上。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在同一个统治机制下，一般平民百姓虽有贫富之分，人的地位也有高有低，却没有永久的贵族与大量永远不能翻身的奴隶。大多数国民，都在同一个国家体制下交粮纳税，也由同一法律规范其生活所依的秩序。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在古代世界并不多见（参见第六章）。可能正因为这样的国家形态，经过长期的凝聚，“中国”这一观念竟界定了“中国”的存在。类似的国家形态，是最近数百年出现的主权国家，在今天已是常态。但在历史上，中国的编户齐民制可能是延续最长久的例子了。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执行政务的政府，是一个庞大文官组织的高级主管，汉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权力结构上应是与皇帝的内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权力仍时时干预外朝。皇帝内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宠臣，常常借君权夺取相权。从汉至清，只有宋朝的内廷没有伸张势力，侵夺文官组织的权力。终究皇帝是专制的君王，臣僚对皇权还是无可奈何的。
中国的文官系统，古代世界难见同类。今日社会学上的官吏僚属（简称官僚）的定义，乃是一群以管理为业务的人员。这些官僚应是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因此政策制定人对于执行人员应尊重其专业上的理性。但是，中国的文官，自从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为官员入仕进阶的条件，数千年来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举制度考试用来测试举子对儒家观念的认识。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其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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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的帝国—波斯、希腊与罗马
波斯、希腊与罗马，都是古代的大帝国，其声势颇与东方的中国相埒。不过，中国有其发展及凝聚的特点，这三个古代的大邦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三个古代世界，在后世走上不同的途径，其影响及于今日。复杂文化系统的开展，时时有重要的转折，然而其发轫之初即决定了以后逐步前进的方向。
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亚非世界来看，今日的伊朗地区只是文明的边缘。却正是在这一边缘地带，波斯崛起为中东的主角。波斯由米提亚发展，正值古代中东由盛而衰之际，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因长期争夺霸权都已疲惫。波斯从今日波斯湾起家，很快席卷中东，奄有古代最为繁盛的地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由效率不低的驿传来传递讯息。全国分为几个省区，总督听命于中央，收取地方的资源，以供帝国朝廷之用。波斯皇帝不但有一支强悍善战的中央禁卫军，随时可以开拔征讨，而且还有一个特务组织，负责搜集情报，监视内外臣民。
波斯帝国可称为古代罕见的战争机器。皇帝的权力在不断开疆辟土的过程中，加强了绝对的专制特性。也许正因为波斯以征战是务，这一强权也在征伐中栽了大跟头。经过三代名王的努力，波斯先崛起为中东的陆上霸主，旋即致力于征服地中海。波斯与希腊诸邦的联军对峙数十年。公元前429年强大的波斯败于斯巴达领导的联军，同年又被雅典组织的舰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古代亚洲陆权与欧洲海权的争衡竟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崛起的历史背景。
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亚历山大在希腊边远地区的马其顿取得了希腊世界的共主地位。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盛极一时，终究未能在亚洲陆地长久存在。他英年早逝，庞大的帝国根本未曾凝聚，即分裂为三块。其中在中东的一块，终于由一个中亚草原上的族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安息国。这个中东大国，俨然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汉代中国的丝道逐渐开通，安息属于东西贸易西端的枢纽，蒙利甚丰。但是，这一富有的大国，也正如其前身的波斯，同样不能摆脱与地中海霸权争衡的历史孽缘。安息在战争中逐渐消耗，未及整合成为中东的核心，即在古罗马的扩张中卷入了数百年的拉锯战。
3世纪，波斯贵族推翻安息政权，建立了萨珊王朝，继安息而为第三个波斯帝国。萨珊波斯继续与罗马争夺霸权，其主要对手，已是罗马分裂后的东罗马。双方斗争四百年，前半段是萨珊占上风，后半段则是东罗马逼垮了波斯。在这一段中古时期的欧亚争霸过程中，还有欧亚大陆内地大族群在向西移动，即欧洲历史上所谓“蛮族”入侵。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潮水般拥入中东及欧洲。萨珊波斯与东西两个罗马都承受了极大的冲击。以波斯为核心的中东，终于在新兴###教崛起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教权与皇权（有时是部落酋长的权力）结合为中东政治体的特色，至今仍大致未变。
在地中海上，古希腊是前期的主导者。希腊城邦系由部族转化形成的共同体。我们常以为希腊城邦制以雅典为代表，是###政治的祖源。其实，希腊城邦毋宁是军事部落与商业活动的产物。在希腊与波斯争斗时，希腊诸邦曾以联盟的方式两度击败波斯，但是，希腊诸邦的内斗也十分激烈。统一希腊的马其顿，竟不是一个城邦，而是部落转化的王国。亚历山大不仅是希腊的共主，也是泛希腊化地中海的君王。他的帝国是军事征服的成果，却没有凝聚为一个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在他身死之后，他的帝国就分裂了。
罗马接续了地中海的霸权，甚至欧洲的霸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早期罗马共和国，不过是泛希腊世界边缘的一个城邦，由意大利半岛上的部族模仿希腊城邦的制度，崛起为地中海的主人。共和国是罗马城内大族领袖结合的政治体，实权在###院的寡头政治。经历了公元前1世纪恺撒、庞培与克拉苏和安东尼、雷必达与屋大维前后“三雄”的斗争，终于将罗马转化为君主政体。军事领袖挟兵权夺取政权，这一帝国又演变为将军们轮流称帝的军事政权。罗马的扩张，自罗马共和国起，从无停息。罗马军团兵锋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