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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宝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等事。
直殿监：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各殿及廊庑的打扫。
尚衣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皇帝的衣帽鞋袜。
都知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本来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大驾，负责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
四司是：
惜薪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薪、炭。
钟鼓司：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粗细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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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的发展（4）
混堂司：管理浴室。
八局是：
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负责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于此局。
银作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均发往此局居住，直至老死，以防泄漏宫中之事。该局设在皇城外，德胜门以西。
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以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
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等物。
司苑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蔬菜瓜果［44］。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门外，宦官还掌管了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库，和一些房、作、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更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大约武宗正德三年（1508），复设立内行厂，负责对臣民侦察、监视、逮捕、刑狱。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并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寿山、湖广、承天府、凤阳担任守备；负责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担任各省要地的镇守；管理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监督各地仓、场，同时，还不断派出宦官去监军，担任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明一代，特别是自明朝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三、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1）
宦官的蔓延、横行，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政治上： 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剧化。
东、西厂完全是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宪宗成化年间宦官头子汪直执掌西厂时，派出的特务在侦察时，“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如果谁犯了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过的所谓罪过，就要“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连妻室儿女都被剥光衣服，毒打一顿［45］。天启年间，杨涟在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第二十条罪状是：“最可异者，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乎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欢，则驾帖立下。”［46］东厂扰民，于此亦可见一斑。对于宦官的横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甚至剥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47］。有一次，有四个人夜饮密室，其中一人吃饱老酒后，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都不敢出声。还没骂完，番子——即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便突然出现，将四人逮捕，交给魏忠贤，骂魏忠贤的人马上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魄丧不敢动”［48］。真是特务多如牛毛，侦察无所不到。据当时人记载，魏忠贤派出的心腹、爪牙“遍布寰宇，充塞京师”。京中各衙门的皂吏衙役，唱戏、卖小曲的、厨师、裁缝、篦头、修脚师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贤的重赏而充当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写一份状词、一封书信及小范围的密谈，往往都被密报给魏忠贤，有谁要是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立刻就会被处死，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高压政策造成的恐怖气氛，弄得人人自危，“无论民间重足侧目，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无名的恐惧，让人窒息，如“针刺在体，卧不贴席”，直到魏忠贤伏诛后，仍“思之，令人毛骨犹竦”［49］！凡此种种，都表明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专权，同时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
东林书院石牌坊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识分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其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巩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忧国忧民，主张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整饬吏治，坚决抵御后金的侵扰，毕竟要比阉党好得多。尽管东林党中也颇有依附草木的小人，他们的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魏忠贤秉政后，两党之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启初年“废斥殆尽”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贤的名下，企图卷土重来。当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击魏忠贤后，特别是副都御史杨涟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阉党崔呈秀、王绍徽、阮大铖等炮制《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将东林人士悉数列入，献给魏忠贤，让他按图索骥，把东林党人统统打下去。结果，朝臣中的东林人士罢斥一空，“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不少人更惨遭杀害。这样一来，“忠贤之党遍津要矣”。阉党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被时人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被诬以受熊廷弼贿赂的罪名，入狱后勒令追赃，“遂五日一比，惨酷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则受拶，弛拶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杨涟在狱中死得更惨，“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的尸体从诏狱后的小门中运出时，已腐烂不堪，“臭遍街衢，尸虫沾高攀龙题诗扇面
三、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2）
沾堕地”［50］，真是惨绝人寰。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就此灰飞烟灭的。作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东林党的潜在力量又活跃起来，极力想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系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开内战。梁启超曾经慨乎言之：当他们“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著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著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51］。这里，虽然梁启超对明末农民军是敌视、丑化的，但对两党相争的后果，却叙述得颇为形象。
经济上： 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宦官管理皇庄，假托威势，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荡家鬻产，儿女怨声动地，逃移满路”，“民心伤痛入骨”；侵夺民田：仅谷大用一人即占民田万余顷，刘瑾修理庄田，不仅侵占不少公、私土地，还毁掉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掉民间坟墓2700多座。
遍设税监，大肆搜刮：如京师九门的税务都由宦官把持，每门坐镇宦官多达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如宪宗成化初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聚珍宝甚富”。
奏讨盐利，甚至贩卖私盐，使盐法大坏：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52］。
勒索贡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镇守太监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监崔瑶等人，对富阳县的茶叶、鲥鱼二种贡品，百般勒索，“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53］。
派至各地的矿监的疯狂掠夺，对社会经济更是罕见的浩劫。大规模派遣矿监，始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天下在在有之”。派宦官负责某些矿的开采，明成祖朱棣时已经开始。如太监王彦主持开黑山金矿，拉了六千人，开了三个月，“止得金八两”，后来宪宗成化年间，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共二十一场，岁役夫五十五万，死了无数人，“得金仅三十五两”［54］。这不过是宦官藉开矿为名，营私舞弊，劳民伤财而已。明神宗朱翊钧更是个贪财好货、嗜钱如命的皇帝。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55］他派出的矿监遍及天下。其实，“求矿不必穴”，有些地方根本无矿，而宦官“务为劫夺以应上（皇帝）……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何以故？万历二十六年（1598）吏部尚书李戴一针见血地说过：“奸人……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至于趁机拆毁民房，抢劫家财，挖掘坟墓，掠取葬物，更是史不绝书。但是，矿税掠夺所得，是否都到朱翊钧的私囊中去了呢？并非如此。仅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的九年间，宦官报上来的显然大大缩小了的矿税银近三百万两，而“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大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十一”［56］，“私充囊橐，十得###”［57］。宦官们的腰包，简直要撑破了！社会经济日益凋敝，阶级矛盾也就更趋激化。矿使以及税监在天下横行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交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仇恨的种子在人民的心中发芽，反抗的烈火不断在各地燃烧。
军事上： 宦官监军，加速了军队的腐败，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
宦官监军，始于何时？史籍上记载不一，有待深入研究。但早在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就曾经派宦官赵成赴军中监视、侦察。朱棣当了皇帝后，更派了宦官王安、王彦之等人监军。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宦官任监军的名义，正式出现。史载正统二年（1437），甘肃驻军在###阿台朵儿只伯时，即派出太监王贵监军。此后，每次军事行动，都派出宦官监军。正统初年，宦官吴诚、曹吉祥、刘永诚等还直接统帅军队。不难想见，让那些不学无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家伙率领军队，不打败仗，那才是不可思议。英宗朱祁镇让司礼太监王振统军，###也先，造成当时震惊中外的“土木之变”，便是典型。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在王振怂恿下，决定“亲征”也先（亦称乜先，瓦剌部，这时他已在实际上统治蒙古各部），“命下，二日即行”，仓促率领五十万大军迎战，数战皆败，八月十五日退至土木堡， “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寇大肆杀戮，邀留上驾”［58］。所谓“邀留”，是为尊者讳的说法。实际上，朱祁镇当了俘虏。随行的数百名文武官员，有的被杀，有的成了阶下囚。五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宦官监军，直至明末。侯方域曾写诗一首，对崇祯时期宦官的监军，作了委婉的嘲讽：“轸念苍生甚，恭承禁旅遥。貂亲节制，号令出云霄。敢谓明威远，或传将士骄。数曾城上见，未可达王朝。”［59］《明史·职官志》序说：“初领五军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军制肃然。”“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即以崇祯朝而论，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 统统交付宦官。结果，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更荒谬的是，天启时魏忠贤“选京师净身者四万人，号曰净军”［60］。崇祯末年，更大为发展，让他们守城。最后，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史上的一幕滑稽剧！
四、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1）
明朝的宦官，为什么这样猖獗？答案只能从明朝高度发展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中去寻找。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所谓集权于中央，实际上不过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由他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出身贫苦，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朱元璋，在刚登大宝时，鉴于元朝亡天下的教训，还能注意“人安为宝”，派人晨昏“画角吹难”，提醒臣民“为君难，为臣又难”，“创业难，守成又难”［61］，甚至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稳，特别是在各地小股农民起义均被镇压、宰相制度被废除、功臣宿将几乎全部被翦除后，便深居简出，重温历代君主千年帝业的酣梦。不难想象，在朱元璋心目中，连徐达、李文忠、刘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元勋尚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这个“得帝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因此，尽管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头一个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从这样一件事上，我们不难窥知其中消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欢结交儒生，礼贤下士，家中有不少门客。有一天，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元璋听了大怒，说：“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遂把文忠门客都杀了，“文忠惊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非“得疾暴卒”，乃为朱元璋毒死。见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二）此时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见一斑。此例一开，在朱元璋的儿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证，不悖祖训了。
明代皇权大肆膨胀的另一个结果，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62］。差不多至迟从晚明开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63］。皇帝被神化，只能导致君臣隔阂，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64］。最典型的例子是，宪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65］而已。明中叶后，某些大臣陛见时，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议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然吓得昏死过去，“乃至便液并下”，“如一土偶，数日而视听始复”［66］。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打开方便之门。
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这条规律：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作为全国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消费欲越来越大。因此，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叶的帝王，无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费，吮吸民脂民膏，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叶后的皇帝，特别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以朱翊钧而论，成天耽于酒、色、财、气，“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67］。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见大臣，那么，必须由“宸躬独断”、皇帝料理的国家大事，由身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称肺腑矣”［68］，宦官手中的权力便越来越大。稽诸史籍，真是历历可数：朱厚照喜欢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69］ 。刘瑾每次奏事，专挑皇帝被杂伎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这样，他一奏事，皇帝便说：你干什么，这样麻烦我。因此刘瑾便趁机自作主张，处理大事。魏忠贤奏事，则选择天启皇帝朱由校“引绳削墨”，摆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劲的时候。这一来，形同顽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讨厌，荒唐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是以恣威福惟己意。”惟其如此，明中叶后司礼监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使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居内阁上”，“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70］，真是荒唐。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转移到宦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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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2）
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