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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之下的梁武帝险些气坏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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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2）
既然皇帝舍道事佛，又带头明誓信佛的决心，国人当然要响应跟进。于是梁武帝向全国发布了一道特殊的诏书，内容大概是说：“只有佛教为正道，周公、老子、孔子虽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他们的教化已经成为‘邪道’，虽也是世间的善法，但不能使人超凡入圣。公卿百官、王侯宗室，都应该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作为诏书，这一段带有强制性的语言，很难让我们判断清楚这到底是劝导还是命令。
在这位皇帝随后的举动中，我们似乎又找到了梁武帝与阿育王的某些相似之处。如果说阿育王的癖好，是不停地到处建造石柱，那么梁武帝的癖好，就是不停地建寺造庙。透过一组数字，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据《辩证论》卷三《十代奉佛篇》记载，梁武帝时，南朝寺院多达2846座，常住寺院的僧尼就达82700人。当时全国的人口500万人，平均60个人里，就有一位是出家人。从《南史·郭祖深传》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一位叫做郭祖深的官吏，给朝廷的奏章中这样说：
仅首都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宏伟壮丽达到了极点，僧尼达10万余众①，寺院的资产非常丰沃。僧人都有很多在家的弟子②，尼众们又都收养养女③。这些人住在寺院，都不向官府报户籍，政府登记在案的户口，只有实际人数的一半……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处处都是寺院，家家都剃度为僧，达到尺土一人的程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位官员的告诫，措辞不可谓不激烈，但具体数据上，很可能有妄言夸大的成分。尽管如此，这份奏章仍不失为一份严肃而难得的警告。但令人失望的是，武帝的反应竟然是大为震怒！
要进一步了解武帝时佛教的兴盛程度，我们再来参考以下数据。南朝一共存在了169年，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始终受到宫廷的重视，但佛教寺院，建筑规模最大、僧尼人数最多的就是梁朝武帝时期。
据《辩正论》卷三、《释迦方志》卷下记载：
宋时（公元420年～公元479年）境内有寺院1913座，僧尼人数约36000人；
齐时（公元479年～公元502年）境内有寺院2015座，僧尼人数约32500人；
梁时（公元502年～公元557年）境内有寺院2846座，僧尼人数约82700人；
陈时（公元557年～公元589年）境内有寺院1232座，僧尼人数32000人。
通过对比，梁朝的寺院比前朝齐时多出800多座，僧尼人数更是比前朝多出5万多人，这个数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宋（南朝刘宋）到齐（南朝萧齐）这一时期，寺院数量仅仅增加了102座，出家僧尼反而有减无增；而梁后的陈朝，无论是寺院，还是僧尼数量，都大幅度地锐减。这很可能是梁朝后期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在这55年的时间里，梁朝在建寺造庙方面的成绩，显得非常突出！
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人，深信佛教的真理，而发大愿出家普度众生吗？
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尽然，真正的原因似乎更为现实：由于当时的出家人和寺院的义工可以免除各种税赋及徭役。这样一来，寺院就成为人们的避难所。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寺院里混吃充数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与10个世纪前的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当时，释迦牟尼非常注意在僧团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僧人都远离世俗社会，不参与世事。僧团吸收成员时也有严格的规定，承担一定社会义务的人，如军人、奴隶及触犯法律者，一律不准加入僧团。这使得僧团与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发生冲突的机会。但此时的中国，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僧团成员成为半僧半农的特殊群体。随着土地的增加，寺院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渐渐地也就成为大量社会劳动力的拥有者。由于政府对佛教的大力扶持，政策明显地向寺院及隶属寺院的劳动者倾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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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3）
据说，前文中那位上奏的官员险些为此掉了脑袋。因为“菩萨皇帝”的厚道宽容，他才捡到一条性命，感激之情使得这位大臣山呼万岁之余，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继续直言进谏的冲动。此后，武帝的耳根明显清净了许多。这些奏章也很快就被武帝扔在一边，此时的他正沉溺在“建寺造庙，度僧无数”的成就感之中。这句话，也就成了“口头禅”，常常被他挂在嘴上，以强调自己所做的无量“功德”。
“如来”的刑杖（1）
此时此刻，建寺造庙的运动，并不只限于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朝。在中国北方，鲜卑人的帝国里，这种运动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开创了历史性的纪录。参与者从帝王、诸侯，一直到普通百姓，可谓君民一心，上下同欲。据史书记载，北魏时国立的大寺，就有47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所建的寺院849所。在这场运动中，百姓们形成了一支无需动员的“主力军”。到了东、西魏时，由他们自发建造的寺院就达3万余所，僧尼人数高达200余万。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北方（包括东、西魏）国民总人数3200万，这样算来，16个人里就有1位是出家人。南朝与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还不算惊人，26年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这个记录被打破。据《佛祖统纪》记载，彼时其境内有佛寺4万座，僧尼达400万人。这几乎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之最。在此后那些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王朝里，类似的天文数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北魏时，对寺院与僧人的管理与优惠待遇，采取了与南朝基本类似的政策。如果参考南朝那位差点丢了脑袋的官员的奏章，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北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很可能也没超过实际人口的一半。北朝与南朝不同，由于各民族间长期地相互征伐，积怨由来已久，加上与汉人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内部始终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暴动时有发生。
可怕的是，一些僧人们也经常会卷入这些暴动，甚至成为暴动的领导者。史书显示，仅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短短的44年间，发生僧人“谋反”的事件就达8起之多。这些事件，自然引起朝廷对佛教的不满和相应的警惕。此外，北朝要想应付频繁的内外战争，不仅人力匮乏，物力更是不足。面对这种局面，北朝的最高统治者，逐渐难以忍受因佛教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开始毫不客气地对他们曾经大力扶持过的佛教采取残酷而坚决的极端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4次灭佛（或称灭法、法难）事件，北朝就占了两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御驾亲征，率重兵到长安镇压叛乱时，在一座寺院中发现兵器，这显然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怀疑僧人欲图与叛匪通谋，立即下令诛杀整个寺院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中藏匿酿酒器以及各州郡首领及富人们寄存在寺庙中的大量钱财，甚至还发现了窝藏在寺内的女人。太武帝震怒，在随行官员崔浩的劝说下，决定在全国进行灭佛。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针对僧人的屠杀和对寺院的打砸抢。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官居司徒，是一位汉族官员，他从北魏第一代君王道武帝时就入朝为官，此时已是三朝###。他非常善于出谋划策，经常为太武帝的战争提供策略，并成为宠臣。太武帝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一般遇到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的建议往往也会被优先采纳。崔浩是一位道教徒，史书上说他经常在皇帝面前对佛教加以诽谤，指责佛教虚伪荒诞、造成浪费、危害社会等。
此时，刚刚出山的道士寇谦之经人介绍与崔浩结识，二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据说，寇道士曾对崔浩的儒学功底非常羡慕，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儒学。此后，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听崔浩为他解说古代治乱史迹，从而引发了他对于政治的朦胧兴趣。他有一次对崔浩表示：“我以前出世修道，不关心世事，没想到从你这里得到了神中之秘诀，所以应该兼修儒教，以辅助‘太平真君’（太武帝）……我因为学不通古，所以遇到事情心中愚昧不明……”可见，原本远离政治的寇道士，由于与崔浩的频繁接触，不免生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野心。之后，他请求崔浩撰写一部《王者治典》，并将其中的重点进行评述，供他学习。崔浩很快写就了20多篇文章，论述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内容“上至太初，下尽秦汉”，然后将这些文章送给寇谦之当作政治“扫盲”教材。从此，寇谦之开始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在学习过程中，寇谦之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部分佛教理论及一些仪式吸收到他的道教学说中。此时及后世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们，似乎都在做着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将其他两家的学说，揉到自己的理论中，并把它说成是自家学说本有的内容。寇道士也不例外。
“如来”的刑杖（2）
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在崔浩的大力引荐下，寇谦之被召进皇宫，向皇帝敬献了一本由他亲自著述的道书。最初，朝野上下，没有人真正相信道书中的内容。崔浩便开始协助寇道士大做普及工作，他向皇帝上奏，将道术与古代的《河图》、《洛书》相提并论，劝说皇帝顺应天命，履行道家“清净无为”之法。不久，皇帝诏谕，奉寇谦之为“天师”，同时将他的40多名弟子一并请到平城供养，特许在平城东南敕建天师道场，并鼓励开展各类道教活动。寇道士终于达成了自己从政的愿望，成为帝国决策机构的重要成员。在皇帝陛下的关注下，道教开始逐渐在宫廷内部受到重视，在帝国政府的鼓励下，民间也开始大力弘扬道教。此后，太武帝策划和亲自指挥的几场战争，都因道士寇谦之的预测取得了胜利，这位道士不失时机地将皇帝陛下称作“真君御世”，这与太武帝的祖父道武帝被佛教徒们比喻成当今“如来”的说法非常类似。
16年后（公元440年），太武帝显然已经对道教深信不疑。这一年，在崔浩与寇道士的强烈请求下，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以表示自己是“真君御世”。
据《魏书·世祖纪》记载，4年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夏历正月），太武帝终于开始了针对佛教的行动。他向全国下达了一道诏书。首先，诏书给佛教下了一个近乎“判处死刑”的结论：“佛教的僧人们假借西戎虚伪荒诞之术，导致妖孽横行。”诏书继续谈到：“即日起，从王公一直到庶民百姓，如有私养僧人、巫师及金、银、工巧之人，都要在限期内遣送到军营之中，不可私自藏匿。超出期限后，被藏匿者一经发现将被处死，藏匿者将被满门抄斩。”诏书最后提出：自近年来，因为朝廷军国事多，没有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太学”学习，“百工技巧”子弟可以承袭父兄之业。这道诏书不仅涉及到僧人，同时把一些自由职业者、手工工匠和巫师也囊括在内。很显然，目前军队最需要的是人，所以将他们充实到军队中是完全必要的。
就在这道诏书被颁布的第二年，一个叫盖吴的人，号召了10万人，在陕西揭竿而起，向中央政府叫板。一年后，行伍出身的太武帝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带兵前去剿灭。途中，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后，太武帝的耐性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灭佛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其实，太武帝登基之初，并没有灭佛的意图。相反，曾与他的先皇们一样尊崇佛教，他常常请高僧们到宫中，共同谈佛论教。他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曾荣登“当今如来”的“宝座”。作为这个“宝座”的继承者，他完全可以受到佛教徒们虔诚的礼拜。
但是，这位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太武帝，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北方各部，因此他领导着他的帝国，不停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想大踏步地迈进。此后的业绩，足以表明他的理想并非好高骛远。他先后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北燕和柔然，又兼并了西秦和关中的夏国，最后将北凉吞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战乱状态。在佛教徒的眼里，他完全可以被称做胸怀大志的转轮圣王。
但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很难调和的巨大矛盾。因为征战的需求，兵源不足成为他最伤脑筋的问题。所以早在8年前（公元438年），太武帝已经颁诏，试图控制僧人人数的不断膨胀。据《魏书》世祖记载，他下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一律还俗，换句话讲，就是年龄不到50岁的人不准出家。被迫还俗的僧人们被送到军队去服兵役，所谓“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看来充实兵力是最令太武帝头疼的事情。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柔然、兼并北凉，军队中少不了那些身体强壮的还俗僧人。让僧人去打仗，原本就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强令大量僧人还俗，更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太武帝为此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现在好了，以谋反为借口，强令取缔佛教，合理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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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3）
开始信奉道教的太武帝，同时尊崇儒家学说，并每次公开强调华夏之学非儒、道二家莫属。这位鲜卑人的皇帝，摇身一变，不仅否定了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且以秉持华夏正统为己任，视佛教为“胡人”之神、“西戎之法”，并强令取缔，这可算是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与风俗，甚至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话，逐渐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接近、甚至自觉地继承与传习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最使史家们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就是这位太武帝的隔代继承者孝文帝。他凭借皇帝的权威，在皇族内部及整个鲜卑民族中，以法律的形式推动全盘汉化的进程，以至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鲜卑，很快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
但是大约100多年前，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赵政权，却完全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后赵是羯族人建立的国家。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主体的混合民族，曾附属于匈奴，后与汉人杂居，逐渐由游牧转为农业。这个国家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西域文化，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纯粹的“胡人”。当时的天竺高僧佛图澄（有说其为西域人），曾得到了后赵国王石勒父子的信奉。
据说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已经79岁，这位高僧记忆力非凡，能够背诵佛经数10万言①，并善解文义，虽然没有读过汉地儒家经史，但与中国学者辩论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往往使那些汉人颜面丢尽而自愧不如。一些远在天竺、康居的名僧，也都慕名来到洛阳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当然，僧传中也介绍了他的神通，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据说，他将麻油搅拌胭脂涂在手掌上，就能够彻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神异，才得到国王的崇拜与信仰。他本想到洛阳建立寺院，但遇上兵乱，便隐居起来，观察形势，后经人介绍与石勒相识。
《晋书·佛图澄传》还提到，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非常崇敬——“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当时，石勒对这位佛图澄，不仅施予绫罗锦缎等高档衣用，赐予雕有精美纹饰的车辇，还经常将他请到朝堂之上，参与政事。每当佛图澄进入大殿时，众臣们都要在司仪的主持下起立，以表示对这位大和尚的敬意。此后百姓们也因为信奉他而大量营造庙宇，争相出家。
我们曾经提到80多年前，三国曹魏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出家受戒的僧人①，此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光，出家为僧的行为，应该不再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但以政府的名义为汉人出家大开绿灯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从此汉人出家完全合法化。
此后佛图澄的受业门徒②经常是数百人，著名高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道安刚入寺那天，就被佛图澄找去谈话，两人聊了一整天。道安长相不怎么标致，僧传中用“形貌不称”描述他的形象，这至少表示他长得不够端正，很多人因此轻慢他。佛图澄却警告这些人说：“此人有深远的见识，不是你们所能比的。”道安很快拜佛图澄为师。后来每次佛图澄讲学完毕，都由道安复讲，此时众弟子们都会提出各种难题，道安每每能够“挫锐解纷”，语惊四座。后来道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僧人学者。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做法，弥补了初期佛经翻译不够精准的缺陷。释道安的受业弟子之一，就是庐山教团的创立者释慧远，他应该算作佛图澄的再传弟子。
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说，当时佛图澄的追随者甚众，弟子多达万人。跨州郡所立的佛寺，就有893所，弘法的盛况超过以往各个时期。佛图澄是一位持戒精严的高僧，他虽然被石勒、石虎奉为神明，对两位国王的残暴性情却感到不安，经常借用佛理劝说他们。两位皇帝虽说是本性难移，但至少也能够当面“虚心”接受，多少有些收敛。大约是因为不愿让这位大师对他们过分失望。公元348年，佛图澄圆寂于邺都（河南省临漳县西南），据说他活到117岁高龄。
“如来”的刑杖（4）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政权同样遇到因人们竞相出家“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问题。其结果不光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同时僧团的纯洁性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