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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费尔特看来，塞格雷蒂不仅与水门窃案有关，而且与白宫也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他能够将塞格雷蒂逮捕归案，他就可以驳倒白宫的说辞，即那些窃贼只是一些自行其是且无关紧要的流氓而已。同时他也可以推翻检察当局提出的指控——这次窃案之所以发生，只不过是因为霍华德·亨特图谋对一个与他有商业竞争关系的民主党官员进行敲诈勒索而已。
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特便察觉到了这一更大的阴谋，于是他决定拨开笼罩在窃案调查之上的迷雾，并希望司法部能够对其他违法行为的线索展开追查。正如他告诉伍德沃德的那样：“我们不会为了证明一件窃案而进行多达一千五百次的约谈。”费尔特试图通过调查塞格雷蒂与亨特和水门窃案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而非通过对其所从事的那些肮脏把戏的调查——来为指控塞格雷蒂提供线索。但是司法部却对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线索置若罔闻，并断定塞格雷蒂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骚扰行为”或“政治行为”。费尔特的一位助手查尔斯·博尔兹在11月中旬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助理总检察长彼得森“完全了解联邦调查局对塞格雷蒂的调查深度，也完全了解新近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对塞格雷蒂政治骚扰行为的指控，以及试图增加人手协助调查的要求。但是彼得森先生表示，他认为塞格雷蒂的行为丝毫没有违反联邦法律，因此，联邦调查局在此时要求对塞格雷蒂额外展开调查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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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康纳补遗（3）
到那时为止，费尔特已经向报界透露了联邦调查局被剥夺调查权的消息，并已于9月份见诸报端，此外，费尔特还撰写了多份内部备忘录，表明联邦调查局正受到司法部悄无声息的阻挠。当这些措施都无法引发更大范围的调查时，马克断定他只能将与之有关的细节公之于众，让公众、国会、法院和媒体来关注和做出评判。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对那些更为广泛的阴谋进行深入的报道和披露。如果报道翔实准确，那么司法部禁止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的做法就会招致严厉批评。
马克知道这样做会使他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与伍德沃德进行密切合作，他将面临巨大风险，使他作为报界信息来源的身份被暴露：毕竟在所有不肯掩盖事实真相的调查人员中，他是级别最高的官员。正如他在本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处于尼克松和克兰丁斯特的视线之内。同时，他也担心中央情报局会对调查的扩大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该原谅“深喉”在应对此事时的低调，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加大了他所要面对的风险，他个人也为此采取了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
首先，作为一名具有丰富反谍经验的老探员，费尔特采取了秘密的会面方式。他选择了一个位于弗吉尼亚、与华盛顿特区仅一河之隔的停车库作为他和伍德沃德在夜间会面的地点，并告诉伍德沃德来见面时要采用迂回路线，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被跟踪的危险。他还告诉伍德沃德，如果想与他见面，就把一盆鸢尾花放在他公寓阳台的后面。而当费尔特想与他会面的时候，他会在伍德沃德订阅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上画一个钟表的图案，指明会面的时间。
由于每天费尔特都会驾车往返于他位于弗吉尼亚的家和华盛顿特区之间，因此驾驭这一套秘密的信号系统对于他来说并非难事。他每天都会很早起床，并自己驾车去办公室上班，一般来说他会在早上六点到达办公室，然后很晚才离开。在他上下班或者外出休息的路上，通过波托马克河上两座桥中的任何一座，他都可以绕上几分钟的路从伍德沃德的公寓前经过。费尔特也可以在凌晨时分来到伍德沃德的公寓大堂，从一大堆标有订阅者房间号的《纽约时报》中找到伍德沃德所订的那份，然后最多花上几秒钟的时间在上面画上一个时钟图案。
他们在汽车库的第一次长时间会面是在10月9日凌晨。在天亮之前几个小时的会面过程中，诚如伍德沃德所描述的那样，费尔特扮演着一个“老师”的角色，向他勾勒出一个内涵远远超出窃案的水门丑闻的轮廓。
尽管相对于费尔特来说伍德沃德更为年轻，但是他试图采取的应对方式却颇为传统：围绕此案刊出尽可能多的轰动性的头条新闻。在他与伯恩斯坦合著的《总统班底》一书中，他讲述了与“深喉”的争论，他希望能够获知更为详细生动的细节，并喊道：“不要再玩这种卑劣的把戏了！”但是“深喉”却坚称他们必须根据“我的”方式行事。对于“深喉”只愿意“一点一滴”地指导他们如何冷静地报道此案，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们也曾深感困惑。而伍德沃德则很大程度上将他在新闻报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归功于“深喉”这种耐心细致的行为方式。马克·费尔特知道，而随后伍德沃德也逐渐认识到，如果想对公众舆论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在一个长时间段内，通过揭露大量令人信服的细节，来对水门事件加以报道和描述。读者需要的是对整个事件的了解，而不只是一个头条新闻。
他们两人在汽车库里一直呆到凌晨六点，在此期间，费尔特帮助伍德沃德将他大部分业已知晓，但却分散凌乱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伍德沃德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个总体的理解。当“深喉”对伍德沃德建议说：“不，你可以表达的更强烈一些——”这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其实是在提醒他的学生——伍德沃德——如何通过强有力的开篇，将这一事件展现在公众舆论构成的法庭之前。
约翰·奥康纳补遗（4）
到那时为止，“深喉”一直与他年轻的记者朋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所提供的信息和视角也仅仅足以使水门事件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现在，费尔特对于如何使调查能够继续下去感到日益绝望。于是他大大缩短了与伍德沃德的距离，与后者一起分享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对该案最为深入的分析。费尔特也第一次向伍德沃德和盘托出了他挑战这些广泛阴谋的行动路线图——将一位现代特工娴熟的调查能力与新闻记者对头条新闻的强烈追求结合在一起。
“深喉”为伍德沃德提供了律师们常说的“推理”——一种帮助人们对错综复杂的案件形成总体认识的合理的推论过程。记者都曾经接受过探寻“五个W和一个H”的训练——即“谁”（who）、“什么”（what）、“哪里”（where）、“何时”（when）、“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并且为他们所提出的答案提供可信的来源依据。但是费尔特指导他的学生如何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估，并通过推导对整个事件——即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中所指出的“充斥着政治刺探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此外，费尔特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甚至更为重要的东西。作为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他为伍德沃德关于水门事件的系列报道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也给他们继续追踪此事增强了信心。正如伯恩斯坦日后所指出的那样，10月10日的报道：“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它使我们终于对‘水门事件’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绝不是像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所描述的那样是一桩莫名其妙的‘三流窃案’，而是由白宫指使的充斥着政治欺诈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篇报道令美国举国上下深感震惊。报道刊出后两周，深受人们尊重的CBS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便播放了两辑深入的电视新闻节目，向公众勾勒出了上述阴谋的轮廓。而在该报道一见诸报端，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便立即呼吁召开国会听证会，对这一丑闻进行调查。10月12日，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则以这篇报道为主要依据，领导他所在的参议院行政行为与程序小组委员会展开了调查，并最终导致了轰动一时的“欧文委员会”的建立。
一看到10月10日的这篇报道，约翰·迪安便立刻意识到这将对白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随即中断了他的蜜月假期并匆忙赶回华盛顿。由于这篇文章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续报道将水门窃案与其他新的指控和白宫联系在了一起，一位心存疑虑的美国地区法官约翰·西里卡，围绕水门案件中所有未经解答的问题对检察当局大加戏弄了一番。而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也因这些指控而遭到了参议员们的严厉质询。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公众已经完全介入到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来了。
随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有关报道变得日益具有轰动性，白宫对费尔特的怀疑也日渐加深。尽管根据约定，两位记者没有向外界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并且在10月10日的报道中也写明是取材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档案中的信息”，但是费尔特作为一名职衔最高的不愿参与掩盖事实真相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始终是被怀疑的对象。为了避免遭到怀疑，“深喉”运用其娴熟的官僚政治游戏的技巧，巧妙地设法将焦点转移至他处。当白宫向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施加压力，要求其防止信息外泄的时候，格雷让他信赖的副手——马克·费尔特——来负责加以调查。当然，通过这些调查发现了不少可疑分子。例如，在对10月10日报道进行的有关调查中，费尔特的调查报告中便写道：“卡尔·伯恩斯坦试图在1972年10月3日与华盛顿地区分局的负责探员（特殊探员）安杰洛·兰诺约见，而且伯恩斯坦还一再试图约见负责本案起诉的联邦助理总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和唐纳德·坎贝尔。”而上述这些人均有可能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消息来源。在费尔特调查小组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一次消息被泄漏之前，伯恩斯坦曾经与坎贝尔接触，但是坎贝尔却拒绝对此事做出解释，为此费尔特还引人注目地在这段话上画了一个圈。此外，他还用大写字母醒目地写下一句话：“备忘录的最后一页——全部答案均在于此。”费尔特运用了所有的有助于摆脱嫌疑的技巧和才能。当伍德沃德报道说，“深喉”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已经草率地终止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之后，费尔特立即向华盛顿分局主管孔克尔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要求他“说明是否对将要开展的调查的范围存在疑问”。费尔特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得他被视为官方路线的执行者，即他正在积极地对消息的外泄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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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康纳补遗（5）
到了1973年2月，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贝茨、博尔兹和孔克尔，均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其原因或是因为他们对案件的调查过于急迫，或是被怀疑向报界泄漏了信息。但是费尔特却安然无恙。根据白宫的谈话录音显示，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费尔特都没有被列为怀疑对象。格雷即将到参议院参加批准任命听证会，以便被正式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由民主党占据多数的参议院，而民主党人正因水门事件而怒气冲天，因此他的提名很可能无法得到批准。费尔特知道，如果格雷的任命遭到否决，格雷将会推荐他来作为继任者。此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已经无法被遏止，而费尔特却赢得了他官场生涯的一个重大胜利，并有可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掌门人。
但是费尔特也面临着一个障碍，尽管这个障碍对他构成的威胁并不大，那就是将近两年前被胡佛解雇的威廉·沙利文。根据费尔特的判断，他的这个老对手正在积极地与尼克松政府的要员交往，并且已经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候选人名单之中。费尔特担心在政治上温顺驯服的沙利文将使联邦调查局陷入腐败的泥潭之中，而这正是“深喉”一直以来所坚决反对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费尔特向《时代》周刊透露了基辛格对新闻记者和决策者实施电话窃听的有关细节，这样，当格雷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他肯定会被问及此事。虽然格雷与此事毫无关系，但是沙利文则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沙利文成为联邦调查局掌门人的希望就只能归于破灭。
但是这一次“深喉”却失算了。包括费尔特在内，知晓基辛格电话窃听一事内幕的人不过###个人而已，而费尔特却是其中唯一未参与其事的人。于是，费尔特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泄密的头号嫌疑对象——无论是对于电话窃听一事还是对于水门事件而言都是如此。2月28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谈及费尔特时，都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将他视为水门事件的泄密者，从而使得费尔特丧失了任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事实证明，沙利文与白宫的联系本来并没有费尔特所认为的那样紧密，而费尔特的这一举动事实上却使得沙利文拉近了和白宫的关系。
费尔特的双重身份所导致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5月16日的车库会面中，他警告伍德沃德“每个人的生命都正在面临危险”，随后伍德沃德又将之转告伯恩斯坦，并解释说危险来自于“中央情报局”。在水门事件中，费尔特从未向他们确切解释过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恐惧，只是告诉他们：“种种掩盖真相的行为其实与水门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主要是为了掩盖美国情报系统所从事的一些秘密行动。”
现在，整个事件又重新归结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曾经在他的书中提了出来，却并没有予以回答，即为什么会有人冒险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样一个在主要竞选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要的组织总部呢？当时，绝大部分调查人员都认为这次窃案与共和党试图刺探民主党的竞选情报有关。但是这一推断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要进行刺探，其时机也应选在即将于迈阿密召开的民主党大会落幕之后，因为到那个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才会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参与竞选。不管怎样，这些夜盗者应该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神经中枢，例如主席劳伦斯·奥布莱恩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而不应该选择总部内部他们被捕的那些相对更为偏僻的房间。
这些夜盗者也许是在搜寻一些不为人知的桃色丑闻。1972年5月28日，他们第一次闯入水门大厦，并成功地安装了窃听装置。而在此前一个月，华盛顿的一位律师菲利普·贝利刚刚被捕入狱。他是许多应召女郎的代理人，并且与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有联系。当年7月，在贝利因违反《曼恩法案》（该法禁止运输妇女跨越州界从事卖淫活动）而被检方起诉之后（后来他也的确因此项罪名而被判服刑），《华盛顿星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他与华府应召女郎的圈子关系密切。几天之后，这些夜盗者便因再次潜入水门大厦而被捕，这一次他们随身携带着额外的也许是用来替换原有装置的窃听器，以及一把桌子抽屉的钥匙。时间上的巧合也许暗示着这两个案件之间的关系：水门窃贼所窃听的那个偏僻房间，也许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由高级妓女提供性服务的场所。
约翰·奥康纳补遗（6）
从庭审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检察长希尔伯特试图诱使水门窃案的嫌犯在作证时表明，他们行窃的目的——也许有些窃贼也并不清楚——是因为亨特出于获利的目的，因而希望能够探知其竞争对手个人的一些“下流行径”。从一开始便负责窃听事务的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作证说，他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工作的亨特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办公室电话进行了窃听，并且听到很多男人和很可能是应召女郎之间的“显然十分暧昧的”对话。（这一起诉意见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将丑闻仅仅聚焦于最初的七名被告，以使白宫摆脱干系。）当希尔伯特准备采信这些证词并定案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说服上诉法院阻止了希尔伯特的行动。
正如费尔特警告伍德沃德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不仅与亨特和那些夜盗者有关联，而且也卷入了水门事件。一些分析家推测中央情报局也正在调查相同的应召女郎的交际圈子；中央情报局也许在搜集材料，以助于建立那些接受性服务的政客的档案。
当费尔特开始感到紧张和不安的时候，根据联邦调查局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芝加哥的一位窃听设备供应商迈克尔·史蒂文斯，正在寻求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护。在麦科德（水门窃贼之一）向他出示了中央情报局的证明信并声称他正在执行一项任务之后，史蒂文斯向他出售了几套窃听设备。1972年12月，在水门窃贼被抓获之后七个月，霍华德·亨特的妻子多萝西携带着一万美元现金飞往芝加哥，结果坠机身亡。据史蒂文斯声称，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付给他“封口费”，而他则怀疑这次坠机并非偶然。此后不久，当他亲自接到一个匿名的恐吓电话之后，他决定到联邦调查局来寻求帮助，毫无疑问，费尔特也肯定知晓此事。
费尔特也应该知道一个名叫卢·拉塞尔的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秘密侦探，此人受雇于麦科德，专门负责向相关人士支付现金筹佣，而且在水门事件发生之际，他很可能就在水门大厦附近。1973年5月18日，亦即在费尔特向伍德沃德发出警告之后仅仅两天，拉塞尔突然心脏病发作，好在没有危及生命。当天也正是麦科德（他也很担心自身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将在参议院出席作证的日子。而在此之前几天，拉塞尔收到了参议院发出的要求其出庭作证的传票。此后不久，他宣称有人用毒药替换了他日常服用的药品，从而导致他心脏病发作。他于当年夏天病逝，而仅仅数日之后，他的朋友、华盛顿律师约翰·利昂，就将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一起，针对其所宣称的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电话窃听行为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5月初，伍德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