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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局总部某个电话旁随时候命。为了保证不错过接见机会，特工们要赶在局长前面来到办公室，在他进午餐时吃点东西，然后继续等着，一直等到他晚上离开后才结束守夜。这种随时候命的警觉状态会持续数天。有位地方分局探员在胡佛召见他时没能及时赶到。面对那位年轻人的解释和道歉，局长无动于衷，指示对其不予提升。他后来气消了，就将这位年轻人重新推上了晋升之途。
终其一生，他都是乐观、机敏和富于活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对自己的精心照顾。他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每天早晨由联邦调查局医务处护士长瓦莱丽·斯图尔特给他注射一次维生素。他紧跟医学发展的步伐，我记得他有几次提到自己读过的与这方面有关文章。他坚持让我每天吃一根香蕉来补充钾，他向我保证，这“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在与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谈话中，胡佛言辞犀利，直奔主题。但是，一旦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有时会搁下手头的工作和我聊些其他的事情。他特别担心他最亲密的朋友兼同事克莱德·托尔森的健康问题，并且经常与我讨论这件事。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建议在托尔森办公室一角架个吊袋，这样当他感到紧张和需要摆脱挫折感时就可以击打它。“夜里离开办公室时，我可以把问题留在身后。托尔森不能，他需要摆脱精神紧张。”
与妇女和孩子们呆在一起时，他总是显得和蔼可亲。对于妇女而言，其特工丈夫会在周年纪念或因工作突出而受到局长的祝贺，当她们与丈夫一道受到局长的接见时，她们都会满面春光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在我为联邦调查局服务满二十五和三十周年之际，我妻子奥德丽都陪我在胡佛办公室拍照留念过。在这两次接见中，他都背着我对我大加赞赏。1971年10月，在“原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银婚纪念舞宴来临之际，奥德丽和我参加一个私人招待会，胡佛吻了吻她的面颊，然后说道：“你丈夫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当时司法部长的妻子玛莎·米切尔也为胡佛的魅力所折服。（她将他称作“杰德加”。）应她的邀请，胡佛于1971年5月在美国女记者俱乐部公开抛头露面，这是相当罕见的。她在做介绍时，为赞颂胡佛多年的工作，米切尔俏皮地说：“你看到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时，你就看到了他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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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的遗产（4）
《生活》杂志封面漫画将胡佛绘成了罗马皇帝，他为穿着普通衣服抛头露面而深表歉意。他补充说：“很抱歉，我的官袍没及时从洗衣店取回来。”
在联邦调查局官员和驻外联络代表的非正式###上，我经常听到胡佛的讲话，他那即兴发挥的才智和侃侃而谈的话语总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后来得知，像其他著名人物，包括诸如鲍勃·霍普这样的喜剧演员一样，这些即兴演讲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要将它们牢牢记住，以便进行“即席而发”的演讲。
有传言说，胡佛是一名同性恋者。这些诽谤之辞的根据是他习以为常的单身生活和他与克莱德·托尔森的密切交往。纽约一家报纸多年来一直紧盯着胡佛，它曾派出记者“证实”这种指责。它最终两手空空地放弃了这种报道题材，并称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威胁。我从来没听过有诸如此类的任何威胁，我也从未见到胡佛有同性恋倾向的任何迹象。就我所知，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所有同事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胡佛娶了他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和他的家是他全部兴趣所在。他本可以全薪退休，但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和托尔森确实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们白天经常在一起商讨事情，并且总是在一起共进午餐，五月花酒店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星期三他们会在托尔森的公寓里进晚餐，而星期五则在胡佛家中。他们唯一的堕落之处是在逢马开赛的星期六去看赛马，而胡佛在那里总会丢掉他两美元的赌注。
他们的交往并非没有瑕疵。就像他与所有其他高层部属有过的一样，胡佛有时会与托尔森闹不愉快。对那些“失宠”于胡佛的其他官员来说，他们可以埋头局里的日常事务来避开他，直到他消了气。而对托尔森而言，他的压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不断地要与胡佛接触。
从我与胡佛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真心喜欢托尔森，也许是将他视作兄长了。他照顾他，并为他时好时坏的身体状况而担忧。
作为一个敢作敢为且精力旺盛的人，胡佛可能同时与多人结怨，但他乐于接受挑战。他的确倔强。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纪律问题上，面对人事档案上自己的那些蓝墨水批语，他总会想起过去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谅解或忘掉。胡佛对我一向是公平和公正的，对为他工作的那些岁月，不管是多么辛苦，我都有着美好的回忆。但他也有对人反应过度的时候，有时只为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根据雇员身份的不同，他会坚持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即便行政管理部警告这可能会闹到公务人员委员会或法庭上而被否决。
比如，有位年青职员拒绝按局里标准理发。反复教育无效后，胡佛命令将其解聘。这名职员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他恢复原职，拿回补发工资并保留长头发。胡佛对这件事并没较真。幸运的是，当这名职员拒绝在接受公众参观的场所系领带时，胡佛已经不再固执己见了。
对于除解聘以外的任何人事变动，想打听胡佛想法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胡佛看来，这表明此人对现状感到不满，得永远提防和不能信任。另一方面，以诚恳态度接受纪律处分事实上会提升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胡佛在三个方面是一个绝对的暴君。在对外联络中，任何性质的错误，哪怕是一个印刷错误，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受到严辞呵责的罪过。另一个不得违犯的规定是，收到联邦调查局以外的来信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告知对方确认收悉。这似乎是一种过于苛刻的规定，但胡佛解释说：“这就像个时钟。它可能走得准时也可能走得慢，但每天的小时数总是相同的。”他是正确的。一旦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规定付诸实施，按时和晚点处理信件都一样容易，甚至更容易一些。胡佛坚持的第三点是，在接听外线电话时必须礼貌而干脆。在第四声铃响之前要拿起电话接听。接线员绝不许问：“是哪位？”
有些人指控胡佛，说他将联邦调查局的材料和人员用于自家房屋装修。开始是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一名雇员举报，说联邦调查局偏袒美国华盛顿特区录音制作公司，以高于生产商的报价从该公司采购设备。当该问题首次出现时，联邦调查局经过内部调查认定，其目的是基于安全考虑，要隐藏政府情报机构所采购的电子设备类型，所以这样进行“脱套阻断”不仅合适而且是经常之事。
局长的遗产（5）
若不是共和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这件事本来可以就此平息。原联邦调查局官员在阿布朱格领导的国会政府工作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她对他们的回答感到不满意。根据我掌握的情况，阿布朱格满腹牢骚地找到司法部长爱德华·H。列维，告诉他如果不重新对联邦调查局涉嫌腐败的问题展开调查，她的小组委员将会介入调查。列维慌忙行动，将其住处安装门锁的费用补给了联邦调查局，然后重新开始腐败调查。
在涉及联邦调查局从美国录音制作公司或其他公司采购设备问题上，并没有发现违规之处。司法部忘记指出，绝大多数采购都是根据政府条例经由前任司法部长签字批准的。
这次调查发现少数联邦调查局官员，包括原局长在内，获取了一些可疑的额外好处。有名联邦调查局官员被要求辞职，随后被指控行为失检，因为他用联邦调查局的废料在自家院子里搭建了一个鸟舍。另一名官员被发现未经批准将政府经费用于联邦调查局公关活动，因此也被要求辞职。披露给媒体的材料暗示，这些费用是联邦调查局官员在华盛顿专门的饭店大吃大喝浪费掉的。真相大白时，那些宴会不过是为了对外国情报机构首脑进行较为周到的款待，但由于国会并没有为这种用途专门拨款，费用只能从政府经费中支取了。并没有密报所说的腐败行为或因私挪用资金的情况。
这次调查活动由列维发起，后来由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继续进行，其真正的调查对象是约翰·埃德加·胡佛。有指控称，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材料经常被用在胡佛住所的装修上。因为胡佛是美国反间谍机构的首脑，允许非联邦调查局技工进入他家自然不是明智之举。另外，胡佛的生命面临着无数威胁，他不得不采取非同寻常的防范措施。最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胡佛都非常细心地支付了材料费用。
总而言之，胡佛既不是尽善尽美的模范也不是残忍可怕的妖魔。他是一个诚挚而不造作的人，他需要忠诚，但也会同等地忠诚于人。他既不喜欢虚伪的谦虚也不喜欢傲慢的自负。当媒体充斥着他将被撤换的传闻时，他能以乖张的满足表情将其关键语读成一段广为流传的轶闻：
尼克松：我希望和你见面，谈谈退休的事儿。
胡佛：为什么，太荒唐了。你还是个小伙子啊。
魅力超凡、脾气暴躁、和蔼可亲、器量狭小、伟大卓越、虚华浮夸、才华横溢、自我本位、勤勉刻苦、令人生畏、悲天悯人、飞扬跋扈，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是用于形容胡佛的，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适合用在他身上。他受到广泛敬仰，又受到广泛批评，而他承受了这一切。他是一个本性之人。
胡佛热爱美国，信仰美国理念。他的遗体躺在华盛顿东南国会公墓的一块普通墓碑之下。他的名字被醒目地装饰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庄严的新大楼门口上方，这是一种更为适宜的纪念方式。他对这个国家真正的贡献，他才能和奉献的真正纪念碑就是联邦调查局本身，尽管它饱受攻击和非议，但它会生存下来，并且会强大起来，因为国家非常需要它。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1）
在约翰·埃德加·胡佛最后的日子里，逼他出局的压力愈来愈大。在比尔·沙利文的鼓动之下，诽谤者们抓住一切事件和争端，要置局长于不利境地。白宫顾问们私下暗示，尼克松总统对拒绝接受政治命令的联邦调查局不满意。这些污蔑之辞主要出自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约翰·迪安之口。在迪塔·比尔德案和休斯顿计划上，他们对胡佛拒绝成为一名“合作伙伴”而感到恼火。他们暗示胡佛“太老了”，不再能够“掌控”联邦调查局，而且斗志低迷。
总统对胡佛有着矛盾的心态。他本指望可以任意指使局长，但他明白胡佛在国会有着强有力的支持。尼克松准备等待时机，等待胡佛丧失能力或死亡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开始采取行动，来寻找或准备任命一个接替胡佛的人选。我们局里的人都曾强烈地感到，他会指定局里的某个人。我也许会收到这项任命，这种想法一次次地从我脑际掠过。我是局里的二号人物，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履历相当不错，而且根据自己的感觉，我也深得普通职员的喜爱和尊重。另一个合情合理的候选人是局长助理约翰·P。莫尔，他负责行政工作。除了与外界保持着富有影响力的交往（这一点是我所缺乏的），莫尔的工作业绩也很突出。
但理查德·尼克松需要的是联邦调查局之外的某个忠于他的人，某个与联邦调查局没有瓜葛且不会首先效忠于联邦调查局的人。他本来要选用原华盛顿市警察局局长杰瑞·威尔逊，但此人在处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弄得声名狼藉，当时有数千反战示威者遭到围捕并被投进一所临时设立的监狱。白宫助手们首推原伊利诺斯州库克县治安官约瑟夫·伍兹，但他是尼克松私人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兄弟。用他会有点搞裙带关系的味道。
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确切地讲，在总统宣布胡佛去世二十六小时十分钟之后，尼克松指定帕特里克·格雷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他曾经是二战潜艇指挥官、律师和康涅狄格州小有名气的政治活动家，并担任过助理司法部长职务。两人自1947年相遇以来，格雷一直是尼克松忠实的追随者。他1960年卸去参谋长联席会议助理的最后军职，为尼克松首次总统大选效力，后来又辞去在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实务工作，参加1968年总统大选。就在他被钦点执掌联邦调查局的数周前，尼克松为加强对司法部的控制，已任命格雷为司法部副部长。现在的格雷将在联邦调查局发挥同样的作用。他对如何管理联邦调查局没有自己的想法，但从白宫内部人的立场来看，为结束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反应明显不力的状况，格雷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
直到5月3日这一天，格雷一直未被告知他是尼克松所选之人。他那天接到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的电话，要他下午两点一刻赶到其办公室，因为“我们要到白宫去”。他从司法部法律顾问拉尔夫·埃里克森那里得到自己升迁的消息，但直到尼克松亲口相告才敢相信。“总统向我谈起了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并且提到了它不得不保持非政治性的现实，”格雷说，“总统还告诉我：‘我们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而是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职业关系。’”
白宫发言人在公共场合也采取相同的论调，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格雷的任命是超党派和非政治性的，只不过是11月份选举之前的一个临时性措施而已。根据一名白宫助手的说法，在竞选升温之际，总统不想让这种任命“卷入党派政治”。当被问及人选时，总统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说：“我想你会发现帕特里克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在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第一周，格雷继续使用他在司法部的老办公室，等着海伦·甘迪将胡佛的私人用品和纪念品打包处理。他要我继续留下来主持日常工作。为保持过渡阶段工作的连贯性，我接受了这一要求。
格雷带来的新的领导风格立刻显现出来。他不吸烟也不喝酒，每天都进行剧烈的运动。他总是坚持从地下室车库爬五层楼来到五楼办公室。陪着他爬了两次楼梯之后，我就特别留意从另一个门进去。格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每天早晨都会去参加七点钟的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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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2）
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位代理局长并不隐瞒他要“争取地方支持”的想法。在其短暂的任期结束之前，他视察了除檀香山以外的每个地方分局。他每站都有计划地进行了演说，以取悦地方分局探员。他一次又一次地承诺要放宽胡佛的苛刻标准。就像我分局朋友告诉我的那样，其结果会造成地方分局和总部的分裂。
他紧接着进行的许多改革都是要取悦地方特工。尽管胡佛从来没有成文规定，但他希望特工在当地将自己打扮成青年实业家的模样。胡佛不赞成留长发、小胡子和大鬓角。对于那些需要留着大鬓角和小胡子与###者和激进分子进行交往的特工，他们可以享受破格对待，但胡佛从未对此表态过。
格雷还废止了几款明文规定。胡佛要求记录每名特工的办公时间，也就是用在实际查案的工作时数。取消这条规定让特工的日子好过多了。格雷也放宽了体重标准。特工们的体重现在允许达到保险公司设定的“最高”标准，而有些保险公司的指标与胡佛坚持的“良好”标准相差达十五到二十磅。由于他推崇健身运动，格雷就让地方特工进行体格锻炼，每加班一小时就可在体育馆补偿活动一小时。胡佛限制总部工作人员享受这种特别待遇。格雷最受欢迎的改革是允许驻地特工晚上驾着局里的车辆回家。他的理由是，如果特工们下班后被叫出来，他们应该有车可用，况且这也确实省下了市区保管费。
格雷的外访活动需要进行许多旅行。在我们最初的谈话中，他有次谈到乘用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视察各地方分局的可能性。受胡佛严格预算管理的影响，我反对使用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因为其费用不菲。但格雷坚持说，总统不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被绑架到古巴，然后被用上硫贲妥钠来接受讯问。我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着重强调了其费用支出，相信那些天文数字会改变格雷的想法。但他只是绕过我，要求行政管理科进行必要的筹备。格雷开始按周乘坐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他经常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的机场开始一周的工作，该机场离他斯托宁顿镇的家最近。他使用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的总支出几乎达二十万美元。
在他主政的一年里，格雷面对各种团体进行了四十一次演说。这些演说因其政治色彩而受到批评。尽管格雷否认有任何此类偏见，但他的演讲稿却是由查尔斯·利希滕斯坦撰写的。这位政治演讲稿撰写人曾为许多当时在联邦权力委员会工作的共和党领导人捉刀代笔。格雷并没有选用局里倾向依法行事的写手乔治·威廉·冈恩。
格雷的特权做法让他疏远了总部。约翰·埃德加·胡佛坚持阅览所有重要备忘录和其他通讯文稿，送到他办公室的材料数量非常多。格雷因经验欠缺而无法处理这么多的材料。此外，他非常明确地向我交代，他希望下放权力。我于是将我手头约百分之十的材料送给他。即便如此他还是嫌多。办公数天之后，他就抱怨手头的事务太多。他对我强调说：“我希望你主持联邦调查局的日常工作，在进一步熟悉工作流程之前，我没法处理太多的文字工作。”我很想告诉他，多花些时间在华盛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后，我将送给格雷的材料做了限制，只送去需要他亲自签字的重要决策文件或备忘录，比如说窃听申请书。有些备忘录从此就没有回到我手中，而当实施的最后期限迫近时，我经常不得不由自己做出决定，而未征询其意见。1973年4月格雷离开之后，我发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许多备忘录。
格雷认为他的工作是勤奋的，从政府的一般标准来看，他的想法也许属实。当他专注某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