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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派”第一个就抓进去了。“反右”运动在首都剧场的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跳楼了，把腿摔断，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最悲惨的是刘芝明副部长，他是后来专管“二流堂”“小家族”专案、给我们做政治结论的人，当时他把自己当成胜利者，完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我们宣布这场斗争以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获胜而结束。这位刘芝明副部长，他的命运实在使我大为叹息。到了“文革”，他被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抓起来，叫他交代罪行。交代什么呢？要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罪行。他哪里交代得出来呢？他是只管批判我们的，他交代不出什么来。造反派就说他是“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文革”跟“反右”相比，就更野蛮更残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带抽他。哎呀，他的年纪很大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打呀，他硬给活活地折磨死了。据说他的儿子到医院，看他要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限。儿子都不怜悯他，走了。真是悲惨。
陈晓楠：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之前，杜高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说话毫无顾忌的青年，即使在劳动教养期间，杜高也依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然而，在杜高最后三年的劳教生活里，他身上的锐气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杜高档案当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也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的佐证。
解说：1969年是杜高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又因为对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濒临崩溃，这个时候的杜高变了，他早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我要生，我要生存下来。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我要生存，怎么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写这个。我学会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讲自己想讲的话，我再不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我就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思想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语录来说话，这样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呢？果然，最后说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有了好的表现。
解说：尽管杜高的学习心得都是连篇累牍的歌颂领袖，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依据。杜高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就是这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批准解除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后杜高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乡了，我回家了。因为我刚从农场放出来，我刚刚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监狱里还完全一样。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监视着我，我不习惯自由地走路，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跟着我，但我总感觉和在劳改单位一样，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队长时时在监视着我。我被囚禁的时间太长了，一时解脱不了。
解说：回到长沙后，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为生计的闲散劳动力。十年间，他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不过，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
杜高：回到长沙以后，我非常警惕，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加上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实实地干活，给我多少报酬我就拿多少报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受到这么沉重的惩处，就我个人讲，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人。我很谨慎，我得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使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老实可怜的人。贫穷已经使我很衰老了，我变成了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用力压抑我的内心情感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正因为这样，我获得了安全，这个社会容忍了我，人们跟我谈话，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我再说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个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变好了，但是这个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再是我”。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年，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劳动教养，经过漫长的劳动改造，除了让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让我的青春年华毁灭之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陈晓楠：1979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杜高终于获得了平反。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了。他被调回北京，在中国剧协工作。1980年春天，杜高结婚，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然而和“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相比，杜高还算是幸运的。尽管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摧毁，可是他幸存下来了，而且重新恢复了工作，找到了生活的动力。而他深爱着的那些朋友，却一个个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解说：杜高的好友汪明，他们曾是朝鲜战场炮火中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同住一个宿舍。在“小家族集团”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为该集团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过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爆发以后。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经是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了，他也在田头劳动。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时候遇见他了，他有一点行动自由，我没有自由，我还在劳动教养。他看见我了，走到我身边来，因为他已经摘掉帽子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天结束教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因为我不能买烟。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死得非常悲惨，后来就是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劳改农场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他没有家，他是非常可怜的孤儿，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劳改农场去了。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他死在那个劳改农场里。我太为他叹息了，他要多坚持两个月，得到平反，命运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许就可以得救。但是他没有熬过来。
解说：与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田庄，虽然等来了平反的那一天，不过，也就是那一天，他被送进了医院。
杜高：他呀，好不容易盼望到平反，1979年的春天，北影通知他——他的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打电话通知他，在右派改正书上签字。他盼望了二十多年啊！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飞一样地往北影跑了去，签了字，拿到这张改正书啊，跑回家，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呕血，他不是咳血，不是我那种咳血，是呕出来的，把他的爱人和小女儿吓坏了，满满的一面盆。他压抑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刻。他被抬到积水潭医院。我回到北京后听说他在医院，立即去看他，我还是照过去那样叫他小田，我刚进那个病房，叫一声小田，他躺在病床上，就一下搂着我的脖子哭了……
解说：几天后，田庄去世。在田庄临终前，他送给杜高的妻子这张照片。
杜高：田庄爱人有一天告诉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她说：杜高要结婚了，要安家了。田庄非常高兴，田庄就想到他还保存着我的一张照片，要他妻子赶紧回去找。那张照片就是现在印在我的《又见昨天》这本书上的，我年轻时的一张照片，1955年我送给他的，我在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我送给他的，我自己都没有保留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就写了一张字条，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不认识的我现在的妻子，他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怕我的妻子嫌我太老，我的妻子比我小十几岁，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衰老，非常憔悴，他怕我的妻子嫌弃我，所以说“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用了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妻子。
解说：罗坚，在杜高的朋友中间，算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老干部。“小家族”问题爆发前，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在“小家族”成员中，罗坚被列为“重要分子”。
杜高：为这个小集团，他吃够苦。把他弄到贵州去了，在一个花灯剧团工作，很苦闷啊，他非常苦闷啊。后来，好不容易平反了，这个“小家族”问题没有了，他也跟着回北京了，但就是不分配他工作。正是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已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妻子儿子都不知道。很快，没有两年，忽然一下心肌梗死。我和吴祖光一道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吴祖光简直不相信他会这么早死去。他一直叫罗坚“大使公子”，跟他开玩笑，因为罗坚的爸爸曾经是驻苏大使，他一直把这个小罗坚当成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更使我伤心的是蔡亮，我的确是太喜欢我这个朋友了。
解说：蔡亮曾是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小家族”问题爆发后，他和他的恋人张自薿被下放到西安。
杜高：蔡亮的问题爆发的时候，“肃反”审查我们，“小家族”问题来了，党委就问张自薿：你是要蔡亮呢，还是要党籍？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就跟党委说：我热爱党，我又很热爱蔡亮，蔡亮不是一个坏人啊。结果，马上就开除她的党籍，一同下放，她就只好陪着蔡亮下放。
他们两个那时候并没有结婚，是同班同学，都是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她那时候已经是调干生的老师了，业务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有两个调干生，都是党员，很同情他们，悄悄地到火车站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两个人背了一个画夹子，提了一个网兜，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两个调干生说：好，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这样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一起到了西安。
解说：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西北的黄土高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那里他创作了《延安火炬》等许多优秀作品。平反后，蔡亮和爱人同时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80年代初蔡亮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美院的工作室。
杜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知名的画家了。80年代我刚恢复工作，他来看我，没想到，他跟罗坚的命运一样，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以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一天，忽然心脏病发作，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刚过六十岁。我的这几个朋友，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他们的生命都已化为烟尘。这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青春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所有的对人生的美好的追求、理想，都破灭了，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被摧毁了。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从他们的精神到生命一起摧毁，都没有了。
陈晓楠：2000年，已经年届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份档案曾经像一个可怖的阴影紧紧跟随了他二十四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可是他认为，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其实它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了。他愿意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把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同时他也愿意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所有的人一起来重新阅读这段历史。
（两集访谈录播出后，《山西文学》
2005年第7期刊出以上文字稿）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口述者：杜高
访问时间：2005年3月16日
陈晓楠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文本
当时笑得多么灿烂！
杜高档案原件
杜高1960年除夕之夜在监舍写的两个窝窝头的《检查》原件
杜高“认罪书”原件
田庄把这张照片送给杜高妻子李欲晓时，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致李辉（1）
——有感于《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出版
李辉贤弟：
从这部档案的发现、收藏、整理到公开出版，你费尽心血，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
历史将感谢你——为你的工作所具有的、今天还不能完全认识到的意义。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漫长岁月，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年代。亿万人受着煎熬，千万人送掉生命，我只是一个侥幸的生存者。
在那个年代，一个神秘的档案袋跟随着每一个人，主宰着他的政治生命，只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现在，人们打开了这部档案，立即会想到自己。历史的真相赤裸裸地揭开了，人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在一个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行动着，一些人是怎样卖力地去撕咬、整治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屈辱和无奈地被人撕咬和整治……暴力和恐惧——历史的本质就这样被揭示了出来。1米1花1书1库1 ；http：//www。7mihua。com
对于那个时代，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论证也好，雄辩也好，任何文字都抵不上你捧出的这本泪痕斑斑的原始文本更有力量。
你的功绩在于：人们将相信，历史不能被抹去，历史不会被遗忘，虚构的历史不会被人再相信。
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帮助当代的年轻人和未来的人们读懂这部档案，帮助他们回望那个渐渐远去的不易认清的历史面影。
祝福你！
杜高2005年中秋
附录一
“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收集到“杜高档案”，更是意外收获。
潘家园去得多了，买得多了，一些摊主也就知道了我的爱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摊主来电话，说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兴趣。我赶紧前去，满满一纸箱故纸碎片摆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正是我此时的研究与写作所需要的东西。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纸箱里翻阅那些原件、手稿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尚来不及细读，凭直觉就认定它们值得收藏。好在与摊主已是老熟人，好在当年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行情，一页名人手稿动辄就要数百元上千元；我当即把整整一纸箱史料全部买下，支付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至今，我为这一巧遇和决定而感欣慰。
这些档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档案”。
我与杜高先生过去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他与杜高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曾与杜先生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余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