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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撞击目标很准确。宇航员杰夫·威索夫,弗吉尼亚血统,从Rice大学电力和计算机工程系被选拔出来的宇航员,在对接机械控制面板前飘浮着,验证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他操纵开关和监视着警告灯,如果发生一些故障警告灯会发出信号,杰夫确信我们已经对接完毕,完整地在一起了。紧张消失后,我们接连重击“贝克”的背部,嘉奖他的飞行技巧。对接后我们都很高兴到达“和平”号空间站,两者之间没有一丝裂缝和缺口。我们终于到了。
在每名宇航员能够在亚特兰蒂斯号和“和平”号之间打开多重舱门之前,约翰·格伦斯菲尔德和我必须确信,在两个航天器之间没有漏气。在航天飞机的密封舱和“和平”号的密封舱之间,我们确信稳定的气压作用于各种各样关闭的走廊里,约翰用英语写了一半的检查表,我将用俄语完成另外一半。
在一个令人厌倦的过程里,我与“和平”号成员通话。告诉他们我能在航天飞机内看到的压力读数。在检查完他们自己的读数后,俄罗斯宇航员将给我一个相似的报告,如果读数在定义的误差之内,我们将继续检查下一个舱的密封性。我和约翰用一个合作的方式来完成检查表。我们确信我们在亚特兰蒂斯号上的压力读数与俄罗斯人在“和平”号上的压力读数同步。当我和约翰对航天器共同的读数满意时,我向在休斯顿的指挥官们报告结果。同时,“和平”号上的俄罗斯人向莫斯科的指挥官们报告他们的结果。当两个控制中心都认为在两个航天器之间不存在压力泄露或者压力差异时,我们在亚特兰蒂斯号上获得信息,我们将打开通往“和平”号的最后的舱门。
飘浮到舱门Ⅰ时,我能够看到约翰·布莱哈,我将取代的美国宇航员正对着装货口在粗野地笑。尽管舱门仍紧闭着,两边的船员能够互相大叫并且能够被理解。先前完成四次航天飞机任务的一名友好的并且好说话的老宇航员约翰,只是出神地望着我们。当舱门打开的一瞬间,约翰热诚地向我们问好:“欢迎!欢迎到‘和平’号空间站上来!”紧接着是无拘无束的大笑。当我们六个跌跌撞撞通过舱门,与在“和平”号工作的三个人一组居住者,现已完全适应的俄罗斯宇航员动作优美地碰头时,迸发一阵喧嚣。
拥抱、高呼,混合语言讲话,大笑,脚向各个方向摇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九名太空搬运工拥抱并在各个方向飘浮着。在喧闹平静后,我们排在单一的队列(后人的头紧贴着前面人的脚)进入“和平”号。
突然闻到一股怪味道,不是我前面人的脚发出的气味,而是“和平”号本身发出的。一股不寻常的气味,尽管并不是特别令人不舒服,但弥漫在“和平”号所有舱的狭窄管道里。气味有点熟悉。是老祖母地下室的气味吗?或是哪一个老酒窖发霉的味道呢?“和平”号像在洞里一样是灰暗的(“和平”号上的荧光亮度不足以照亮整个空间站),气味与环境相吻合。有人感觉到他正进入另一个王国。
我们最终着陆在基础舱。辅助的光在天花板上摇摆着,光线束对着伸展在舱的远端的美国和俄罗斯国旗。在红、白、蓝背景前,我们为传统的“欢迎到‘和平’号”的记者招待会就位。
我们认为记者招待会是一个必需的恶魔。这特别令人厌烦,因为要求我们解释与俄罗斯人一起以伙伴关系工作是多么伟大,我们相处得多么友好(尽管美国人中只有约翰·布莱哈可能知道)。既然我们没一个人是诗人或哲学家,而是精心选拔出的工程师,测试飞行员,科学家,对描述出创造性的句子显得很不自然。
但是上帝,或者命运,或者是预感东西突然出现挽救了我。突然,“和平”号的主警报铃响了,“和平”号指挥官,看起来比警铃响更窘迫,自己找个借口并且飞向报警面板检查问题的来源。当他疯狂地关掉灯以后,他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仅仅是一个低电压报警,新闻发布会必须等待,直到我们再次充电完毕。随着基础舱变黑,与空间站其余部分像一个洞一样的气氛配合时,新到达的客人中没有人看起来对计划的改变而失望。我向约翰·布莱哈扫了一眼,他给我一个熟悉的表情……难道是“杰瑞,为即将到来的更多的不测做准备吗”。
这可能是我在“和平”号上的要命的几个月里所遭遇的、无休止的、连续不断的主警报铃响的第一次警报。
9。一百吨的航天飞机对接(下)
航天飞机与“和平”号保持对接五天。我们把几乎6000磅的后勤物资转移到空间站。相反,从“和平”号到亚特兰蒂斯号,我们运输了相当于我们转移到“和平”号上几乎三分之一重量的东西,一个有深刻印象的为2000磅的东西。亚特兰蒂斯号将带回到地球上的“和平”号上的东西包括美国返回的科学材料和不能使用的俄罗斯仪器。着陆重量,同亚特兰蒂斯号在下降期间的重心一样有限制,这阻止了航天飞机带回地球更多的重量,而且,出于安全的考虑迫使我们仔细筛选哪些东西能运回去。
我们不能接受有故障的仪器,那将造成航天飞机上的空气有毒的危险。我们不运输不批准航天飞机使用的分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满足航天飞机的安全限制的东西。例如,由于有破损的潜在危险和造成在舱内到处飘浮碎片的可能性的东西(当然,那些碎片最终可进入某人的肺里),在航天飞机里无论何时都要避免破碎的玻璃。“和平”号的规定显然缺少限制,因此在整个空间站内到处都能发现玻璃制品。
在长达11年的使用期内,“和平”号已积攒了大量的额外物资、仪器,坦率地说,它们只是一堆垃圾。从报废的实验室容器和空的水箱到旧的工具和无用的绳索,每件东西都分散、散落、装载在“和平”号上。虽然航天飞机有能力运载其中一些额外物资,帮助环境变好,但“和平”号仍显得很乱。
美国航天飞机上的装卸长是玛莎·伊温斯。她做事令人敬畏,她知道每件东西具体装在航天飞机的什么部位,并且照那样做了。玛莎确保航天飞机上所有要转移的东西移到“和平”号上,并且所有要返回地球的东西将装载到航天飞机上,而且在启程前装载完毕。她要求严格,她要求每件东西必需放在合适的地方。她绝对对“和平”号上的随意放置和混乱而不满。
艰难地到了位于量子I舱端部的“前进”号补给飞船处,她发现了自己被一片混乱的海洋所吞没。量子I舱,仍被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研究天体物理的太空舱而大肆宣传,现在被用作一个堆存处。玛莎希望看到高功率的分光计和望远镜来填充天体物理太空舱;她所看到的是一个塞满固体飘浮垃圾袋和坏仪器的太空舱。在太空舱中移 动,把袋子和容器以及有气味的垃圾推开,她试图穿过像海藻床那样的障碍物,但是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不能自拔。我看到她试图移 动,像一条鱼一样,绕着障碍物,但是绕过一个障碍物后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障碍物。最后,她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由原路返回,她回到出发点,她的眼里充满悲伤。她在分解出的垃圾气味中透不过气来。
“杰瑞,你知道是否‘前进’号已经脏乱不堪了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认为是这样。让我帮助你穿过这沼泽地吧。”
玛莎花费了一些时间适应了一个混乱的太空舱的气味和视觉。恢复过来后,她大笑起来,她评价说这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事实——一个天体物理太空舱竟然无用!我们把挡路的飘浮的垃圾袋推开。她开始飞行并为通过脏乱区而战斗。大约到了太空间舱长度的三分之一处,她在障碍物后消失了。因为气味太大了,我撤回到基础舱。
她回来后,我们重新给量子I天体物理太空舱命名为“阁楼”。
通常,空间站像一个老的属于一名古怪隐居者的阁楼,像一个永久的所有事物的救星者,一名很坚强自信的“当它在你近旁时,你决不会了解它”的人。因此,一生积聚了一些旧的和无用的物质。积聚物的混乱状态不是先前空间站工作人员的过错,确切地说也不是当前人员的过错,事实上,当前工作人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整理和装载仪器来使“和平”号当前的状况好转。是的,过错是由于多年积聚的忽视以及从“和平”号上移 动物品时不合适的方法所导致的。具体地说,是俄罗斯暴风雪计划的失败(暴风雪是俄罗斯的一种航天飞机)。这让俄罗斯人没有办法从“和平”号上移走物品。
物品能够带来,却不能被带走。“和平”号过于拥挤的状况,同时也使财政紧缺的俄罗斯空间机构对想在“和平”号上做飞行实验的付费的外国研究者说不行。科学仪器被拉来,研究者乘坐一个狭窄的联盟号飞船返回地球后(联盟号返回装置几乎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三个人,更不用说额外的工具了),仪器仍留在“和平”号上,这只能增加“和平”号的混乱。
在对接五天后,航天飞机准备返回。我和约翰·布莱哈交换了位置,约翰成为航天飞机的成员而我接替约翰的位置成为一位在“和平”号上的成员。
当然,离开空间站意味着与空间站脱开,脱开本质上与对接相反。舱门关闭,检查其密封性。随着在对接环上的钩子松开,在对接装置中的弹簧把航天飞机与“和平”号分离。航天飞机开始点燃助推器来移 动得更远些。助推器特别选择以确保航天飞机以正确的方向移 动。但不要使它的废气影响“和平”号空间站和空间站中灵敏的太阳能帆板。
舱门关闭后,我和两名俄罗斯同伴除了眼看着航天飞机远离我们而去外,没有什么可做的。在空间站上,我们都处在自由飘浮模式,这意味着所有的“和平”号的操纵喷气装置关闭(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很少被使用)以避免一些无意地失火。一个无意的失火可能使空间站在不合适的时间里产生扭转,两个运动的航天器脱开是很难完成的。
远离空间站大约400英尺时,亚特兰蒂斯号的导航员布伦特·杰特(他的真实名字)从迈克·贝克手中接过控制键开始环绕“和平”号飞行,在最终启程前环绕两周。
当航天飞机启程时,我拿着我的照相机,在不同窗口移 动,拍摄了一些世界最先进的航天飞机远离“和平”号的绝对惊险的照片。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航天飞机如何在持续振动中飞行。
当亚特兰蒂斯号点燃助推器时,我发现助推器从喷口中发射出大量羽状物,羽状物是螺旋的,眼泪状的,从航天飞机的三个不同的助推器口中喷出,两个在后一个在前。我不停地给航天飞机拍照,把地球作为拍照的背景。我拍了很多胶卷,我知道必须等待五个月后才能看到结果。几乎被航天飞机悬垂在地球上不可置信的景象所折服,我知道如果照片与我看到的相符的话,照片肯定会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我盯着窗外,直到亚特兰蒂斯号在几百里之外看不到为止。随着地球变暗,航天飞机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它的高度允许它能够不停地从太阳获得光线。我最终看到远离的航天飞机像一颗明亮的星星,位置很低,接近黑暗地球的边缘。然后,亚特兰蒂斯号也闪亮地进入黑暗中。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到极度孤独,斜视着窗外,做无效的尝试想再次见到亚特兰蒂斯号和我的宇航员朋友们,但现在亚特兰蒂斯号他们已经远去了。我关闭了窗户的盖子。我在“和平”号上的生活已经开始了,现在只剩下我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只能靠我们照料自己了,我们远离了家和地球了。
10。在“和平”号上的第一天
从墙上松开自己,墙是我睡觉的场所,缠绕成一个垂直位置(我经常在墙上头脚倒置地睡觉),我将飞向休息室。
我很快地调整了在“和平”号上的日常生活。瓦列里·科尔尊和萨沙·卡列里在我到之前,已经在“和平”号上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离完成他们的旅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经验丰富,已经有计算“返回地球日子”的想法。在他们度过的五个月里,“和平”号相对运行良好;这里没有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没有生命受到威胁的局面出现。日常的修理足以使他们忙碌,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击垮。
瓦列里·格里高里耶维奇·科尔尊是我在星城遇到的所有俄罗斯宇航员中较美国化的人。他四十多岁,面目清秀,他经常用英语说话,经常大笑,有喜欢妇女的倾向,他很符合一个已婚男子的形象且有一个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是前任的军队试飞员,1987年开始与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工作。十年后,他做了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
41岁的阿历克山大·“萨莎”·尤里耶维奇·卡列里,看起来像一名奥马尔·沙里夫,在1987年以一名民用工程师的身份被选拔加入俄罗斯宇航员队伍。在1992年曾在“和平”号上进行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他表情严肃、说话温柔,但是很友好;他被妇女所羡慕,但他是一名专注的重家庭的男人。
我的前任约翰·布莱哈私下曾告诫我,“和平”号的指挥官瓦列里·科尔尊是一名过分微观的管理者。看起来,瓦列里和约翰在不止一次的事件中顶撞过。这可能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他们从没有一起训练过。事实上,直到飞行前一周,约翰才知道他将与瓦列里一起飞行。当回到星城时约翰曾询问我,“科尔尊是谁?”当俄罗斯宣布最初选定的俄罗斯宇航员由于怀疑心脏有问题而不能飞行时,这使得约翰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而不得不和两名陌生人度过隔离的几个月时光。第二,这是瓦列里的第一次飞行,约翰的第五次飞行。约翰已经指挥过航天飞机任务。瓦列里很可能感觉到不安,甚至感到受威胁。不管什么原因,很显然约翰愿意回家。
幸运地是,我和瓦列里相处得很好。从我的角度说,在飞行之前我就认识瓦列里。我们在模拟装置里训练而且在一起打羽毛球,甚至在莫斯科由我们的家人陪同参加比赛(我经常很难理解玩球背后“隐藏的意义”,我和凯瑟琳至今没有希望地即使在俄罗斯人惟一的生产品中试图追随这个驾驶员)。瓦列里认识我并且在职业上信任我。
此外,在我到达时,瓦列里已不再是一名新手(他已有五个月的经验)而且他可能感到在这个位置上很安全。更可能的是,他认识到在与约翰交往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不想在我身上重复。尽管他的倾向仍然是想挖苦我,他做得很老练。
同船的另一名成员叫萨沙·卡列里,他是俄罗斯船上工程师(我被指定为美国船上工程师)。卡列里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个月后,他的心情仍很平和而且持续有效地工作。他看起来同他在地球上一样:黑皮肤棕色,用水整得很光滑的头发,一个干净整齐的胡须。每次吮吸完晚餐后,我们经常互相欣赏对方小男孩的照片。我提醒他当他回家后将是一个多么好的重聚。他的眼睛充满希望,并为成为一名父亲而自豪。
萨沙·卡列里懂得同时保持有益和谦虚。我观察他越多,我对他的印象越深刻。我决定按照他来模仿我的空间行动,因为他看起来在隔离和工作压力下丝毫没有变化和受到影响。
我注意到他坚持一个严格的日常工作。他遵从莫斯科任务中心制订的日常计划,但不是盲目的而且并不是没有改变事件的顺序来适合他的工作方式。例如,如果一次修理比预期的长,他将干好工作直至完成,而不是忙着干另一个工作的计划,因为这只能是浪费时间来重新组织第一个工作。
不考虑时间的要求,他对他的两个计划的日常练习任务吹毛求疵;没有东西能阻挡他。他保持他的生物钟(在太空16小时的日出时间能够破坏生物钟)每晚同一时间去上床睡觉,当早晨警铃响起时起床。他知道从长远看来,不这样做身体会顶不住的。他明白在一次修理后,另一次修理将等待着。他认识到在太空的六个月是一个拉锯战,每个人必须调整自己以便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他完成任务的最后时光,卡列里显得很满意。我也想显得满意,工作有效率,在我结束任务时,心理状态良好。如果他能做到这些,我也能做到,这是一种自律,在海军学校时这种自律已经深深在印在我的脑海里。在“和平”号上,我的生活方式像萨沙·卡列里一样,我就像他的复制品。
我想完成所有的任务目标(没有例外),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超越政府制定的目标。人们信任我,大量地投资使得我能够到达“和平”号,如果我变得有些像机器人一样,那就没意义了。当说到完成任务是我的主要目标时,我内心无愧。
被主警报铃惊醒后,主警报铃是早晨报警铃的声音的两倍大,我立即核对我的手表确定它是一个起床的铃声而不是一个警报信号。从墙上松开自己,墙是我睡觉的场所,缠绕成一个垂直位置(我经常在墙上头脚倒置地睡觉),我将飞向休息室。每天不想浪费45分钟的修面时间,我只是在我的面部喷一些水,用我的手擦擦它,然后通过轻抚着没理的头发而使手变干。在用手把我的头发弄整齐后,我将吃脱水汤的早饭,一罐鸡肉,以及通过吸管喝一些水果汁。
吃完早饭,我将到信息布告牌,并且谈当天的计划。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将使用一个旧的,发出咯咯声的自动打印机传送打印在一张较长的卷纸上的计划。计划单上,一分钟接一分钟的任务需在当天完成,我将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英语,写在我的膝盖板上。
一个典型的早晨计划可以这样写:08∶00——08∶20:早晨保健和上卫生间;08∶20——09∶50:使空间加速测量系统起动,按2、2节,2、3节,2、4节所述方法;09∶50——10∶40:每天两次锻炼(繁重的劳动);10∶40——10∶50:个人卫生;10∶50——13∶00:太空服准备工作;13∶00——14∶40:午餐。
下午的计划也是按分计时的;一直安排到下午7∶00。在晚上,我将继续做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时间允许的话,我也试图将数据文件输入自动测量系统并传给地球,使用黑袋来卸载用过的胶卷和在Hasselblad照相机上重装上未使用的胶卷,拍摄一些地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