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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持续运行不被打断。人们聆听问题的时候没有杂音相伴随。“和平”号变成了航天飞机的附属物。
现在，有十个人在空间站里漂浮，气氛有点像过节。除了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个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政治性的）是显示俄罗斯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他们现在正一起工作，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我们在照相机前连续举行欢迎仪式。查理·普雷库尔特有些美国宇航局吩咐的感谢语要说。瓦西里以同样满怀激情的方式回应。至少对着相机时，他像变了一个人——微笑着欢迎我们的客人到“和平”号上来作客。
我们一一握手。我们美餐了一顿特别准备的国际性大餐，包括俄罗斯鱼子酱、法国的小面饼、新鲜面包、罐装烤鸭、夏威夷澳州坚果，甚至有一道地道的秘鲁菜，我不能正确描述或发音。这顿美餐被冰淇淋推向了高潮。真正的，冰冻的，不是那种脱水的冰淇淋。冰淇淋被储藏在飞机上装生物样本的冷冻箱里，最后那箱子将把我的冷冻血液样本装回家。整整5天，“和平”号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22。回家（下）
日子过得很愉快，我觉得我们有些虚伪，我们在给航天飞机成员假象。对接期间“和平”号的变化让我想起了圣诞节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许多志愿者出来帮忙，屋子被打扮一新，桌上摆放着火腿与火鸡。同样的，到“和平”号来的美国客人也看不见空间站上的真实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和平”号看上去甚至察觉出来比宇航员想像的要好，这并非偶然。航天飞机到达的前几周，空余时间都被用来清扫。我们接到了莫斯科俄罗斯太空计划领导者们非常严格的命令，将空间站搞得井井有条是最优先的事情。我们将多余的工具塞到面板后面，用蘸着杀菌剂的特种毛巾擦拭舱壁。我们重新配置控制面板，将没有修理的瘫痪机器掩盖起来。空气清洁设备里装上了新的过滤器。对即将到来的将会就自己对“和平”号的印象而受到国际媒体采访的六个美国人，外观意味着一切。
在5天平淡无事的对接操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该向瓦西里，萨沙与我的接替者，美国人米歇尔·福阿莱说再见了。我知道迈克的感受——脸上在微笑，心却在向下沉。感觉就像他想关上门在屋里呆着，但同时又有种不确定的念头萦绕在脑海中，似乎他忘了拿十分重要的东西。最要命的是，迈克从进入空间站那天起就被持续的头疼所困扰，他和另一个宇航员的不适都是因为“和平”号上糟糕的空气质量。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迈克的感受。他需要的是安慰。我告诉他，他会觉得好些，并且工作出色。我知道当命令未曾受训的部队第一次进行战斗时，战场上一个脾气暴躁的美国海军军官会有怎样的感受——试着给他们注入信心，但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会比想像的更多。我将一位朋友留在了一个几乎废弃的空间站上，留在了几乎失去节制的船员中间。
我经历过一切，感觉受到了训练与战斗考验。我拥有几近傲慢的自信，无论“和平”号将什么强加给我，我都能活下来。迈克仍是个眼睛明亮，无忧无虑，非常诚实的天真的年轻人。在有关飞行生活的新闻采访中，他叙述自己多么喜欢“和平”号上缓慢的工作节奏，他多么热切地希望晚上与俄罗斯同伴们围着桌子，享受着喝茶的好时光。
我知道得更多。一旦门被关上，航天飞机离开，“和平”号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站直了，毫无疑问，还可能会步履蹒跚。几乎没有什么休闲时间，没有冰淇淋或者谈天说地。生活绝不会无忧无虑。通过在空间站上的这段时间，我知道，空间站船员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在一起吃饭，更别说饭后坐在一起聊天了。“和平”号是个苛刻且不可预测的地方。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
当有位采访者问我，我认为迈克应该有什么心理准备时，我只说迈克需要真正的挑战，而他是那种能够迎接挑战、克服危机的人。
新闻谈话中的词汇变化十分有趣——就我自己而言。我发现我用“挑战”、“困难”来代替更加准确的“危险”、“致命”。当回答正式的、针对专门设备的瘫痪与我是否料想到“和平”号上会有这么多问题的提问时，我模棱两可地说前线的生活总是艰苦的，我料想到会这样。另一方面，我评论说，瘫痪的频率与它们的严重性是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尽管我想诚实地回答，我仍在答复中使用圆滑的外交手段。我能在返回后告诉美国宇航局一群封闭的安全专家所有的细节。我对有线新闻电视网却调整评论的基调，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和迈克的家人都可能在收看。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瓦西里·齐巴列耶夫善于控制他在面谈中的回答。他会对地球方面怎样处理和安排我们的工作表示出明显的困惑，有时候，对我们能否继续留守空间站，或者甚至我们能否活下去有明显的担心，在与莫斯科的通讯中，他会冲着主管者们大喊，告诉他们他的意见。下一瞬间，这次是回答一个采访者关于“和平”号上状况的问题和在船员中进行的持续瘫痪的可能性的调查，瓦西里会微笑着回答：“哦，就像您所看见的，我活着并且感觉不错。很明显，您在夸大“和平”号上的困难——这里真的非常好。”
我并不想责备瓦西里不太诚实的回答。他知道，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就是“和平”号，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对其效用的正面的公共认知，对“和平”号的生存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在服从命令。他也是在保护他那由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填写的报告单。他飞行的奖金，他用来养家的钱，都有赖于他的成绩。批评老师一定得不到好成绩。
我回到地球之后，朋友给我关于我在“和平”号上生活的报纸文章与新闻报告的剪报集。有时候，我会想报纸所谈论的那个空间站必定是另一个不同于我曾呆过的空间站。
举个例子，有篇报导，根据俄罗斯太空署解密的官方消息，这样写道：“俄罗斯官方昨天报告，“和平”号上发生了一次没有生命危险的火灾，这场火灾已经被船员在几秒钟内轻易扑灭。氧气罩被取出作为预防措施，但并不需要。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在谈论哪座空间站？我们在“和平”号上遭遇的大火不可控制地燃烧了14分钟，空间站里充满了烟雾，浓烟滚滚，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不能在自己的眼前数出自己的手指，如果没有带上个人氧气呼吸器，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再多一点生命危险，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就会有六个丧生的太空探险者。
所以，无论迈克·福阿莱怎么想，或者我回到地球之后听到了什么，我知道现实是大大的不同。我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一方面，我知道他需要足以捱过接下去的4个月的乐观与热情。另一方面，我必须给他一个印象，随时作最坏的打算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除非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主要警报器显示关键系统故障的情况不会是偶然的，迈克需要保持警觉，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作出回应。
我试图打断他的工作。我坚持让他亲身演示，怎样带上防毒面具，摸索着进入联盟号空间舱，怎样打开灭火器。总的来说，我想看看他在几秒钟，而不是几分钟之内，怎样应付那些环境。我觉得迈克以为我脑子受了过多的辐射，因为我坚持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些基本的活动，但为逗我高兴，他完成了这些操练。
一旦我满意地看到迈克已经为最坏的形势作好了准备，我们就转向了更加平凡的努力。我指导他如何使用现在处于拼凑状态的洗手间，这与他在星城所学到的程序完全不同。我们打开了他的个人工具与实验用具。我描述电线在哪里，怎样旋下面板，面板后面有需要每周清洗的循环扇的入口，到哪里去找储存的多余食品。我尽力把自己所知的，并且他在这5天的交替时间内能够领会的告诉他。
到了我要离开的那一天，我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在他耳边说了些鼓励的话，告诉他，他是那里最好的一个，他会干得很出色。我说“那里最好”有些私心——迈克像其他同来的人一样聪明、能干。他是在牛津受过训的物理学家，除了有超常的智力，还从心底相信，俄罗斯与美国人的合作不仅对空间计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也有战略意义。既然知道他和同来的人一样优秀，说句实话，我有些疑虑，他究竟能否很好地在“和平”号上坚持下去；或者，说得准确一些，我怀疑有谁，包括我的两名宇航员同伴，他们在接替者到来之前还有一个月的任期，能在“和平”号现存的条件下干得很好。
奇怪的是，对萨沙和瓦西里，我在空间站上五个月工作的两个后面四个月里的太空旅行同伴说再见，并不是特别困难。离开“和平”号并不使我难过。这不像是暑期度假之后离开湖边的帐篷，而更像从大学毕业——有一种成就感，但作好了迎接将来的准备。回家的念头，回到地球，重新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念头，是这样的令人欣喜，以致我没有为离开而感到遗憾。我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到了该走的时间了。
我知道瓦西里和萨沙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回家。我告诉他们，我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并祝他们在空间站上剩下的日子里好运。我请他们照顾迈克，尤其在他逗留的初期。他们向我保证会的。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热切希望见到他们回到地球，我会为他们的安全祈祷。
离开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在预期之内的。当两艘航天飞行器之间的舱门关闭，我不是特别地悲伤或愉快；我保持情绪的稳定。我承认能够再次说英语，听到家乡的消息当然是件好事。查理·普雷库尔特，爱琳·科林斯和我在亚特兰蒂斯号的中间甲板上互讲故事直到午夜之后。我正在回家。
23。连空气都是甜的（上）
渐渐地，“和平”号缩小得就像一颗明亮的恒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视着黑暗，感到一阵刺痛——一种思乡的痛楚。
随着亚特兰蒂斯号渐渐远离“和平”号，我又一次可以看见空间站的全貌。不像五个月之前，我第一次见到空间站的时候，“和平”号现在看上去非常亲切。我不用看第二眼就能确认我这个运行轨道的家的各种不同的太空舱和附件。
航天飞机成员很忙。爱琳·科林斯，飞机驾驶员，在查理·普雷库尔特的监控之下进行脱离操作。我帮忙充当无线电的俄语通讯员，但在飞机脱离之后，“和平”号船员几乎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并没有太多的可说。
我确实忙着拍摄“和平”号的照片，这也是计划中“和平”号调查实验的一部分。地球上的专家以后会仔细分析这些照片，来探索诸如微小陨石对太阳能帆板的破坏程度和“和平”号的外壳状况等问题。俄罗斯星城，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宇航员训练者，会选择其中的一些照片，用来指导未来的宇航员辨别“和平”号的外部特征。
我们越行越远，我拍的照片变得缺少科技用处，但同时变得更加迷人。以蓝色的地球为背景，“和平”号就像闪烁的金子。我继续按动快门，不仅拍下“和平”号的壮景，还有在空间站下方旋转的里海，咸海，喜马拉雅山顶。
渐渐地，“和平”号缩小得就像一颗明亮的恒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视着黑暗，感到一阵刺痛——一种思乡的痛楚。过了几分钟，叹了一口气，我开始往刚刚拍摄的五卷36张底片的胶卷上帖标签，并将他们存放在带回地球的胶卷包中。
我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了亚特兰蒂斯号，开始想像着陆的那天。尽管正式身份是船员的一分子，我基本上是一件运回的货物。毕竟，航天飞机使命STS84的主要目的是放下我的接替者，带我平安地回家。飞机成员们很久以前在地球上受训的时候就雕琢过被指派的任务，当然，任务是在我不在的时候演练的，因为那时侯我早已在太空里的“和平”号上。因此，我是个额外的物品，一个多余的帮手，而不是任何特殊飞机行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不可代替的成分。
尽管如此，我知道飞机行动与每个人承担的必要日程安排。所以任何地方我能帮就帮，主动要求清理进气孔和做其他的家务活。但我的首要任务是作好两天之后着陆的准备。尽管相信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能不费力地将我带回家，我虚弱的且适应了太空生活的身体怎么能承受住重新进入大气层后着陆地球时的引力压力还是个疑问，令人担忧。
部分出于我的要求，一个新设计的跑步机被送到了亚特兰蒂斯号上。我继续我的训练单元，每天两次在跑步机上进行一小时的锻炼。在俄罗斯的跑步机上跑了将近五个月，再配合我在运动医学中的专业训练，我很可能是最好的研究对象，如果跑步机的设计者登上飞船来评估设备的话。
根据我的观察和微型录音机上的建议，我对跑步机进行了精密的彻底的评估。我增加下拉载重板的压力来抗衡相当于我在地球上的体重，165磅的力。盔甲的皮带深深地嵌在我的肩膀里，我敏感的脚后跟（柔软的，没有茧的，因为我已经几个月没有用它们走路了），觉得似乎有钉子戳了进去。我不顾疼痛，更加用力地踩下去。我现在想要模拟很快就会体会到的引力的压力。我想使自己确信能够为着陆那天的困难作好准备。我想要达到巅峰，作好准备。
新的美国跑步机的性能与我自己的表现都让我感到高兴，我的信心增加了。
我接下去近距离地观察我重返大气层的座位。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飞船座位；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座位。相反地，它看上去更象一个沙发。在心脏遭遇五个月的不良环境之后，医学专家认为返回途中已经长时间忍受不良环境的宇航员最好是躺着，而不是坐着。重新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在头到脚的方向须拉上15Gs，所有时候都依靠心脏来提供大脑充足的血量，被认为是缺乏考虑的。所有长期飞行的飞行员回到地球时都平躺着，根据附加的预防措施将腿抬高，感觉Gs从前胸到后背穿过。
我们航天飞机上的座位专家是法国宇航员杰·佛朗西斯，他是第二次飞行。当他看到我在观察座位，他毫不犹豫就开始了持续十分钟的座位部件展示，并将我绑到了座位上。他大致地描述了船员的撤离计划来增进我的认识，如果飞机滑出跑道或者被迫降落，该计划就会执行。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他告诉我，是我的重量。以其他长时间飞行的旅行者过去的经验来说，对我的预期是不能自己站立。
“比利，鲍博，”那是杰·佛朗西斯不太好认的美国昵称，告诉我船员在地球上曾从飞机模拟器中搬运一个150磅重的人像，共用了三个人才算完成任务。没有我们膀壮颈粗的同伴美国宇航员马林·卡洛斯·诺列加的帮忙，任务总是完不成。所以在突发事件中，都得看马林的。比利对我说，我能够使自己避免完全变得死沉的任何努力都受欢迎。
我在由前进号补给飞船送来的慰问包裹中曾读到一些剪报，宇航员约翰·布莱哈，我“和平”号上的前任，必须用担架抬下航天飞机。他描述当时的感觉“重得我一点都不能动”。约翰接着说他感觉自己重1000磅，被钉在了甲板上。“我甚至不能举起自己的手臂，更别说站起来走路了。没门。”
我了解约翰。他是个坚韧、有决心的人，在短期的飞行之后，他能毫不费力地走下飞船。我想着自己日益接近的着陆日期，我变得有些焦虑。我的训练足够吗？我对自己的要求够严格吗？更有意义的是，我会不会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出于什么原因，干得不怎么好？
在着陆那天干得好不好是相对的。着陆后宇航员们通常从太空舱中被送出来，立即抬到临时医务帐篷中的沙发上，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坚持要走。在大胡子的俄罗斯人的搀扶和全程半拖半拉的状态下，他们摇摇晃晃地走两三步。在星城，我后来听说有个摇摇晃晃的宇航员说他“着陆时感觉棒极了”，能够走一千米。录像剪影驳斥了这些大话。
其他的宇航员告诉我，有的船员重返大气层时一直呕吐，在降落伞打开之前基本上已经丧失行动能力了。砰然落地，紧接着发现舱里的宇航员已经头脚倒置地挂在座位上，惨剧至此才算结束。甚至于有些美国的宇航员，在太空中仅仅呆了十天，着陆后就很难调整自己的状态，感觉到虚弱、恶心，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离开飞行器。
着陆前的那晚，我与亚特兰蒂斯号上的每个成员分别谈论关于我对着陆的计划。我告诉他们每个人，在我脑中，当亚特兰蒂斯号的轮子接触到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时，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只有在我下了航天飞机，与我的家人见面，通过医疗测试，接受媒体访问，回到船员住所关上房门，扑通一下倒在床上时，我的任务才算结束。作为“和平”号成员中的一员，在过去的132天中我已经克服了许多不利情况，我不会在着陆的这天放弃。我希望靠我自己的力量走下飞机，即使那意味着爬行。如果他们必须将我抬上担架，没关系，但那必须是在我筋疲力尽之后。我必须有始有终。
着陆的一天到来了。我钻进我的亮橙色的起飞与返回的宇航服，穿上降落伞的盔甲，坐进了我的座位。在系紧盔甲的降落架之后，我又松松地系上了肩带和腰带，防止自己从座位上飞出来。然后，继续我的流畅的着陆程序，喝下第四包咸鸡汤。在太空中，因为失重，身体中的水都流向头部。颈部的颈动脉压力感受器会告诉肾脏身体的液体过剩。肾脏将假想的多余的液体转化为尿液。结果是相对的脱水。因为重力很快会恢复，补充液体，重新扩张血液容量是十分重要的。在座位上感到有点撑但很舒服，我闭上眼睛，打个盹。
我没有睡熟，我一直监视着休斯顿与飞行控制台上的查理之间的无线电通话。海角的天气不太好，决定推迟一个轨道周期，在下一周试着着陆。那意味着再有90分钟。我认为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再用一次洗澡间，再强迫自己喝下更多的鸡汤。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