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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维斯将军是一位真正体恤下属的领导。他深切关怀手下每位海军成员的福利，包括他们的长远健康。因此将军命令我为其手下的所有舰队与航空站设计并推行一个健康改良计划。
最后，上将与我决定实施一个全方位的保健计划，它大至针对东非军港的爱滋病威胁所作的海军教育，小到减少军队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整个方案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即如果能有效地减少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碍，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海员可能倾向于骑车去上班，但当他的车道几乎全被一辆辆路过的汽车侵占时，他就会选择开车去上班。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所有海军航空站正在整修或新修的道路上都加入了自行车道。船上也增加了健身房。啤酒自动售卖机被从生活区挪了出去，在军官休息室和食堂内新增设了色拉柜台。
实际上，我们不只是在食堂的前堂与中央增设了色拉柜台，我们还将冰淇淋与甜品供应点挪到了不起眼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少其吸引力。根据一名善于观察的机灵的海员的建议，我们将原本卖冰淇淋的一名年轻妇女调到色拉柜台。这个海员告诉我，那地方的冰淇淋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其实与冰淇淋或什么果仁、调味酱无关，海员们之所以频频光顾这家店，无非是为了有机会与这位极富魅力的女售货员搭讪。在调整了色拉店与年轻女服务员的位置之后，冰淇淋的销量大幅度下降，而生菜几乎变得供不应求。
通过这个健康改良计划，我认识到预防措施能对人们的健康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申请在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接受预防医学方面的脱产训练。
海军总部让我用两年的时间取得预防医学的实习医生资格证书。这需要获得一个公共健康方面的硕士学位及临床训练。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偷偷地着手博士学位的研究项目——研究传染病学。后来当我正式登记入学时，因为我能跟上预防医学的必修课，因此海军总部没有反对。
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三大任务——一个硕士学位，一个预防医学的实习医师资格以及一个传染病学博士学位。后来，我从大学管理部门得知，单就一个传染病学博士学位而言，我也是该校有史以来花费时间最少的一个学生。
就像你们所能知道的，我不喜欢无所事事地呆着。一旦我发现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我就会全部投入；而一旦我着手做某事，我就会一干到底。
1989年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看完了两个精彩的焦油脚人篮球赛季后，我回到了圣地亚哥并开始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我34岁。我主持研究一项检查软组织损伤的计划。这种损伤在海军新兵与特种武装部队成员中都有发生。
从圣地亚哥市中心穿过海湾有一个岛叫科罗那多，我就生活在岛上。和我一贯倡导的一致，我决定过一种比以前更为健康的生活。
黎明，我把独木舟沿街拖到岸边，穿上防水衣，花45分钟划船穿过圣地亚哥海湾到位于波因特洛马半岛脚下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码头。然后，我组装好十速自行车并骑车半个小时上山坡。冲澡以后，我换上了黄褐色的确良制服，用微波炉热了一份燕麦粥，随即开始一天的工作。万一我上班迟到，我会道歉并坦率地承认：“今天早上交通堵塞，有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堵塞交通。”
中午，我会跑到几英里远的山下海军潜艇基地，在那里的游泳池里来回游上45分钟。午饭是小米饭拌金枪鱼罐头，这种营养食品的强烈气味几乎让餐厅里的所有人都难以忍受。所以我回到办公室，在电脑前边工作边吃饭。下班后，又是骑车、划船、走一小段路，草草地吃顿晚饭。饭后我得上夜校。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申请了一个系统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相比之下，周末会清闲一些。除了做作业，坐在喷气式飞机的后座上飞行一段，以达到作为一名现任飞行军医所要求的飞行时数，我还常常与一些特种部队的朋友进行一项比赛——铁人三项或者下海游泳。
特种部队是一个精英荟萃的组织，其成员个个身强力壮，他们专门接受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政府需要人手营救身陷囹圄的在敌占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或深入恐怖组织内部时，特种部队总是当仁不让。我从前在安那波利斯的一位室友如今当上了特种部队的军官。也不问我是否愿意，每次他的队员一有比赛，他就会算我一个。
为了和特种部队的队员竞争，我必须放下架子。在和他们进行的比赛中，我期望有很多机会能让我培养谦逊的品格，于是不论何时当我在一场比赛中战胜特种部队的成员时，我总是很激动，感到一种放纵的兴奋的感觉。“一个海军医生超过了你，特种部队的精英！”队员们会善意地嘲弄那些略微落后于我的人。以前作为比赛选手我从没在上千人的铁人三项比赛中赢得过比赛，但让我吃惊并欣慰的是，自己的表现也相当不错。我常常在30到40岁年龄组的比赛中挤入前三名，并因此获得奖牌或奖品。
这些比赛使我受益匪浅。我意识到，人类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可以将潜力发挥到极点并且可以承受极大的考验。对我而言，一件印花的比赛T恤就是下一周艰苦训练的动力。而无意中听到特种部队成员的谈话，得知他们对一个海军医生有如此的身体素质而颇为诧异，则是更大的推动力。也就是出于这些并不起眼的鼓励，在接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我会竭尽全力地划船，并且又多跑一英里或在冰冷的太平洋中游泳。
2。成为一名宇航员（下）
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工作一个月后，长官命令全体人员在星期五下午到海滩参加海军传统的“欢迎告别”聚会。包括我在内新到中心的人，被互相引见并受到欢迎，而我们则向退役的老兵告别。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公共健康专业的毕业生们也同时受到表扬。在过去的学期中，他们在研究中心完成了实习期。
我参加了沙滩排球赛，在比赛期间，一个穿着休闲汗衫，戴着大草帽的年轻女孩不停地为我们拍照。随着比赛的进行，我更加注意她了，因为她似乎不是在为所有的排球选手拍照，而是对我特别注意。
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当我回球时，她会随着我而移动。我开始期望引起她的注意，对我来说这可能是自作多情——直到我冲向底线附近救球。吐出口中的泥沙，我感到有些乱了阵脚——失球了——这时我抬头发现有人在给我拍照。当我站起来，从满是汗水的身上拍去沙子时，我听到了照相机的两次咔嗒声。当我看着她，她对我露出了极美的笑容。
后来，她斜戴着帽子，回到毯子上，这里穿着比基尼的毕业生正在进行日光浴。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她一直穿着松垂的汗衫。
她离开了沙滩，这样我便没有找到机会同她攀谈。排球赛结束了。当我在海里洗澡时，同她一起工作的一个人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巴特曼，是一个学生。她穿休闲装时，总是显得很漂亮。据他所知，她年仅24岁，聪明，对人友善，还没有结婚。他总的评价是“这个好女孩绝对值得追”。
我很自负，在约会中常显得有些害羞。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她有些犹豫并说她给我打电话。
我有些不知所措。在沙滩上，她难道不是至少为我拍了一卷胶卷吗？我又约了她，最终她同意两人友好地在白天散步并在科罗那多登船。
后来我知道，当时她已把我单选出来了，但照相机并不是她本人的。另一个毕业学生发疯似地关注我，并且请求凯瑟琳拍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照片。她告诉凯瑟琳我是一个好的猎手，把我描述成一个“惟一的同一些特种部队成员一起居住在科罗那多上的海军飞行外科医生。他参加铁人三项赛并且取得好成绩，你能从制服上认出他！”凯瑟琳评价说，我对她似乎不太友好，而且看起有些严肃。
她最终发现了我温柔的一面，我们相爱了。两年后，我把她带到了我父母当年相遇的地方，密歇根湖滨一个被称作Saugatuck的度假城市。我们住在一个别墅里，同我以前安那波利斯的室友马克·克拉克的父母亲在一起。他的父母亲也是在Saugatuck度假时相遇的。我认为这个地方很迷人。
在我同克拉克先生，这个子孙满堂的老人讨论了我的秘密计划之后，我一大早离开了别墅进城。接着我给凯瑟琳打电话并请求她到城里文肯的五金店找我，我解释说克拉克先生让我到这里来拿热水器零件，我需要她的帮助。
五分钟后，凯瑟琳和克拉克先生到达到了文肯的五金店。我不在店里，店员告诉她有她的一张便条和一束鲜花。便条上写着到比利的船店找我。
在比利的船店又有一张便条和一束花，我也不在。便条上写着“凯瑟琳，你知道……到拐角处的冰淇淋店找我”。又有新的鲜花和便条，直到在巴特勒的小餐馆里，有一杯香槟酒和一张新的便条，当把所有便条排成一行时上面写道“凯瑟琳，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你，并且愿意下半辈子和你在一起？你能……到西洋棋店里找我。”
克拉克先生后来告诉我，凯瑟琳没有花时间喝香槟酒，而是径直向西洋棋店里跑去。那里，在餐馆的休息室里放着最后一束花和写有最后几个字的便条，“……嫁给我吗？”她冲进餐馆，我们拥抱在一起，她哭了起来。透过她的泪水，我听到她说，好的。我们坐下吃烛光晚餐。几分钟后，我看到克拉克先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想看个究竟。他看到了我们俩拥抱接吻，便笑着离开了。
三月阳光明媚的一天；在芝加哥凯瑟琳的家乡，我们结婚了。神坛下的女孩们认为婚礼很酷——我当时穿着白色的海军高领制服，一些带剑的朋友陪着我。凯瑟琳穿着纯白拖地束腰的婚纱，底部散开成两英尺钟状的裙摆。她带着面纱显得很漂亮。我费了好大力气才靠近她的大裙子，绕开她的那束郁金香和马蹄莲百合吻到新娘。我们穿过佩剑搭成的拱形长廊离开教堂，米色与粉色的气球飞向天空。
海军特种部队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最初训练期间，新兵们大批地呆在船舱里，不仅缺乏动力和诱惑力，而且还经常压迫胫骨引起挫伤。他们腿骨下部、胫骨的骨折率，比医学文献报道的其他任何人群的骨折率都高十倍。这并不稀奇。大多数正常人并不运送电话杆，背着60磅的背包从十英尺的墙上跃下，或者半夜在激浪中游几哩远。我召集了一群运动医学专家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991年下半年，在我从事海军特种部队的项目时，我决定申请成为一名宇航员。不夸张地说，有几千人申请成为宇航员。因此，我知道我被选中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我不去尝试，我肯定没有机会。这件事我甚至没有告诉凯瑟琳。
筛选分两步。我的申请表首先被送往美国海军宇航员选拔委员会，在这里筛选出所有有希望的海军应征者，紧接着送一份50名选中者的名单到美国宇航局。位于休斯顿的约翰逊空间中心有一个初级宇航员选拔委员会，通过它筛选和收集一些有资格应征者的名单。美国宇航局的名单与武装部队所提出的名单被合在一起。两百名左右的应征者的详细资料被送往宇航员选拔委员会审查。委员会邀请了其中的100名应征者去休斯顿，每次20人，连续进行五周，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人。
在完成了一周的面试和医学测试以后，我有一种预感，被选中的机会较大。我从我的小学同学，过去的女朋友，大学同宿舍的人，前任房东以及现在的邻居们那里，得知政府特别调查员正在调查有关我的情况，并且问了有关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知道美国宇航局正在秘密地调查我的背景。这是一个好现象。
当我接到选拔委员会主席的电话，而不是他的后勤参谋成员的电话时，不用他说我预感我已经被选拔上了。他说“利宁杰海军中校，如果你仍然对加入新的宇航员队伍感兴趣的话，我们希望你到约翰逊空间中心的宇航员训练基地报到。”
我激动得手舞足蹈，甚至把电话掉在了地上。重新恢复平静之后，我告诉唐纳德·普迪先生说，是的，我现在仍对成为一名宇航员感兴趣。
我为什么能被选拔上呢？为什么一个人能从几千名有资格的，并且对宇航员这个职业具有竞争力的应征者中，被选拔出来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除了纯粹的幸运之外，我事前没有考虑一点别的东西，我猜想是我申请表中的一些方面，使别人被筛掉而使我被选拔上了。
选拔委员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包括老资格的宇航员、国家宇航局高级管理者以及与应征者属于同一领域的一名科学家。那位科学家可能是天体物理学、材料学，或者就我的情况来说，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既然在太空行走或者发射卫星方面没有任何经验，选拔委员会只好通过考查可能遇到的生活问题；或通过考查宇航员潜在的技能，进而得出结论。我是“符合要求”的。由于良好的表现，两个紧急事件中我被提前升职。我完成了一个100万美元的研究计划并且取得了好的效果。而且，我进行的海军特种部队压力骨折研究工作与太空行走有关。对处在失重状态下的宇航员来说，骨头中矿物质含量的降低和骨骼的软化已经被证明是从地球到其他星球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障碍。我了解骨骼的结构。作为一名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并没有减少我被选中的机会。
拥有各种经历，且能较好地适应它们，是一名宇航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在几个不同领域受过较完整的教育。我曾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环境下从事过多种不同的工作。我有过两个极端的经历，曾在高空进行高技能的飞机飞行，曾到深海负重潜水。
同时，我心理健康——证明可以承受重压。我在许多远离人烟的观测站上生活过，在封闭的轮船上也没有感到不适。在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上生活时，我是附近1000英里海域内惟一的一名内科医生。在日本海我曾从盘旋的直升机上跳到失事的渔船上提供救援。我曾接受使命寻找被迫降落的飞机驾驶员。当一架F…14战斗机由于积云飞得太低撞到山上时，我奉命搜索残骸并领导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已显示的能力、表现的自信及在极恶劣的环境下高效工作能力，给我的申请增加了砝码。我猜想这些品质对于成为一名宇航员来说是必需的。
最后，我是真心想成为一名宇航员。自从在休伦湖岸边的那个晚上，通过餐桌上由发电机提供电力的电视机，看到宇航员们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到月球上，我就想成为一名宇航员。选拔委员会可以充分相信，如果我这一生已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飞行中去，那么在严酷的高标准的宇航员训练中，我也绝不会退缩。
我的父亲不在了，他无法和我一起庆贺被选为宇航员的事了。但是，在我从约翰逊空间中心接到电话的那天，我想起了他。默默地，我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觉得父亲已经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自豪了，在过去的岁月中他曾击中几百个儿子投来的垒球，也曾为儿子的垒球比赛喝彩并自豪地参加荣誉宴会。
“因此，你想成为宇航员是吗？为什么，当然，儿子……为什么不？”
我成功了，父亲。
3。你好俄罗斯（中）
激光器是我们主要的有效载荷。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激光能够在黑暗的地球背面用来绘制云图，当“发现号”航天飞机翻转时，我们把在隔离室安装的有效载荷的激光射向地球，我们能够在黑暗中绘制平面地形图。假如我们成功的话，某一天，系列卫星将安装相似的激光器发射上天，利用另外的一半天气图，将来的气象学者能够更准确地预报天气。
我们从有效载荷的隔离室释放了一个名叫Spartan的太阳观测卫星。在我们收回它之前，这颗卫星已离开航天飞机独立飞行了两天。尽管独立飞行，卫星能够准确地指向太阳并记录下太阳日冕以及太阳耀斑的活动信息。
为了考察航天飞机推进器点火装置对飞船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在航天飞机的机器臂的末端安装了压力传感器，接着，我们对“发现号”的操舵推进器进行点火试验，并且通过探测器来记录其扰动。收集到的信息以后被用于设计航天飞机与空间站的接口，空间站是一项自由飞行的和需要技巧的太阳能帆板工程。
同时，我们也对新设计出来的Buch Royuers型喷气包进行了飞行试验。喷气包被连结在太空行走装置有关后部。当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一不留神与航天飞机脱离时，让喷气包中的推进器点火可以让他重新回到飞船。这些喷气包工作良好，在大多数美国人进行太空行走时它们现在常被用作一个额外的安全保护装置。
“发现号”航天飞机的任务是令人敬畏的。难以置信的发射动力，在失重状态下的自由飘浮和飞行，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它下面，最后，伴随着隆隆声通过重返大气层的狂暴的火流星。这一切都是我所期望的，事实上，我渴望的更多。
从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着陆点爱德华空军基地返回到休斯顿之后，海军上校罗伯特“霍特”吉普森——宇航员的首领，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霍特是完成回收太空飞行任务的老兵，后来指挥去“和平”号来回的首次航天飞机飞行。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在宇航员之中非常受尊敬，是一名有素质且没有自我个性的人。他在由所有宇航员组成的Max Q摇滚乐队中是一名主要的吉它手。（Max Q是一个工程学速记符号，意思是指最大的动压力，表示作用在结构上的最大应力。Max Q并不出现在航天飞机的最大速度时，而出现在相当于航天飞机发射时30秒和1分钟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在Max Q时，在仍然稠密的大气层中伴随着空气速度的迅速增加，对航天飞机的结构来说，存在着极大的“破坏力”）。他经常使用一名Eagles的摇滚乐成员给他的扩音器。因此，虽然他有高职位，当快乐的霍特传呼我到他的办公室时，这些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安。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霍特跳到地上，发出孩子气般的笑声，伸出手与我握手。
“杰瑞，伟大的飞行员，欢迎你来到这里，祝贺你，宇航员利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