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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下）
当前进号与“和平”号的会合与对接行动即将展开时，这些工程师接到他们的俄罗斯合作者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打来的电话，他们通知说对接已被推迟，也许要到下一个轨道周期。在休斯顿的工程师与他们莫斯科的合作伙伴第一次电话联系之后90分钟，俄罗斯人又打电话给美国宇航局的合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说对接已经被取消了。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对接实际上已经尝试过，结果差点儿相撞。直到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这些工程师们才第一次明白对接尝试已经进行过。当从我的汇报中第一次听到这些细节时，他们都吓呆了。
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其中的失败，比如满足粮食配给的农业，登上月球的太空计划和不引起环境灾难又提供充足产品的工业总是因为害怕暴露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缺陷秘而不宣。过去，国际新闻界也被隔绝在黑暗中。前共产党发行的报纸真理报，通常会修改发难的文章，或干脆不刊登那些坏消息。
今天，那种###的传统仍在持续，甚至明显延伸到太空中俄罗斯的美国合作伙伴身上。
“和平”号空间站是“共产主义的光荣”——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残留物。现在几乎全靠其他国家资金支持，提供了俄罗斯计划所必须的硬通货，为俄罗斯企图保持空间计划的继续进行。失败就做不成好交易。在前进号差点儿与“和平”号相撞的事故发生后，俄罗斯人，就像他们在“和平”号失火之后所做的一样，试图再一次通过误传与掩饰，使美国宇航局与新闻界对此事一无所知。不幸的是，一旦与这类事件相联系的安全考虑与侵犯行为没有被公开，其他类似事件，就有可能被重复。
或者是变得明智了，或者是前进号再没有足够的燃料尝试另一次对接，俄罗斯飞行控制者决定不再尝试特种飞船到“和平”号上对接。或许，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决定受到了我早已告诉美国宇航局在俄罗斯的分队的，基于安全考虑，根据现有程序，我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这一事实的影响。我猜想，他们知道我会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对接尝试，除非上一次几乎相撞的试验被完全查清楚。无论如何，前进号飞船已经脱离轨道，在重返大气层的火球中销毁。瓦西里特别高兴——我能够感觉到他如释重负——当飞船不再追随我们，永远地离开之后。
美国宇航员米歇尔·福阿莱作为我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接替人，五月末到达，加入瓦西里和萨沙成为新的空间站成员。在米歇尔达到与我返回地球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俄罗斯方面又决定使用同样的手动控制后备系统让一艘用过的前进号在“和平”号上对接。他们必定觉得这次那个没有冗余的录像屏幕会正常工作，轨道也会万无一失。也许他们认为我现在已经回到地球，剩下的成员中再没有谁会怀疑他们的命令。美国宇航局肯定没有提出正中要害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让他们在另一次对接之前，彻底复查几乎撞击的环境与包含的安全隐患。
我不太清楚，在明显的危险和与此关联的尚未解答的问题面前，究竟瓦西里是怎么被主管者们说服，再尝试这样的对接。我猜想，他们是靠激发他的男子气概，告诉他在同行的眼中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飞行员，并向他保证对其上一次“失败”既往不咎，以此将他逼入死角。
“和平”号上录像的小故障很明显已经修好了，所以现在已经能够提供“和平”号空间站图像。系统的基本缺陷，包括没有冗余和不恰当的距离与接近速度却仍然存在。美国宇航局对这个计划没有提出正式的反对。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召集过美国…俄罗斯的联合调查来得出上次几乎相撞事件的原因。
电话，或是另一个警报响了。我在哪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环顾房间，我断定自己不再处于太空中，而是在家里。然后，我确定自己是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身边躺着自己的妻子，那时正是清晨时分。我摸索着话筒，喉咙嘶哑地说出一句你好。
“杰瑞，“和平”号被撞了。”一位美国宇航局的“和平”号项目负责人从约翰森空间中心打电话给我。
细节很简略，但猜想成员在初始的冲击中活了下来，正努力赶在空间站中的空气全部泄漏到真空的太空之前，将泄漏的太空舱关闭。他们失去全部电力，空间站在太空中失控地翻滚。
至少据控制中心所知，他们还没有撤出空间站。空间站里的气压仍在降低，但根据这位负责人最后收到的消息，他们还在为生存而抗争。我在那里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困境。
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担心着从前的同伴，想像着……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究竟会怎样，我告诉那个负责人，我会马上过去看能帮上什么忙。挂上电话，我握紧拳头，愤怒的告诉尚处于半醒半睡状态的妻子这个可怕的消息。我无能为力。我气疯了。或许是有些负罪感，当我以前的同伴在上面又一次为生存而抗争的时候，我却安全的呆在地球上，我希望——是我发疯了？——我仍在那里与他们在一起。“怎么会再发生这种事？”我一边不断地问自己，一边匆匆穿上美国宇航局的LOGO POLO衬衫，冲出大门，跑进休斯顿潮湿泥泞的早晨。
我驱车赶往休斯顿太空中心，我想自己真是快急疯了。焦虑是我在“和平”号上也不曾有的。我没有变得焦虑，没有因生活而烦躁，晚上我总是睡得很好。在那里，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返回地球不是个好的选择，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我必须应付危险的局势，为了生存，我必须竭力保持不慌不忙。我是肩负重任的。我是自愿的。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焦虑只会使我垮掉，使我在处理紧张局势的时候效率降低。但是当我开车进入约翰森空间中心的大门时，我的心在狂跳，我祈祷得到好消息，我以前的队友仍然活着。
他们活了下来。九死一生。
在感觉到颠簸，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之后，每个人的耳朵都开始砰砰作响。压力舱受损。瓦西里最初的计算显示，空气逸出空间站的速度会使气压在22分钟内无法满足生命需要。飞行规则——对面临减压的突发事件时应采取的行动的简略规定——明确指出，如果生命维持气压维持不了45分钟，正确的行动步骤就是立即进入联盟号飞船，撤出空间站。
假定太空舱舱身上的洞都不能变小，只会变大。如果有一条接缝裂开，那么开口就会不可预期地裂大，猛得吸出最后一点生命维持气压。船员们会马上窒息，他们的血液会翻腾。寻找泄漏点需要时间。如果找到泄漏之处，泄漏的太空舱与余下的空间站之间的舱门就会关上。不幸的是，“和平”号上的舱门不能再轻易关上了。经过数年时间，“和平”号上增加了延伸的钢索、通风的管道和各种实验的电线，现在这些添加物都在舱门上摇摆。要关上舱门，就得先清除这些障碍物。一些金属线是发热的——有电流通过——剪断它要冒触电而死的危险。45分钟的规定有其深意。
船员们受到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敦促，接到控制者疯狂的电话，让他们找到泄漏处，关闭直通泄漏舱的舱门——当然，与他们自己事先规定的正确行动，立即撤离相反——进一步为了空间站的利益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仍旧呆在飞船上。虽然耳中的爆裂声连续不断，他们仍清除了舱门上的钢索与通风管道，关闭了通向泄漏舱的舱门。舱门一关闭，空间站剩余部分的气压就保持稳定了。他们拯救了自己与“和平”号。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太空官员们马上指责我那位以前的同伴相撞一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宣布撞击完全是空间站飞行员的错误，与“和平”号空间站的固有缺陷和对接的实行方式无关。
18。在太空中理家
24小时的时间变得没有意义——一天之中太阳会升起15次。
在太空中，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完全适应了做一个太空人。对飞行与漂浮，从软管里吮吸经过脱水、净化的食品我都变得习以为常。24小时的时间变得没有意义——一天之中太阳会升起15次。衣服变成一件可以牺牲的东西——我穿一段时间，然后扔掉。我头脚倒置睡在墙上，排泄在管道里。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就生活在那里似的。
尽管在太空中漂浮时，进行跑步运动也是可能的，但没有重力的拖拽，跑步不用费力气。漂浮时奔跑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但不幸的是，对自己也没什么作用。无论怎样，要获得任何训练收益，都会有些阻力。因此，在登上跑步机之前，我得穿上铠甲。这铠甲紧得就像冲浪者穿的那种类型，且连接在跑步机两侧固定着的金属板上。铠甲会用70公斤的力将我猛拉到跑步机上——以此来模仿重力的拉力。
在地球上，我是如此喜欢户外活动，以致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跑步、骑车、游泳——或所有三项——每天的练习。但踩在跑步机上我觉得跑步时肩上像坐着什么人。我的脚底，不能适应任何负重，每一次练习的前几分钟都像有针扎了进去。随着训练程度的提升，我的跑步鞋会因为底板摩擦而升温，有时候，甚至到了能闻到橡胶灼烧味道的程度。
就像《奥兹国的男巫师》里的锡皮人，我觉得所有的关节都需要加油。穿在身上的一百多磅重的铠甲，只能部分地分散我身上的负重。在人为的负重之下，我的肩膀和臀部都会痛苦地反抗。不可避免地，肩膀、臀部的疼痛灼热与摩擦发热将不断加重。我发现自己不断地调整铠甲位置想分散这种定点的疼痛，但只是白费力气。我这习惯了太空生活的身体不欢迎锻炼。坚持一天两次一小时的训练需要耗费我能够掌握的所有意志与自制——一旁还有萨沙的袖珍光盘播放机正在大声喧哗。
我需要运动。人的身体，在不用花费力气的宇宙中闲置，就会急剧虚弱。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如果五个月后，我不用再变成地球人，那么身体机能退化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不久以后，我必须抱着我25磅重的儿子散步。此外，如果在着陆时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我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航天器里出去。锻炼是克服失重造成的体能衰退的一种方法。
我的躯体终于变得灵活了。我的脉搏从静态时的每分钟35至40下变成150下。尽管不太舒适，锻炼仍给予了我一种休息——一种放松方式。一旦处于舒适的跑步节奏，我会闭上眼睛，想像着慢跑在自己最喜欢的回家路线上——公园，孩子们玩耍的垒球场，摇摆的树林。这样做会使时间过得更快。
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死去的父亲。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我人在天堂，离他很近。我会与他默默地交流，告诉他我很想念他。他看上去快乐而满足。他为我高兴。尽管有时候，我会热泪盈眶，与爸爸交谈感觉真好。和他在一起很舒服，流泪之后人也感觉好得多。
有时候跑步是一种纯粹的欢乐。我觉得自己在跳跃欢唱。尽管我在地球上是从没有遇到过人们常说的跑步者的兴奋点，在太空中跑步时，我真的达到了陶醉的程度。在“和平”号的跑步机上，我发觉自己既体会到了跑步的兴奋，又感受到了跑步的沮丧。
我也喜欢上了非官方的记录书籍。在我的第一次飞行中，当我们飞到美国上空时，我定下了秒表。接下来的90分钟，我开始不停不停地跑。飞船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在地球轨道上运行一周，需要90分钟的时间。我环绕了地球。我瞥向窗外，又一次看见了美国。《跑步者的世界》杂志后来写了一篇关于我不停地跑步，绕世界一周的文章。登上“和平”号后，我重复了这项举动好几次。尽管我不太在乎自己到底进行了几次不停的奔跑，我只想说，我曾经绕着这个世界一两次。
当我不在跑步机上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力量将我往下拽，也没有什么来压迫我的脊椎。我长高了。
起飞那天我的身高略微不足六英尺。但我在轨道上呆了一天之后，就成了整整六英尺。在轨道上的第二天结束后，我量得六英尺两英寸。“呵”我想，“也许等我回到地球就可以退役，开始在NBA打球了。我每天都在长高。灌篮应该没有问题。实际上，我可以飞到篮板上，然后从篮箍往下扣！”
到第三天结束，我的生长完成了，我仍旧是六英尺两英寸。以后在太空中的五个月，我保持了英尺，在我回到地球的第一天则缩回到我离开前的正常身高。
我的NBA梦想仅此而已。
我们的服装包括一件棉T恤，一条棉短裤和一双汗袜。没有供应内衣。T恤与短裤都是些没劲的颜色。稍微好看一点的那套是令人作呕的绿色，领口镶了艳蓝色的边。俄罗斯产的棉布真是太薄了，衣服几乎是透明的。不仅如此，没有一条短裤是有松紧的内裤。客气一些，我只想说，短裤太松，而任何东西在太空中都会漂浮。这套衣服真是够可以的。
在飞行之前，我的俄罗斯教练教导我，出于卫生的原因，在太空中不到三天就得换一次衣服。不幸的是，在拿到“和平”号的服装行李清单时，我们发现，船上的衣服只够我们每两星期换一次。
一套衣服穿两星期是有些久了。船上没有淋浴设备，没有洗衣房。“和平”号冷却系统的故障使空间站的温度持续一个多月上升到90多度。在太空中使劲地踩跑步机，我会大量地出汗，汗水在脸上凝成水珠。
我努力适应这两星期的日程，而不太为自己感到恶心。第一周，我会日夜穿着相同的衣服。
第二周，这些衣服就会变成我的跑步装。我会将锻炼服装放在电冰箱冷冻装置的排风扇附近，使得汗湿的T恤在早晨到黄昏两次运动之间变干。但多数时间是，在我下午踩上跑步机之前，得穿上仍旧潮湿的T恤。
穿了两星期之后，我发现那衣服真是令人讨厌透了。我会将潮湿的衣服团成球，用导管将它们缠起来。然后我会将球扔进前进号垃圾车里。前进号在再次进入大气层时会烧毁，这对我那可恶的、臭气熏天的破布来说，是个合适的结局。
“和平”号上没有淋浴或盆浴。太空中的洗澡过程等同于在地球上用海绵搓澡——还得外加因失重与缺水造成的困难。
要洗澡，一开始，我得将水从配给装置射入一个装有特种低泡沫肥皂的锡箔小包里。然后，我会插入一个带有自动开关折叠装置的麦管。接着，我摇动小包，打开折叠，往身上挤几点肥皂水。如果我保持不动，水会变成小珠子附着在皮肤上。然后我用一块类似4乘4英寸棉纱垫的布，把水抹遍全身。因为在洗澡过程中布变得很脏，我总是最后才洗脚、胯部与腋下。
对于我过长的头发，我则使用一种不用冲洗的香波。这种香波不需要水。我直接将香波倒在头皮上，然后搓洗。理智上，我知道我的头发不比使用香波前干净多少——尘土能到哪里去？——但心理上觉得干净一些。
在我的保健箱里有俄罗斯人提供的一种特殊护牙用品——能带在小指上的套型湿润棉纱垫。
在手指上套上棉垫，搓洗牙齿和牙龈。尽管不是什么天才设计，我宁可把克莱斯特牙膏挤在牙刷上。为了不使嘴里的液体与泡沫漂起来，刷牙时我得尽可能将嘴闭上。刷完牙后，我会将多余的牙膏与水吐在曾用来洗澡的同一块布上，然后除去头发上的香波。
在太空中，刮胡子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十分浪费时间。我会往脸上挤少量的水。表面张力与我的胡茬使水附着在脸上。我会在水上加一点美国宇航局制造的叫做“太空剃刀”的刮胡膏。每刮一下，刮胡膏与胡子的混合物就会暂时粘在刀片上，直到我将其放到使用了一星期的脏毛巾上。每放一次，我就会滚动毛巾来抓住丢弃物。
因为花费时间太多，我选择每周刮一次胡子，即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不留大胡子是因为，如果在突发事件中我需要带上防毒面具，胡子可能会阻碍全脸面具的密封。一周刮一次胡子变成了一种计时的方法。如果在镜子里瞥见一张脏乱的脸孔，我就知道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我又熬过了一周。
我的床是光谱太空舱后面的一堵墙，对面的地板上有一台通气扇。因为在太空中热空气不会上升，这里没有空气对流。风扇是使空气流动的惟一途径。
睡在一个不够通风的地方，你很可能会像是在一个氧气不足与二氧化碳过剩的罩子里呼吸。
结果会导致缺氧与换气过度。人醒过来时会感到剧烈的头疼，且会拼命吸气。
出于这个原因，我头脚倒置睡在墙上，头冲着那台运行的风扇。我用一根BUNGEE绳或是一条尼龙褡裢防止在夜里漂走。我见过其他宇航员在睡觉时到处漂浮——他们在晚上绕着飞船漂浮，通常撞上滤过器的吸入一侧时才会醒来。
这就是我怎样在太空中生活了五个月。尽管不太方便，我并不因为缺少愉快事物而厌烦。记得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晚上洗澡常常呻吟抱怨，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空间站是小孩子的天堂。另外，蓬乱，不刮胡子，甚至有点乱糟糟的，似乎很适合太空探险的景象。我们毕竟是在前线的冒险者。我们忙得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看上去怎样或者闻起来怎样。
在我回到地球之后，《人民》杂志投票推选我为“1997年十大最性感的男人”之一。杂志从十种不同种类的男士中进行选择。演员乔治在名人类中夺魁，并成为《人民》的封面人物。
我在探索者与冒险者一栏中胜出，登载在内页。当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赫制作名为“《人民》的十大最性感男士”的节目时，她问我当选是否感到意外。
“是的，肯定的，”我回答。“在五个月没有理发，没有淋浴，只有偶然的刮刮胡子之后——这样的荣誉肯定是意想不到。”
我说我最喜欢满是静电的图像向地传输的工作。讲述完起飞、太空行走、在火球中返回的激动时刻之后，她问我人生中最最伟大的经历是什么。
我告诉她，答案十分简单：我儿子的出生。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离开地球，都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
19。突然一无所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