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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这庞大的设备就足够了——这本不是两人干的工作。
莫斯科的主管人员也不太明白，所有的空间站成员获得成就感，是从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花时间求生，而是在进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工作当中。不管日子有多么艰苦，我都能使瓦西里轻松起来，我告诉他——带着模仿的口吻，似乎我在向海军上将汇报——“齐巴列耶夫将军，我们还活着，我又加工了三种有价值的金属样本。”他在祝我晚安之前，经常这么回答：“太空中又一个好日子。”
16。彻底的孤立（下）
四月，拖延许久的装着慰问包裹的前进号补给船的到达——尽管原定计划中有两艘，而在我前三个月的旅程中以及以后整段时期里我只看见这惟一一艘补给船——像一支士气增高剂。
家人被应允给我们每个人寄来鞋盒大小的一包食物。前进号补给船一抵达，我们就迅速地卸下设备与修理部件，找寻那些包裹。一旦找到，我们就大声咀嚼着由前进号运来的新鲜苹果，各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溜进空间站一个隐秘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翻阅盒子里的东西。
凯瑟琳与美国宇航局的心理学家一起挑选物品。她知道我想看看约翰长大了多少，变化了多少，因此装进了很多照片。他看上去大了许多，还像从前一样快乐顽皮。我想，没有什么能像骨肉亲情，让人一会儿觉得高兴，一会儿又觉得悲伤。一阵突如其来的孤独感与愧疚感——因为我没有在他的身边——淹没了我。
已经是四月份，但是情人节的心形糖果仍散得到处都是。我爱你。你是我的。生日卡也送来了，大多写着：“42岁生日快乐，老伙计。”1月16日的时候我已经庆贺过生日，当时航天飞机仍然对接着坞。全部成员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并吹起了考虑周到的玛莎·伊温斯带来的可充气的塑料生日蛋糕。
很明显，有人让宇航员志愿班的新成员署名沙丁鱼，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介绍了自己，并装入了个人的照片，以便我认识他们。朋友、家人以及未来宇航员们的关心，温暖了我的心。
凯瑟琳还放进了胎儿的第一批照片。我喜出望外，急切地将这张超声波底片举到头顶的灯下，仔细寻找男孩的明显特征。我看见了脑袋、脚和手。但没有躯干的照片。凯瑟琳还是不想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她一定要求产科医生，只给他的医生丈夫，挑出无法辨别性别的照片。
我继续翻寻包裹，发现20张描绘家乡密歇根州周围地区的明信片。我想像着，从家乡伊斯特波因特到吃火鸡的弗兰肯默斯到堆雪人的马凯特。我发现自己并不仅仅读一月份有关亚特兰蒂斯号发射的新闻剪报，而且还有剪报背后任何值得一读的东西。在极度缺乏地球上的信息的情况下，我阅读着分类广告边的佛罗里达四个月前的天气预报。我几乎想要一份对折价的比萨饼。
在一次空中访问中，我回答某个提问说最想吃的一种食物是椒盐卷饼。也许这是因为在太空中，水分都涌向脑袋，身体相对脱水（相对于地球的标准），所以特别想吃带盐份的食物。
无论如何，我极度地想念着椒盐卷饼；不出所料的是，包裹里塞了满满一包。
不幸的是，椒盐卷饼没能很好地经受住运送到“和平”号空间站的漫漫旅程。虽然卷饼已经碎得面目全非，我还是决心无论变成什么样都全部吃掉。但我一打开包，成百上千的碎饼块、饼屑和盐粒就会撒在船舱里。不过没关系，我将卷饼的袋子放进一个拉链包里。我能小心翼翼地把一些卷饼碎块从里面的包挤到外边的拉链包，然后，靠近电扇的滤过器，微微打开拉链包的口，像鱼一样将卷饼吞下去。极少数侧漏的饼屑与盐粒会被滤过器吸收。吃几块饼需要花费很大工夫，但这些尽管不太新鲜的卷饼物有所值。这些终于是地球食物！
另外，包裹里占多数的是一些我特别要求的物品：补充的世界地图，一本日历，一些记号笔。我用日历和笔明显地标出航天飞机送我回家以前还剩下的天数。
包裹里还有一些名人物品。在得知我是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后，前教练沃尔弗林在一顶黄蓝相间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帽子上亲笔签名，并特地将它寄来给我。尽管美国宇航局通过俄罗斯将一个曲棍球的冰球放在包裹里，某位俄罗斯的曲棍球球迷还是将那个带有底特律红翅膀队队长史蒂夫·伊泽曼签名的冰球拿走了。我尽量使自己不为这个丢失的冰球而难过，我劝解自己，实际上，大部分红翅膀队的成员，原来都是俄罗斯运动员，后来才加入美国球队。
我猜想那个拿走冰球的人，极可能是一个曲棍球的狂热球迷，只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我回到地球以后，伊泽曼把一顶带签名的红翅膀队的帽子给我，将其作为那个丢失的冰球的补偿。
我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但我想说，在几个月的隔离之后，情感已经变得不加修饰与溢于言表。当我念着朋友与家人在一月份航天飞机发射时在3乘5大小的卡片上写下的几百行话语，自始至终泣不成声。通常的内容是，发射看起来令人敬畏，他们以我为荣，他们都在为我加油，为我祈祷。我确信他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绝对想像不到这些简单的言语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不会让他们，让美国海军，让我的国家失望。
并排放在约翰的照片与那些3乘5的卡片边上的是凯瑟琳写好并封口的信，那是慰问包裹中我最喜欢的东西。就像一个16岁的初恋的男孩，直到飞行结束，我每天都将那些信读上一遍又一遍。
美国宇航局的心理学家事先计划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消遣。举个例子，他们将十部电影完完整整地与航天飞机一起发射。电影录制在8毫米的录影带上，可以通过装有特殊接头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来观看。尽管看电影是个好主意，我却从来没有时间看任何一部。每天干完工作，我已经筋疲力尽，眼睛已累得不能在电脑屏幕前坐上两个小时了。
但我着实读了几本书，每晚临睡前在睡觉的墙上翻几页。《忍耐》这本书描写了一群想要穿越南极洲的探险者的经历。冬天刚至，他们的船就撞上了冰块。他们靠吃海豹肉，几个月住在雪洞里，才活了下来。
在太空中读这本书，使我真正体会到谚语“团结不畏苦难”，“一切都是相对的”中的睿智，。永远不变的脱水食物，历时数月的90度的高温，两星期穿同样的衣服，与日复一日地躺在又冷又黑的雪洞里相比，似乎并不那么糟糕。我还能够漂浮。我能向窗外眺望。我确信一定有人至少试图来接我，带我回家。他们的境遇，使我摆正视角，每晚都闭上眼睛默默祈祷。
心理支援小组还装入了各种能在我的电脑上运行的光盘。一个光盘名为“伟大的演讲”，摘录了教育家、政治家和军队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部分原因是能够听到除了阀们、机械和线路之外的人类讲话的声音，使人觉得精神焕发，它成了我最喜欢的一张光盘。演说家提到了人类的伟大、人类的成就与对更高目标的追求。这种激情帮助我摆脱日常琐事去欣赏自己的事业：征服宇宙。
偶尔，莫斯科控制中心会接通与俄罗斯显要人物的通讯，我通过无线电与教宗阿列克西斯二世，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对话。他似乎对太空有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关于我们“从天堂看到奇观”的问题。他很吃惊我会说俄语。我则惊异于他的平易近人。我享受着谈话的乐趣，并相信我们可以使用所有的祷告，并帮助他可能鼓舞我们做的事。
消遣的另一极端是我们在“和平”号上的“特殊药品”。“和平”号空间站有一个装满酒的壁橱。每次检查我新到的宇航服，我都会发现衣袖里分别秘藏了一瓶白兰地与一瓶威士忌。当瓦西里和萨沙热情地敬酒时，我总是礼貌地谢绝。尽管我很尊敬俄国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的空间站做他们喜欢的事的权利，我还是严格遵守美国宇航局关于工作期间不能喝酒的规定。
说句实话，不去管什么美国宇航局的规定，就算不用对任何突发事件都随时做到百分之百的预备，我也不会喝酒。我不参与他们，瓦西里和萨沙并不生气，因为我们的供应量是有限的。这里与星城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不论是在早上十点，还是在桑拿时，或是在社交聚会上，如果我拒绝人们用伏特加的敬酒，我就会或多或少地被排斥。一个很明显看不惯我如此不合群的俄国人，宣布“利宁杰从不合群。他似乎不愿介入。他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祝酒人”，给予了我他所认为的最大程度的贬低。
比实实在在的电影、书籍和其他消遣更重要的是，美国宇航局有人在关心我们，同情我们，并且理解，至少像不在现场的人应该做到地那样理解我们隔离的深刻意义。他们在努力使我们活得愉快。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很多。
我也有自己的娱乐消遣。我最大的爱好是眺望窗外，凝视星空和地球。但我也喜欢玩太空版的“潜入吓人”。
“和平”号是一艘黑暗嘈杂的飞船。因为有许多烧坏的灯泡，荧光灯不够亮，电力供应也不足以使所有的照明设备工作。电扇转动与机械运作制造了永无休止的嗡嗡嗡的背景音乐。这儿没有吱呀作响的地板，也没有拖沓的脚步声。
无声无息地漂过一个太空舱的距离，我就能接近一位同伴，我可以趁他尚未发现时，靠得很近。我会耐心地漂浮着直到他转过身来。当他直喘粗气并向后挥动手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吓了他一跳。
我对自己恶作剧的企图会表现出全然无辜的样子，我会假装提一个问题，很感谢得到了答案，然后飞走。直到那时，我才会忍不住笑出来。
回想起来，也许隔离生活真的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我的心理并非一点没有变化。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上）
萨沙则伏在那个窗口，冲着瓦西里大叫：“它看上去正冲着我们飞来！它的速度太快了，瓦西里，减速！”
自从四月份前进号补给飞船到达之后，我们花了两星期卸下船上满载的补给品与修理部件。
卸货是件特别费力的工作，因为任何东西，包括从食品金属罐到电冰箱大小的机械设备都被螺栓拴在飞船内的钢铁格子架上。格子架能保证起飞过程中所有物品的安全，并且使其在飞行过程中也不会移动位置。如果沉重的物品移动，飞船的重心也会改变。相应地，飞船就无法按预期的方式对推进器作出反应。
我们用一把可调节的扳手来卸掉这些螺栓。在清单上列出日后使用的物品后，我们将这些工具运到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空间保存起来。因为“和平”号上缺乏其他可利用的空间，我们经常将工具捆起来放到基础舱的地板上，正巧摆在经常使用的控制面板的前面。如果“和平”号是一艘小船，那么空间站早就会因为超载而沉没了。
当我们清空了前进号，就开始反向装载过程，将抛锚的设备与垃圾装入飞船里。垃圾被塞进空金属食品罐头里，罐头就放回到前进号几天前我们卸下装满脱水食品的罐头的同一地方。
前进号变成了我们的垃圾车。
我们努力根据地球上的指导，将“和平”号过量的垃圾，装到前进号飞船上。因为地球上的人员要估计飞船的新重心，前进号里沉重物品的摆放方法尤为重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将大块的物品固定在格子架上，防止它们在飞船推进时发生移动。按要求的方式装载是很困难的。格子架是为那些运到空间站的物品而专门制造的，并不适合我们从太空运回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不仅如此，因为任何东西在太空中都处于漂浮状态，所以将物品紧紧塞入有限的空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控制中心对什么东西应该运回来不断地改变主意，这进一步使我们的工作复杂化。他们经常事后诸葛亮，认为一个旧的磨损的部件以后某天可能用来修配另一设备，因此还要留在空间站上。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地球上专家们希望卸装的部分已经被拧上螺栓，放在另外五个大件机器之后。我们开始害怕地球上打来的电话。他们这种制订不了正确计划的无能，浪费着我们的时间。我们以为自己再也不能离开这艘冰冷、潮湿、充满恶臭的飞船，而去做更重要的工作了。
我们终于塞进了最后一点垃圾，盖上了舱口盖。一旦舱口盖的密封封条符合标准，我们就拧松了将前进号双重固定在“和平”号的船坞圈上的螺栓。随后，地面控制中心命令——通过无线电信号传到飞船——打开最后的弹簧锁。前进号从空间站飞了出去。
在“和平”号空间站里，我们能够感到飞船从空间站弹开脱离时的后坐力。当前进号飞离我们的时候，我从靠近船坞圈的一个小舷窗里看到，它的推进器喷出短暂的、零星的火光。我目送着它，直到飞船变成一个亮点消失在黑色的太空中。
理所当然地，控制中心会进一步通过无线电向前进号传送命令，指导飞船点燃其反推进器并减速。前进号会微微减速，但仍是以惊人的速度，重新进入大气层。飞船越是陷入厚厚的大气层，受到的摩擦力越大。摩擦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前进号没有配备任何的防热瓦片或隔离措施，因此将会在离子火球中销毁。我希望飞船有一个可喜的摆脱。
对任何处于地球背光面的人来说，前进号的返回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空。但在我们位于太空中的人看来，假定我们处在一个使我们能看见飞船分解的轨道位置，火球就像一颗被发射出去的明星，不是在我们上方移动，而是在我们下面——在空间站和下方的地球之间移动。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就在我目睹前进号消失在黑色的太空中的一周以后，俄罗斯地面控制中心通知我们这艘前进号将在“和平”号空间站再次对接。我们都以为执行了标准程序，前进号垃圾车已经不存在了。很明显，我们错了。前进号正独立飞行，没有被命令返回地球。
让使用过的前进号再次对接的原因使我们困惑。使用过的前进号里装的东西——腐烂的垃圾和损坏的设备——对我们毫无用处。飞船里肯定臭气熏天。我们几乎惧怕它的返回，怕地面上的人再让我们重新安置里面的东西。结果，控制人员向我们保证，我们不用打开舱口盖，再次对接，只是为了试验一种新式对接方法。
正规情况下，俄罗斯前进号补给飞船无人驾驶，装满来自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宇宙飞船发射场的物资。从外观上看，飞船很象载人的联盟号飞船，但是里面原本是三个宇航员的沙发位置与配套的环控与生保系统的空间已让位给更多的工具。发射时间有具体规定，以便飞船进入正确的弹道来中途截阻“和平”号空间站。所有命令都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传送到前进号的电脑上，飞船完全由自动控制。前进号接近“和平”号的最后阶段，装在前进号前端的用于会合和对接的设备会对准目标，此目标是固定地装在“和平”号空间站的港口附近。
当前进号开始会合与对接程序的时候，地面监测着飞船的各个系统，以确保所有的部分运作正常。对接系统，即过程，完全自动，仅对地面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命令负责。控制者们密切注视，一旦前进号发生差错，就立即中止对接程序。如果发生故障，就使用手动候补系统。因为前进号是无人驾驶的，所以需要有人在飞船之外操纵飞行。指定的驾驶员是驻扎在“和平”号空间站里的一名宇航员，他能遥控指挥前进号进入港口。
为了使一切顺利，宇航员必须拥有视觉信息。“和平”号里安装的黑白袖珍监视器将提供视觉线索。屏幕上出现的影象是由安装在逐渐靠近的前进号飞船前端的照相机中转而来的。换句话说，尽管宇航员人在空间站的内部，从监视器上看到的图象却反映了他坐在逐步靠近的飞船上所看到的东西。
除了这个录象图象，宇航员还要站在一块袖珍前进号飞船控制板前面。控制板反映了前进号上各系统的状况，例如油箱压力和推进器的状态。控制板上还安装了类似喷气式战斗机里的操纵杆。需要两个操纵杆是因为，飞船不同于喷气式飞机，可以在任何方向飞行——向前、向后，甚至侧飞。第二个操纵杆使宇航员能够多方向地驾驶飞船。
通过推拉这两根操纵杆，就产生了指令并经过无线电波从“和平”号传送到前进号的电脑上。飞船对这些遥控输入的信息作出的反应与宇航员在船上驾驶的反应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瓦西里抵达空间站时，因为航道偏差而被迫使联盟号脱离“和平”号的那一次，已经使用了类似的船上候补系统。
但是在这次体现对标准程序有重大变更的行动中，地球方面要求我们将候补系统当作使前进号进入空间站的首要方式。这个非正规方式的原理由下文可知。
尽管自动对接系统经过证实是可靠的，它在建造时却增加了每艘前进号补给飞船的重量和花费。正因为如此，俄国人希望将来发射时可以没有这个系统。为了增强自信，他们作了谨慎计划，首先在一次非关键性的对接中试验手动候补系统的有效性。因为使用过的前进号已经满载垃圾，就算我们不能使其对接，损失也很小，而如果一艘新前进号不能对接，重要设备不能送到空间站，那么或许整个空间站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有些道理。如果自动对接系统可以取消，就可以增加相等大小的货物。因为火箭需要巨大推进力，将任何东西送入地球轨道都是很昂贵的，所以每节省一磅的设备就能增加一磅的有用物资。但隐藏在突然不再使用过去十年都证明卓有成效的对接系统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经济。这个系统代价不菲。它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乌克兰制造的。自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太空项目不再是合作者，而是俄罗斯太空项目的竞争者。乌克兰人，厌倦了资金拖欠与空白支票，要求每个新的自动对接系统都用硬通货支付。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几近破产。显然，如果俄罗斯能不再使用自动对接系统，就能节省资金。
尽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都是极富价值的目标，地球方面却没有估计到，或者有意忽略，两个都处于每小时17500英里高速运行中的飞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