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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提出了了三种假设：
我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把信息战设计和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对战争等于暴力的公式提出质疑，认为信息空间指由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复合发展形成的看不见的空间，这一属性决定了信息战必定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战争可以不流血。
其次，提出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1995年以后又提出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
再次，设计了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联盟是一种跨国界、跨地区、跨种族，以信息的需要为主旨的联合体，信息是联盟组合与解体惟一的目的，它的成员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传统的各种性格的人们，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更为隐蔽、更为便捷的信息联盟，不受国界、地域和政府的控制，完全由民众自己来掌握。
另外，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观点，如信息工厂、信息警察（现在称网络警察或电脑警察）、信息化军队（现在称数字化部队）等，对信息战理论的建立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目前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把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
还有，我认为我当时提出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对垒的军事（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因为“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考察信息战，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
1985年，军队整编，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前线正在打仗，所以当司令员专职秘书的日子很忙，每天仅文件、批件、信件三大件就忙得不可开交。傅全有司令员从云南前线到成都军区报到时，万海峰政委率成都军区有关领导在双流机场迎接，排了一长队，很壮观。到北较场军区第一招待所吃了晚餐后，就在礼堂召开欢迎大会。记得傅全有司令员1500字的讲话稿还是我在专机上誉写的。（见文件原稿）在开会前，万海峰政委还专门走到我的座位旁说，在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期间，傅司令就说只带一个小秀才，原来就是你啊！从那以后，我对万政委就感到特别亲切。（见附图：万傅在机场）第二天，我就随傅司令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上班，我与原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的刘秘书在一间办公室。当办公室瞿主任领我到办公桌前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办公桌上铺满的文件有半米高。整理文件，成为我秘书生涯的第一件工作。接下来就要准备一周后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傅司令的讲话，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中帮傅司令提炼出这样一篇重要讲话。现在想想都后怕，军区有写作班子，但自己不知道高层机关的操作程序，吃了不少苦，1米76的个头体重只有55公斤，但确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当时还与傅司令同住招待所，真正实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要搞自己的研究只能利用车上、枕上、厕上来思考，会上、晚睡早起和休假等业余空闲时间写作。
当我写出22万字的《信息战》初稿时，最大的难题还是出版。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解放军报社的曾光军和李炳彦两位老师。当我的《信息战》遇到出版困难时，望着塞在抽屉里的手稿沮丧时，我想到了曾光军。他建议我将主要观点抽出来，先写一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他负责的“学军事”版上登一下，为此，我们通过很多封信，经历了半年多，他非常惋惜地通知我，李炳彦编好的稿还是被“枪毙”了，原因是一些领导说，“初看还可以，但越推敲越没有把握”。当时我很沮丧，现在想想非常能理解，毕竟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
后来，我又去信，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是一种创新理论，军报应该报道。曾光军与李炳彦商量后，决定特例为我这个小人物作了高规格的报道。1987年4月17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上，一则《沈伟光著文论述——<；信息战的崛起>；》的新闻稿发表了，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则关于信息战的信息，全文如下：
83016部队沈伟光在近期撰写的长篇论文《信息战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将是未来维持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甚至比能源及资源更重要。当“信息革命”的浪潮不断撞击到军事领域的城堡时，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逐渐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由此为信息战的崛起铺垫了道路。
文中以大量论据，阐述了信息战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作者把信息战作为一个战争概念，将信息战从形态、时态、规模、范围和内容上来划分，认为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就形态而言，有“无形”和“有形”之分；二是就时态而言，有“永久性”和“暂时性”两种；三是从规模上说，可分为“无限性”和“有限性”；四是从范围上讲，有着“广阔性”和“区域性”；五是从内容上说，可分为“可扩充性”和“可压缩性”两种。
作者认为，信息战的崛起，将使得战争形态、军队结构、作战方式、军人素质和指挥手段都会有崭新的变化。比如：先进武器威慑将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小型化和分散化将是武装集团的组合形式；信息将取代人而充斥于未来战场；“智力型”是军人素质的主要特征。
文章还指出，信息战的崛起，是我们思考国防发展战略问题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现在紧迫的是：更新观念，把人们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战的轨道上来；开发军事软科学，为赢得信息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则报道更加剧我出版《信息战》的欲望。一天，我突然收到国防大学出版社杨旭华副社长的来信，向我索要书稿。这个过程很兴奋，但结局还是一样。1989年1月10日我收到国防大学出版社铅印退稿信，只有姓名和年月日是填写的。编辑们填退稿信像开发票似的，这样的信我收到过很多，很平静，只是时间又耽误了两年。杨旭华将军也是我军较早关注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学者，所以他对我的学术观点有同感，他曾任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后调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我与杨旭华将军通过几封信，直到1998年我到兰州军区讲学时才见过他，是他主动报了大名我才对上号的，演讲后的那天中午他还特意请我吃了顿饭。我们彼此没有谈起这本书的话题，我很清楚，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所处的困窘。
直到1989年的夏天，事情才有了转机。
有一天，我姐姐的朋友的先生来找我，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有着一个很俄罗斯化的名字，叫龙彼德，当时他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杂志社任主编。因为我经常为他誊写诗稿，有时还他的诗写些评论，还因为我住在岳父家所处的开化路，与他单位省文联所处的龙游路仅几百米，所以龙彼德常到我的住处来。那天我刚从部队回杭州休假，他便来看望我，趋我倒茶的功夫，他拿起我堆在字纸篓上的几部书稿翻了起来。说心理话，我最想他看中的是另外几部文学作品，多么希望能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但他却偏偏看中了《信息战》，大加赞赏。这可能就是命运或天意的安排，不管龙彼德老师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许是一种提携和鼓励？或许是对于我为他誊写大量诗稿的小谢？他把这本书推荐给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刘洁编辑。
刘洁是内蒙人，说着一口好听的北方话，当时已在练密宗功了，她看完书稿后来信让我去谈一次，于是我请假专程从宣兴回杭州拜访她。她说，这是一本好书，以后一定会因此成功的，出版社决定出本版书。我听了很激动，经过几年的折腾深知出书的艰难，别说出本版书了，即使协作出版我也已下定决心了。那几年，出版社为了搞活经济，开始搞协作出版，也就是卖书号。龙彼德也是让我做好协作出版的准备，10万字2000元，我这本书至少要4000元书号费，加上印刷作制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了筹这笔钱，甚至向我岳父还借了几千元。听到刘洁的说法，我终于松了口气，出一本书要我花去我几年的工资。接下来，经过刘洁大姐半年多的编辑，《信息战》终于在1990年3月出版了。（信息战封面）刘洁还写了一个在现在看来仍很另类的《编者的话》，给予高度的评价：
信息对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历史必将把信息战推上世界舞台，但迄今未见此类中外著述。《信息战》首次提出这种理论，是一部研究21世纪战争，溶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具有独创性权威性的军事未来学著作。作者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作者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概念：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工厂，信息宪兵部队，信息化军队，打仗、回家去，等等。确实是我们思考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问题的重要内容。值得一切热衷于未来研究、战略研究、国防研究和关心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的人士阅读，亦是现代人洞察并立足于“信息社会”的“窗口”和“拐杖”。作者正值“而立之年”，凭借其满腔的激情、十多年潜心钻研军事理论的功底、占有大量最新资料，写出了这部“军界的第三次浪潮”，实在难能可贵！正如作者所说：“罗罗嗉嗦20万言，仅仅为提出‘信息战’三个字作铺垫，旨在为创立一门信息战学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笔者将感到十分欣慰。”的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危险的，前途叵测，生死未卜，但也因此更加可敬可佩。鉴此，我们将《信息战》奉献给读者，让大家共同来裁定吧！
1990年月，我收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寄来的4000元稿费，这是我30年人生中第一笔最大的稿费。（信息战稿费单）我记得，这些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人了，定价3．5元书买了1000本，只要报刊上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我都寄给他们，至今我还保留着送书的名单。（送书的名单）我也收到过一些回信，除了感谢和鼓励的话，大多感到莫名奇妙：为什么要寄书给他们？为什么？就是为将“信息战”三个定家喻户晓！前几年信息战热，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再次从新编辑出版了《信息战》，但许多人仍索要甚至想收藏第一版《信息战》，但我自己也没有多余的。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说到这个话题时，在座在胡丰传老师说，我那儿还有几本。第二天，我到胡丰传老师家中要回三来书。他笑着说，当时我送给他十几本，请他转送朋友，还剩这几本。胡丰传老师曾经是杭州作家协会的秘书长，是一位诗人，在他有限的书架上让我的小书占据了十多年，而且依然簇新整洁，实在令我感动。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许多位助我成功的前辈、师长和朋友，这是我的福气，我终身不会忘记他们，永远感谢他们！
写作是爱
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谨的工作，一篇文章不能缺一句话，掉一个字，否则就会词不达意、文不成章了。搞战略研究，有时比搞自然科学研究更要严谨。自然科学研究发生偏差无非是研究本身的失败，而战略研究发生偏差，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几个世纪。胡适先生崇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有一定哲理的。但是，再大胆的想像，也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只能是一个幻想罢了。尤其是搞未来研究、战略研究，不可测的事物、不确定的因素、令人虚幻的东西太多了，需要选好角度和高度，更需要有严谨细致的作风。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必须要扎扎实实、逐字逐句地耕耘，需要坚强的毅力。这种毅力的动力来源两个方面，一是被动的，为了一种目的，把写作当成职业了；二是自发的热忱，我比较欣赏的话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和平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主题，和平的对立面就是战争，要和平就要遏制战争，而军事战略研究又是战争理论“金字塔”的塔尖，凭个人力量和业余“打造”，很难有人能够锻铸出好钢的。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彷徨过，徘徊过，也退缩过，实现追求的途径有万千条，我却走了一条最寂寞、最艰难、风险最大的不归路，缘由对写作、对和平的热爱！
一个人的“悟”性对提高研究能力非常重要。做学问要不耻下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凭我个人经验来看，任何问题还是在脑袋里多停留些时间为好！养成揣摸、顿悟的习惯，这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非常有益。小时候你提的问题别人还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年长了、到一定层次后你提的问题别人多数回答不了了。怎么办？只要你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在未知世界的神秘王国里自由遨翔。
如果说我一度对写作、对研究始于热忱和激情，更多的是盲目的、兴趣式的写作和研究，而战争经历使我的写作和研究增添更多的理性，写作和研究的目标也日益明晰，即从赢得战争到遏制战争，进而设计文明战争、理想战争，追求和平因素增长点。
搞战略研究，需要具有战略意识，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从实践和学习中得来的。现在要完全靠直接的经验解决问题是不能了，也没有必要。知识爆炸，信息共享，解决问题的办法、渠道非常多，间接的经验甚至比直接的经验更权威、更有效，但必要的实践、越来越难以得到的直接经验，显得更为重要、尤为珍贵。15年的军旅生涯使我对军队、对战争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性认识。地方工作的阅历，对自己很快适应非军事工作、掌握社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扩大、提高思考问题的领域和层次，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和机遇，以及抓住机遇的敏锐力和果敢力，要想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很难想象的。
战略决策权固然握在最高决策人手中，然而，培养战略意识，开展战略研究，决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事。其实，研究战略问题同研究战术问题花的功夫是一样的，关键是一个高度。屁股指挥脑袋，这是对一般人说的，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应该脑袋就是脑袋，不要受职务的限制，把思维提升到需要研究的层次上。要具有战略头脑，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经常讲，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比喻看问题的需要有高度。然而这很难，当我们乘飞机从1万米高空往下看，除了云还是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想，要具有战略头脑，首先需要培养战略意识，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思维具有穿透力，可以瞬间思考两个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事物，看不到的事和物，只要能想到，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信息战是战争对我的刺激，后来我提出理想战争便是祈望创造文明战争带来的硕果——这就是十多年来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考察分析的成果。
搞战略研究，必须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这就要甩掉包袱，然而却非常难，有一个阵痛过程。你想吧，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时不时地露露名，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要另起炉灶，搞体系、学科的研究，风险很大。为了信息战研究，我有几年把其他写作欲望抛在脑后，这要学会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过了这段时间，就可以进入一种新境界。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在较低层次上的研究、写作没有用了，这些是基础和素材，也是一种积累，仍然可以充实到新的研究领域中去。像我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视文学剧本《战国风云》是1985年创作的，其中一部“合纵连横”的思想就纳入了《信息战》的重要内容。
重操旧业
1994年5月，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两年后，被调到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主管全国对外开放的政府机构。有一天，李炳彦老师来看我，说，现在世界范围的信息战开始升温，但我军的研究仍停留在介绍外军的层面上，能否从新拿起信息战的研究之笔，为我军信息战研究点个火。
当时我已很久不搞军事研究了，因为实在太苦太枯燥了。而是在写《下海指南》，为企业写书搞策划写《横店模式》这类书，效益相当可观。现在已是中国企业大哥大的中国横店集团，1991年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与集团的总裁徐文荣成为好朋友。与他的相识，使我懂得了企业、经济这些新的事物。我开始研究横店集团，对经济发生了兴趣。从1992年12月至1996年10月，我出版了12部专著，只有一部是研究战争的，而关于横店集团的书有5部：《横店模式》、《横店社团经济模式研究》、《横店的精神文明建设》、《横店之路》、《著名专家学者论横店》。
重操旧业何其难。但李炳彦老师经常教育我，激励我，让我举起信息战这面旗帜。那以后，我和李老师几乎天天要见面，每天还要通几次电话，喝下的酒至少有一吨，当时李老师的酒量很大，每顿饭不下一斤，当然有时是碑酒。第二年，在李炳彦的催促下，我利用国庆3天假期终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经李老师润色编辑的文章：《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信息战研究导论》，1995年11月7日《解放军报》以整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