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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宜藏身的沟底也就是半人高的一块石头，站起身就能暴露，离路边才几十米远，奇怪的是，子弹飞来打去，她竟然没负伤，敌人跑来跑去，也没发现她。她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终于枪不响了，她更担心鬼子来捉活的。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开始有人来打扫战场了。她的身旁就有一个牺牲的，她听到有人说就近埋吧！那些人抬那个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时，看到刘峰宜也躺在沟里，就说：“哎，这里还有一个，干脆一块埋了吧！”
大青山突围中五名女八路的经历（5）
刘峰宜赶紧把脸上的背包拿开，与此同时差一点把手里的手榴弹弦拉开。那几人见状忙说：“哎，别拉别拉！是自己人。”其中一人冲上来就拿走了手榴弹。刘峰宜坐起身，但双腿怎么也站不住，还是打扫战场的同志帮忙才把她扶起来。
那个牺牲的同志就埋在了刘峰宜躺着的地方。
站起来后，刘峰宜看看来人，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更多的是老百姓，没有一个认识的。她急切地寻找熟悉的面孔，终于，在人群中，她看到了一个女生班的人，两人激动地抱到了一起，刘峰宜直想哭。那女生说你饿了吧？她拿出几片高粱饼子让刘峰宜吃，两天两夜没吃食物了，刘峰宜狼吞虎咽地把饼子吃进肚里的同时，只觉得嘴唇特别干裂，真想喝口水啊！她四处找水，却发现沟里已经没有一点水是干净的，全都是血红血红的水，一片血流成河的景象。
这天晚上，刘峰宜跟着打扫战场的人一块走。因为四周仍是鬼子，这些同志准备突围出去。刘峰宜心里踏实多了，只要跟同志在一起，上哪里都行。大伙儿不敢走沟底，因为敌人已经注意到沟里；而山上也爬不上去，因为山顶上也有敌人。大伙决定从半山腰走。带路的是个放羊人，就是他带着八路军到这儿打扫战场的。放羊人知道一条通往山外的小路，大家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不知从哪儿突然传来一阵枪响，枪响以后刘峰宜就觉着腿上火辣辣的，她一跟头栽下山去了。
刘峰宜屁股朝上，头朝下挂在了一棵不大的荆轲树上，她的两只手窝在前胸动弹不了。挂住以后，她自己不能动了，就听到上面有个同志问：“喂，你死了没有？”另一个男同志试探着说：“好像没死吧？怎么听到有哼哼声呢？”刘峰宜因为身体倒立，加上受了伤，这会儿光会哼哼，不懂得喊了。这时，有个男同志说：“我下去看看吧。”他就用裹腿布拴着下来了，他找到了倒挂在荆轲树上的刘峰宜，问，“哎，你死了没有？”
“没有没有。”刘峰宜这会儿知道说话了。
那男同志就让上边的同志把系成长绳的裹腿布甩下来。因为刘峰宜的头朝下，他就捆住她的腿。刘峰宜疼得直喊：“这不行，不能提啊！”
“那我捆哪儿？”
“捆我的胳膊吧！”刘峰宜觉得那样会舒服些。
男同志就把刘峰宜的胳膊捆上，她又喊：“不行啊，我手腕子很疼。”
“疼也没法儿啊！”说着，他打手势让上面的人把刘峰宜往上提。
刘峰宜被提上来，满手都是血。她只穿了个棉衣，里面连个衬衣都没有。她的手臂全都扎破了，手腕从此残废了。
那个救刘峰宜上来的男同志催促道：“快走吧！”
“哎呀，怎么我走不动啊？我这腿怎么好像没有了似的？”刘峰宜说。
“你怎么走不动呢？你怎么没有腿啊？你两条腿都有啊！”那男同志奇怪地问。
“腿不行了，抬不动啊！”刘峰宜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挨了一枪。
那男同志过来一摸，说：“哟，你的腿断了。”说完，他把刘峰宜的棉裤撕开，拿出纱布绷带给她缠上，这时刘峰宜还有点羞涩，因为棉裤里只有一条短裤，连条长衬裤都没穿。男同志好像没意识到这点，他说：“你不能走，我背你走吧！”说着，就把刘峰宜背到身上了。
刘峰宜开始觉得腿疼了。另一个男同志就在后面托着她的腿。后边这个人嫌背着刘峰宜的高个子走得快，他抱怨说：“范维文，你慢点行不行啊？你两条长腿走得快，我能跟得上吗？”
于是，刘峰宜有个印象，背着她的人叫范维文。下山以后，她被送到收容队的医务人员那儿，救她的这些人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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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锐、陈明夫妇双双牺牲（1）
大青山一役，无疑是山东敌后战场伤亡较大的一场战斗。战斗中，我军伤亡总数千余人，其中牺牲五百人左右，受伤五百多人左右，仅抗大一分校仅连、排级战斗骨干和学员，就牺牲近二百人左右。令人惋惜的是，许多相爱至深的夫妻，在这场血与火的战斗中永别了。
1941年11月30日凌晨，陈明率战工会机关与山东分局、115师等向大青山地区转移。当队伍突遭三面包围时，陈明马上把山东分局、战工会和抗敌协会的警卫分队集合起来，迅速占领附近高地，掩护队伍向望海楼方向突围。
敌人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烈和密集。突围的战场很快就变成了火海。突围中，陈明双腿负重伤，4名随行人员有3人已牺牲，只剩下19岁的警卫员小吴，他对小吴说：“我不能跑了，你赶快跑，多活一个是一个。”小吴坚决不从，他拉扯着陈明，要背陈明一起走。陈明严厉命令他：“这是战场，你要服从命令！你给我走！”小吴刚一离开，抗大的几名学员发现了陈明，要冲过来抢救。但敌人已经围住了陈明，眼看陈明将被俘，他佯装不堪伤势疼痛，无力反击。等鬼子逼近时，他突然对敌人连开3枪，之后，剩下的最后1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头颅……
已经跑出开阔地的小吴，看到陈明牺牲的情景，难过地流出了热泪。
这位曾经当过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到莫斯科列宁大学学习过，参加过长征，当过115师政治部主任的年轻高级干部，把自己的生命连同他的爱情留在了大青山。
陈明是出了名的理论家，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关于芬兰问题和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的文章在国内外舆论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此，他喜欢和心疼辛锐在山东党政机关也尽人皆知。
对辛锐来说，她和陈明是先结婚后恋爱；但对陈明来说，他倾心辛锐已久。他先是欣赏《大众日报》上辛锐设计的报头，然后才在山东分局党校见到了这位端庄美丽的名门才女。他是个口拙的人，但竟也几次语无伦次地在朱瑞夫妇面前提到辛锐，朱瑞夫妇会意，立刻找辛锐谈话。哪知磨蹭了一年多，辛锐都不吐口。越是这样，陈明越觉得这很符合辛锐的身份，他就那样沉稳地、耐心地，每隔一两个月，都骑着马或骡子去看一次辛锐，每次见面，陈明总会小心地问：“哎呀，会不会打扰你的工作呢？你会不会身体不舒服？如果你累了，我就回去。”陈明的温情终于让原本对爱情浪漫无比的辛锐回到现实中，她觉得这个南方男人真的很会体贴人，尽管他年龄大些，可他的博学、他的涵养却越来越吸引她！
如果说陈明从遥远的南方来到沂蒙山打日本鬼子是形势造成的话，那么，在齐鲁大地上遇到辛锐则是命中注定。就像跟辛锐约好了似的，连死都要在一起。当他把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准备牺牲的那一刻，不知道他的脑海中是否闪过辛锐的面孔？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不愿意离开所爱的人，不知道他在那一刻是否呼唤过爱人的名字。
就在陈明牺牲的同时，辛锐的双腿也被打断，并且腹部中了一弹。
太阳落山时，日寇收兵了。卫生二所所长刘御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回到大青山，将伤者背到西蒙山的庙里进行治疗。有人把痛苦不堪的辛锐抬来了，刘御给她诊断为：大腿部枪伤骨折。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刘御也没别的办法，她一面安慰辛锐，一面用夹板帮她把大腿部固定住。
当夜，辛锐被抬到山东纵队野战医院第二医疗所驻地——火红峪村。当时的火红峪村只住着聂凤立和聂凤举兄弟两家。
在聂凤立的提议下，二所的医护人员给辛锐找了个矮而宽阔、进出口小的山洞里藏身。洞的地面不平，医生用干草铺好，让辛锐躺在里面。医务人员觉得真是难为辛锐了，躺在那种环境中，加之伤势的疼痛，辛锐该有多痛苦啊！
16天后，大青山上空万里无云，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大地。大青山也比较安静了。医生带着医护小组将重伤的辛锐移出洞外晒太阳。刘军想把伤员都集中起来，第一检查伤口，第二转移。另外所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想给伤员改善一下生活。
辛锐、陈明夫妇双双牺牲（2）
卫生所的同志在老聂家烧了一锅水，辛锐提出想洗洗澡。
联合剧团团长王照华派演员徐兴沛给辛锐送去清炖猪肉和新摊的麦子煎饼。辛锐一面吃煎饼，一面兴致勃勃地问谁摊的煎饼这么好。小徐说潘彩琴从黄昏摊到半夜，摊了一百多斤麦子呢。大家高高兴兴吃了顿晚饭。
辛锐对小徐说：“如果看到陈明和辛颖，就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如果看不见他们，就打听打听他们的消息，回来告诉我！”
小徐没敢告诉她陈明已经牺牲。
当天晚上辛锐没有回到洞里。不料，第二天早晨，一股撤退的日军路过这里，他们包围了火红峪村。二所的两个同志和老聂兄弟急忙抬着辛锐往外突围。但敌人追上来了，机枪打个不停。辛锐就说：“你们放下我。”抬大辛的人就说：“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转移出去。”日军那边就喊：“抓活的！抓活的！”辛锐着急地说：“现在不可能了。你们放下我，咱能躲一个就躲一个，能留一个就留一个。”二所的两个同志是一男一女，女同志叫韩波，她死死不放手，但辛锐自己坚持，从担架上滚了下来。韩波和那个男同志只好将身上的手榴弹给她留下，一共三颗手榴弹。他们把她放在两个大石头之间，翻过一个小山包走了。
辛锐把手榴弹掖在胸前，用棉被裹着前胸，背靠着大石头庄严地坐在地上。
鬼子叫喊着“女八路”冲了上来，辛锐扔出一颗手榴弹。一个鬼子军官上来了，命令士兵冲上去捉活的，辛锐又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大喊：“枪毙！”
一颗子弹射中了辛锐。
当围上来的鬼子用力拉开辛锐的被子时，突然一声巨响，第三颗手榴弹在鬼子中间炸开了。
大辛被炸得什么东西都没了，但可以看出她是靠在大石头上的姿势。当晚，老聂兄弟把辛锐能拣的骨头拣了，还有留下来的衣服，把她埋在两堆大石头中间，立了个碑。
辛锐追随她的丈夫陈明而去，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大青山！
当夜，二所的医护人员给辛锐开了追悼会，悼念她安眠九泉。
十年前我匆匆邂逅了两位在大青山突围战中牺牲的伴侣，十年后我没有忘记他们。当我又回到沂蒙山，我仅仅是想探知十年前我看到的那段碑文记载的青年伴侣曾经有着怎样的青春故事。结果发现，那场大青山战役中的人物，无论活着的还是故去的，都有N多版本流传，历史真相几乎要被模糊的记忆混淆和淹没了。还好，摄录机始终带在我的身边。唯愿我和我的合作者们留下来的镜头画面和文字，能还原大青山突围战的部分真实，还原山东八路军和老百姓们怎样英勇抗日的部分真实，还原日军是如何屠杀战俘和妇幼的部分真实，还原女八路军们在战争环境里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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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磊带着七个月身孕永别李林
辛锐和甄磊带着姊妹剧团随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机关转移到大青山地区。战斗打响后，他们往大青山北侧猫头山的一片隐蔽的松林中转移，途中，辛锐发现有十几个日本兵正悄悄向他们追来。辛锐马上向团员们发出信号，并要甄磊率众进松林隐蔽，自己带着两人掩护。她们三人隐蔽在一块巨石后边，当敌人靠近后，她们突然扔出手榴弹；当辛锐投出第二颗手榴弹时，一个躲在她侧前方的日军瞄准了她，分别击中了她的双腿膝盖。
辛锐负伤时，挺着大肚子的甄磊带着姊妹剧团穿过松林，在一条山沟隐蔽下来。不一会儿，就发现一队日军向姊妹剧团隐蔽的山沟奔来。甄磊当即命令大家：“赶紧往猫头山后转移！”她带着两名同志在后面掩护。这时日军逼近了姊妹剧团的队伍，而队伍撤退的速度又很缓慢，甄磊不得不灵活地利用地形，用短枪和手榴弹阻击敌人。在姊妹剧团里，她是唯一打过游击的女八路，尽管她身子不方便，但她能沉着地应付战斗局面。
眼看就要翻过猫头山了，18岁的姑娘司秀琴中弹了，15岁的张胜德也倒下了。甄磊也牺牲了！倒下的那一瞬间，她的双手紧紧按着肚子里的小宝宝，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李林此刻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她和孩子先走一步了。甄磊闭上眼睛时，才22岁。
甄磊比辛锐小1岁，她是山东莱芜县矿山乡人。1930年，莱芜县教育界知名人士亓霖甫，在莱芜县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公开招收女学生。全县15万妇女，勇于来报名的只有10个人，其中就有甄磊。
甄磊非常拥护亓霖甫先生的爱国主张，刻苦读书，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2年，她高小毕业后，被母校推荐报考了莱芜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应亓霖甫先生所聘，又回到莱芜县第一女子学校，当了一名教师。抗战爆发后，在“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下，甄磊来到莱芜县南部莲花区圣井村，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徂徕山起义的抗日游击队，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四支队三十四分队当战士。
由于甄磊写一手好字，文章做得也好，又会演讲，她出众的才华很快被领导发现，不久被调到四支队政治部任宣传员，继而担任了宣传队长。1938年下半年，组织上选送她到山东分局干部学校学习。在干校期间，她入了党。学习期满后，她被分配到山东分局妇委会做秘书工作。这时，她认识了同样从山东地方调到分局的组织部长李林。甄磊相貌并不出众，但李林看重了她出众的才干，俩人你有情我有意，在姊妹剧团筹备期间，俩人就结婚了。
甄磊牺牲时，她的丈夫李林也在突围的队伍里，但他的腿上中了一枪，跑不动了。为了不当俘虏，他脱下大衣，把军服、手表、钢笔一起埋到一块大石坎旁的沙窝里。然后从一匹死马身上扯下一床旧被子，披在自己身上，假装死亡。等敌人走远后，他才爬到一块较隐蔽的地方，天黑之后，他开始爬着找部队。他爬了一夜，爬到一条小河边，天亮时，巧遇山东纵队卫生二所的炊事员到河边挑水，李林得以被救。
李林在卫生所包扎时心急如焚，他不知道妻子甄磊怎样了。几天后，他就要求回到了山东分局，迫不及待地找他的妻子。
潘彩琴一看甄磊没有回来，急得直哭，一连几天她都跟着打扫战场的同志在大青山转着掩埋尸体，每找到一具尸体，她都要看看是不是甄磊。后来，小潘在快到猫头山的位置，挖出了甄磊，人都变形了。李林辨识过之后，呜咽着说：“这就是她们娘俩儿呀！”李林拿出一条白手绢，盖到妻子甄磊的脸上。然后一铁锨一铁锨地将渗着血的土洒到甄磊身上，那些天，大青山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大青山的石头和土都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白手绢下面的甄磊的身体一点点陷进地下，白手绢渐渐被带颜色的石块掩盖住了，李林与甄磊彻底永别了！他多次幻想过的一家三口人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梦想被击碎。一场大青山遭遇战，将他和他的妻儿隔绝成两个世界的人，他拖着一条负伤的腿，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大青山战场，他可以忘记一切，却无法忘记大青山，这里埋着他的两位亲人，他对幸福家庭的梦想。
汉斯·西伯战场自杀 秋迪泪洒大青山（1）
大青山战斗，群众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个外国人躺在距离陈明牺牲地约200米的地方，他的遗体上弹痕累累。当地的群众很奇怪，战场上怎么有外国人呢？他们以为这个躺在大石头后面、身体胖胖的大鼻子是敌人，所以没人掩埋他。后来，打扫战场的分局机关同志辨认出这就是太平洋学会的进步作家、政论家汉斯·西伯，为他做了一个跟陈明一样大小的棺材，将他入土为安。群众才知道，原来，外国人也可以来参加中国的革命。
汉斯·西伯1897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走上街头游行，被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作为一名进步报社的记者，他曾访问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到1927年，西伯第一次到中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与弗·林哈德一起，担任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曾发表过《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等文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离职，回到欧洲。第二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的笔名，用德文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在这本书里，他谈了在中国的经历，在书的前言里他宣称：“……这本书献给这次革命及其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在西伯短暂的四十四年的生命中，有二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先后六次到中国，研究、报道中国的革命问题。为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情况，曾去延安采访，见到毛泽东，又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见到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人。
汉斯·西伯是从新四军军部出发，于1941年9月12日到达山东滨海区蛟龙湾第115师师部的。随他前来的还有两名新四军的干部，一位是翻译名叫方练伯，另一位是副官，牵着一只奶羊，还有一名勤务员小李。抗战后，汉斯·西伯是第一个到山东来的外国记者。初来时，他随师政治部行动，到达青驼寺后，住在分局机关。汉斯·西伯骑术不行，负责他生活的同志专门给他找了一匹性情温和的马。另有周之同带着参谋训练队的5名学员具体负责他的安全。
西伯到山东一个月，写出长篇报告《八路军在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