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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年，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朔，甲申，国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会曰：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奉上尊号。
众议之后，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列成四方四隅，立于八处。八固山八大臣奉书出班跪于前，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阿敦虾立于汗之右边，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侧，各自前迎受八固山大臣跪奉之书，奉于汗前。置之棹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前方曰：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呼此名后，下跪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起。汗离座，出衙门，向天三叩首，叩毕，还座，八固山诸贝勒、大臣各依年岁向汗叩首。
这次“大典”，定下了两个问题，一是汗称，努尔哈赤被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简称“大英明汗”或“英明汗”，二是年号，定为“天命”，明万历四十四年，就是努尔哈赤辖区的天命元年。但是，关于“国号”，此次却无记述，直到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攻明抚顺时，仍自称为“诸申国英明汗”和“建州国汗”。老档记的“七大恨”，有两次提到“诸申”，第三恨为明人每年出边，“进入诸申之地侵夺”，第五恨为明不许居于柴河三路诸申收获庄稼。这两大恨，都只讲到“诸申之地”、“诸申”，没有提到后金二字。到了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之战以后，局面就变了。
天命四年（1619）四月，努尔哈赤遣使入朝，致送“胡书”与朝鲜国王，其书“称以天命二（四）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枚数七宗恼恨”。国王传示备边司说：“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如何？”备边司回奏说：“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棹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后金国汗”、“后金天命皇帝”，而且既有书信，自称“后金国汗”，又有汗宝“后金天命皇帝”之印。由此可见，天命四年三月，努尔哈赤才开始在对朝交涉中，第一次抬出了“后金国”的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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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3）
朝鲜立即将建州僭称向明朝报告，明人甚惊，纷记其事。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中写道：
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嫚。
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
奴儿哈赤……传檄朝鲜，僭号后金国汗，黄衣称朕。……朝鲜方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亦载：
建人建国号曰后金皇帝，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以上都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明人根据朝鲜的报告，记下了努尔哈赤僭称后金国汗之事。稍晚一点，努尔哈赤攻下铁岭、开原，灭掉叶赫以后，遍发招降榜文，劝诱辽民归顺。明经略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六月（戊申）上奏说：
奴贼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皆僭号也。大略贼自言为天所祐，中国为天所怪，谕各将率屯堡归降。
万历皇帝览奏，十分愤怒，“谕中外臣工曰：逆贼出榜招降，横肆诟侮，朕心深切愤恨”。
云板（天命八年）由上可知，努尔哈赤的招降榜文第一次对辽东兵民使用了“后金国汗”的称号，抬出了“后金国”，而且明臣上报此事，皇帝批复此事，可见这是千真万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是在天命四年（1619），是努尔哈赤自己提出来的，是满族的自称，而不是人们所说为与宋辽金时的金相区别，故史称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进驻辽沈以后，又改称为金，一直延续到天聪十年（1636）四月。
第二节 八旗制度（1）
一、 八旗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到天命四年（1619）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三十余年里，征伐频繁，烽烟不息，大小数百战，女真——后金国便在这样的条件下，由早期单纯的军事组织发展起来了。对外用兵，对内镇压阿哈等劳动者的反抗，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因此，它的政权组织形式采取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女真散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习俗不一，制度相异。有的部落依山沿江居住，捕鱼捉貂，采参捞珠，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有的女真人，室居耕田，“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管理制度取代旧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方式，就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这个各有特色、复杂松散的混合体，便将是昙花一现，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哈达部名酋王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
王台势力强大时，自称哈达汗，明封为龙虎将军，吞并了许多女真部落，辖区辽阔。明人张鼐在其《辽夷略》中说：王台“所辖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几数千里”，拥有敕书七百道。《武皇帝实录》亦载：“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但是，由于王台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管辖制度，兼之御下无方，“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历十年（1582），王台“竟以忧愤死”。
王台之亡的前车之鉴，巩固女真各部统一的迫切要求，是努尔哈赤利用、改造牛录制创立八旗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总政策，及其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对促进八旗制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政府对待女真，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在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更想依靠这个办法，来削弱建州势力，恢复明政府对全部女真的统治。这在杨道宾的奏疏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已经灭哈达，亡辉发，重创乌拉，军威大振。署礼部尚书杨道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国策和努尔哈赤近况，提出对策。他说：
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八，而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元以达京师。……其海西、建州，岁一遣人入贡，海西一千，建州五百。……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布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纳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建酋兼并属夷凭陵属国罪状已著乞速颁文告严饬武备以遏乱萌事》、《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四。三道奏疏，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明对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各自为主，互不相下，不能让他们统一起来，“不使归一”，以便以夷治夷，“犬牙相制”。因为，女真一联合，“兵满万人，则不可敌”，将成大祸。分，则互相间易起争端，争必乱，乱必弱，既乱又弱，必竞相争求明援，那时就不得不卵翼于明，听明驱使，为明帝效劳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必须坚持祖宗立法，立即制止努尔哈赤对各部女真的兼并，“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这样，才能除去祸根，保证边境安全，保证明朝安全。
面对天朝明国议论发兵捣巢分裂女真的紧迫形势，努尔哈赤如果不制定正确政策，巩固女真的统一，则所辖各部又将涣散，实力大损，定将被明兵诛剿，家破人亡，重蹈远祖董山、外祖王杲覆辙。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尔哈赤利用旧的牛录制，改进发展，创立了八旗制度。
二、 由牛录到八旗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文niru的音译，意为射兽用的“大披箭”。很久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女真）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围猎用兵，则自由组合，兵猎完毕便解散。所谓的牛录额真，不是汗贝勒封授的统治士卒的专职官将，而是由参加兵猎的诸申推举的临时指挥者。这种各依族寨、自由凑编的临时性武装组织，既是当时女真部落分裂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助长了女真的分裂。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女真统一大业的进行，而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根本政策——分而治之，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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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八旗制度（2）
因此，对于本族这种传统的组织形式，既要利用其为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优点，不能一概否定；又不能不加改革地完全照搬，不然，即使暂时能施用武力强制将许多小部落混在一起，也很难稳定，很难长期统一，更不能使这些各有特色的部落融合成为一个牢固的共同体。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长期过程中，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一古老的传统形式，不断予以改组、发展和完善，最后建立了八旗制度。
现将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前努尔哈赤编立的部分牛录列表如下：姓名 旗别 地名 简况 出处索尔果 镶黄 苏完 率五百户来归，编五牛录，使其子侄分统之。 《八旗通志》卷十一。三潭 正白 苏完 领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令其子布赖统之。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以下简称《通谱》。扎鼐 正白 苏完 来归，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一。赫东额 正白 马佳 同弟尼玛禅率五十户来归，授尼玛禅为备御。 《通谱》卷七。何和里 正红 栋鄂 “率部下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八。鲁可苏 正白 栋鄂 领四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石汉统之。 《八旗都统衙门档》。兑齐巴颜 镶红 栋鄂 “率领部属来归”，编三牛录，令其子噶尔呼机、侄阿兰珠、郎格统之。 《通谱》卷八。罗屯 正红 安褚
拉库 “率八百户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艾唐阿、侄安充阿统之。 《通谱》卷十一。乌尔古岱 镶黄 哈达 “率部属来归”，将其属下人分隶八旗，所余之人编牛录，令其孙克什纳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苏巴海 镶白 哈达 率二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莽果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约兰 正红 哈达 来归后，其子懋巴里授参将，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夏瑚 正黄 哈达 率十八户来归，编牛录，令其子雅琥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续表
姓名 旗别 地名 简况 出处常舒 镶白 沾河 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又编半个牛录，令其子布汉图统之。 《通谱》卷三十二。阿球巴图鲁 正蓝 沙晋
穆尔吉 “率族众及八十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明安图巴颜 镶红 绥芬 率亲族及女真“一千余众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哈哈纳、绰和诺统之。 《通谱》卷二十一。阿尔都山 镶白 额宜湖 招抚萨齐库城女真三百余，编年录，令其子哈宁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乌珠阿穆巴 镶红 蜚优 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策穆特赫 正白 蜚优 率五百户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孟古慎郭和 镶白 纳殷 率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投，授以牛录额真。 《通谱》卷二十六。康古里 正白 那木
都鲁 与弟喀克笃里率壮丁二百名来投，编二牛录，令其弟兄二人分辖。 《八旗都统衙门档》。叶克书 正红 长白山 率尼马察村三百余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八旗都统衙门档》。琥球 镶红 尼马察 率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使统之。 《八旗都统衙门档》。图尔坤黄占 镶白 费雅
郎阿 率一百余户来投，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僧额 镶黄 宁古塔 率兄弟及同村三百人来归，编二牛录，令僧额及其子塞纽克统之。 《通谱》卷四十一。雅穆什达 正黄 绥芬 率一百五十人来，以其孙任牛录额真。 《通谱》卷四十一。南济兰 镶黄 乌拉 率二十五人来，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四。根据简表和有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问题：
第一，多数牛录系以某部、某地“来归”之人编立而成，即以率众来投的酋长或其子侄为牛录额真，“使统之”。这是因为，酋长带众来归，壮大了实力，为后金的建立立下了功劳，有功就应酬报，既可笼络其心，又能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人归顺，故令为牛录额真，辖治旧有人员，不剥夺其昔时权利，不改变其与族属之间的原有关系。这样安排，有利于牢固地建立起对来归人员的统治。当时，女真人多系聚族而居，世守其地，血缘关系很深，亲族观念甚浓，酋长、族长威望很高，如果一下子换掉旧酋长，另委外族外寨之人为新官，原酋长固然不满，来归的女真亦必不服，很难顺从新主，易起叛逃之念。现以原主为长，继续辖束旧日族属和“同里之人”，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新汗努尔哈赤的统治，就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新汗与来归女真之间的牢固的隶属关系。
第二，将分散的诸申凑编牛录，赐予有功有才之臣辖领。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不少诸申分散地前来“归顺”，也有一些人临阵投降，努尔哈赤把这些人丁编立牛录，给予功臣和能干之人管辖。
第三，牛录已经成为固定的社会基层组织。努尔哈赤编立的牛录，虽然渊源于女真古老的牛录制，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牛录，是临时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行消失。现在的牛录，是努尔哈赤编立的，不完全依照族寨旧俗，它长期存在，由一个单一的武装组织演变为包括军、政、财、刑各方面职能的社会组织。万历二十四年入使建州的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写道：努尔哈赤“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耘”，遇有征战，传令于“各部落酋长……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兵之多寡，则奴酋定数云”。重要地方，设堡驻军戍守，“军则以各堡附近部落调送，十日相递云”。对于私自潜入朝鲜渭原采参的女真，“奴酋乃令其部落刷出，每名或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征收，以赎其私自越江之罪”。申忠一说差役制度是，“役军，则三、四日程内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云。”这里的部落，就是努尔哈赤编的牛录。从佥派诸申屯垦田地，纳木赴役，到征丁披甲为兵戍守城堡，以及清查私往采参的女真，皆以部落（即牛录）为计算单位，令各部落之长——牛录额真负责安排贯彻执行，可见此时的牛录既已成为努尔哈赤辖束的军政机构，又是女真——满族社会的基层组织。
第二节 八旗制度（3）
第四，牛录人丁多少不等，急需划一。上表所列编成牛录的人丁，数目很不一致，有的牛录是一百二十余人，有的一百人，有的五百户编五牛录，有的四百户编一个牛录，有的两百丁一牛录，有的八百户编两个牛录，最少的十八户编一牛录，多的一千余户编两牛录，人丁数量相差悬殊，给统一管辖带来了很多困难。比如，筑造城池的夫役，披甲出征的士卒，是以牛录为单位，各个牛录一样的分派，还是依据人丁的多少按比例佥差？分取俘获的财帛人畜，是各牛录均分，还是计丁领取？辖治四百户、五百户大牛录的牛录额真，与仅仅管理十八户的小牛录额真，待遇有无两样，地位是否相同，是同等领取赐品，还是多少不一？居住的地区，耕种的田地，戍守的城堡，是按牛录分配，还是以人丁为依据？等等，纷繁复杂，给统一事业造成了不少麻烦。
第五，归附日众，牛录激增，迫切需要建立严密的分级管辖制度。努尔哈赤原来只是人丁数十的小部之长，经过三十余年的南征北战，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已经成为辖地上千里、牛录数百、臣民众多的女真国汗了。这么多的人丁，这么多的牛录，如果全由努尔哈赤一人直接辖治，不建立分级管理制度，是不行的，分处各地的几百个牛录，势将成为一盘散沙，很难形成真正的牢固的统一体。
因此，努尔哈赤在传统的女真牛录制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万历二十九年（1601），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三百丁为一牛录，置牛录额真管辖。虽然实际上各个牛录并不一定都是三百丁，有多有少，但大体上比较划一。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正式确立了延续将近三百年的清朝特有的八旗制度。后来皇太极执政时，又新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连前满洲八旗，共二十四旗，总称为八旗。
三、 八旗制度的内容、性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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