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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等。明帝两次遣使赉敕，谕令弗答哈归还所掠人马资财，又以凡察救援都指挥佥事裴俊有功，升为都督佥事，掌建州左卫事。不久，董山及阿谷之妻为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赎出。年轻的董山返回阿木河后，外有仇敌“野人”迫胁，朝鲜兵马亦“往来搅扰，不得安稳”，内有叔叔独掌卫事，亡父多年辛苦创建之业，毁于一旦，部众零落稀少，屈服于叔，处境十分困难。要摆脱这个危局，最迫切的是必须尽速离开朝鲜，返回明朝，先解决外忧，以后再与凡察叔叔商议卫事。因此，凡察与董山一再上奏，请求迁往灶突山苏子河畔，与建州卫李满住部合住。几经周折，长达三年之久，正统五年（1440），凡察、董山终于率领部分属民，逃出朝鲜，来到苏子河口，人疲马乏，衣食艰难。明帝闻悉，敕谕凡察说：“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尔等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妇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尔等既改过复归，须要始终一心，敬顺天道，不许复怀二三之意。尤宜约束所部人员，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永享太平之福，毋仍侵犯邻境，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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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祖世系（3）
董山虽然年轻资浅，势力单薄，但骁勇善战，锐意进取，竭力招集旧部，重振家业。他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从叔叔凡察手中夺回建州左卫的大权，以便重振父威，并进一步更好地进行称霸女真的事业。首先是印信之争。明帝因猛哥帖木尔被杀，建州左卫之印被“七姓野人”抢去，乃颁新印，令凡察掌管。正统二年（1437）十一月，董山袭封建州左卫指挥使后，上奏明帝说“旧印已获”，其意显然是要继承父业，独握印信，掌管建州左卫。凡察知悉，立即上奏，求留新印，含义也是对左卫权力的争夺。正统三年（1438）正月，英宗敕谕凡察、董山，宣告：“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董山的要求，虽未完全批准，但至少已取到了“协同署事”的成果，可以分享一部分权力，开始打破了凡察独掌印信、独主卫事的局面。此时，他们正忙于筹备迁徙，故这一争端暂告中止。
正统五年（1440）迁住苏子河以后，董山与凡察的矛盾，又重新尖锐化了。第二年正月，以董山部属指挥使塔察儿等来朝，“为董山乞恩”，明廷遂升董山为都督佥事。这样一来，在官阶职衔上，董山便与凡察一样，可以平起平坐，互不相下。
凡察感到形势逐渐不利，遂想取消董山协同署事之权，欲图独掌，但遭到了明帝的拒绝。正统六年（1441）六月，明帝降敕，谕告凡察、董山说：“往岁冬，因尔一卫存留二印，已尝遣敕，谕尔凡察、董山协同署事，将新印进缴。今尔凡察乃奏董山不应署事，都指挥李章加等又奏保凡察独掌卫事，此事朕处置已定，岂容故违。敕至，尔等即遵依前敕，存留旧印，随将新印缴来。”《明英宗实录》卷八十。随即又令辽东总兵官曹义遣人往察二人不和之故及部众意愿，上报处理办法。
曹义召见凡察、董山，询问部众意见后，于该年八月上报朝廷说，“部落意向，颇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终难安靖”，建议增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明帝同意，于七年（1442）二月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予新印收掌，从二人奏保，擢升塔察儿等人官职，并敕谕董山说：“尔奏保都指挥佥事塔察儿等十人，皆尝效劳于边，悉升官职，听尔部分。……尔与凡察，旧本一家，今既分设两卫，特遣敕谕尔处大小头目人民，听从所愿分属。自今宜严饬下人，毋相侵害，以保尔禄位，延及子孙。”《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九。谕凡察之敕，亦与此同。
据辽东总兵官曹义的察询及朝鲜边将了解的下情，建州左卫的女真人，大多倾向于猛哥帖木尔之子董山，若按敕谕所说，“听从所愿分属”。那么，董山的建州左卫，人员理应比右卫多得多。不管怎样，董山总是基本上取胜了，成为建州左卫的“掌卫事”都督同知。
分卫之初，三卫之中，建州卫最强，右卫次之，左卫最弱。建州卫第一任掌卫之人，是有名的酋长阿哈出，其女于洪武年间嫁与燕王朱棣。从阿哈出到其孙都督佥事李满住，祖孙三代，没有遭到重大打击，四十余年的经营，兵强马壮，人丁众多，家赀富豪，是当时女真各部实力最强的大酋长。右卫的凡察，虽经变乱，但毕竟年富力强，又独掌了一段卫事，也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员。左卫董山，处境最差，父兄惨死，祖产尽失，年轻望浅，人丁不多。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由于董山的艰苦奋斗，尽量利用明帝的厚待，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兼之李满住、凡察相继老病，不到二十年，董山便一跃而为威震各部的女真名酋了。
董山掌卫初期，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恭顺，多次入京朝贡，一再遣派属下头目奏报消息，引导部众效劳边疆，得到明廷好评。兼念其父死于国事，从优礼遇，厚赐布帛，允其购买耕牛农具，又从其所请，由都督同知晋为右都督，袭其父故职。可是，明朝官将，常欺女真，勒索银财，招致女真严重不满。董山又看到蒙古也先势大，屡攻明朝，并曾掳获正统皇帝，因而更改初衷，乘机作乱，伙同李满住、凡察，多次入境劫掠人畜，杀害官民。
明廷初因忙于应付蒙古，抽不出军队，又恐三卫进一步和“北虏”联合，只好对董山等人采取招抚、劝诱和训诫的方式，但内心十分恼怒，一待边警稍弛，立即决定发兵征剿，并派使往谕女真各卫，分化瓦解，诱令入贡。一向机警多智的董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明廷会宽恕其过，便带领家属十余人及左、右卫大小头人，于成化三年（1467）四月，“以听抚来朝，贡马及貂皮”。明廷先以“山等常纵部落犯边”为由，集女真头人于阙下，降敕训诫说：
尔等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容尔在边住牧，朝廷何负于尔。今却纵容下人，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虏掠人畜，忘恩背义。论祖宗之法，本难容恕，但尔等既服罪而来，朕体天地好生之德，姑从宽宥。今尔回还，务各改过自新，戒饬部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不许仍前为非，所掠人口，搜访送还，不许藏匿。若再不悛，必动调大军问罪，悔将何及，其省之戒之。《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一。宫殿周围，武士环列，重兵把守，四面被围的区区数百女真，怎敢反抗，只有忍气吞声，听其斥骂，还要“顿首输服”。出阙之后，董山等人气愤不平，部下指挥，有的“出谩骂语”，“褫厨役铜牌”，明帝又降诏痛责。董山等人更为愤怒，“扬言此还，即纠合海西野人抢掠边境”。宪宗令礼部遣行人护送（实即押送），并赐敕严厉训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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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祖世系（4）
尔之先世，僻居荒落，后为部落所逼，远来投顺，我祖宗怜尔失所，赐与近边地方，使尔住牧，设立卫所，除授官职，父死子代，世世不绝。自尔祖尔父以来，或边方效劳，或岁时进贡，朝廷升赏宴劳，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于尔者不为不厚，而尔之所以享有室家之乐，官爵之荣，数十年间部落莫不听尔约束，邻封不敢辄加以兵，是谁之赐欤？尔等正宜尽心竭力，为我藩屏，以报大恩，乃敢悖逆天道，纠率外夷，寇我边境，掠我人畜……如或执迷不悛，以前寇扰边方，朝廷必调大军征剿，悔无及矣。尔等其省之戒之。《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二。
一而再、再而三的指责、训诫和威胁，本已使得一贯骄纵的董山等酋长脸上无光，威风扫地，但问题还没有完，明廷并不就此罢手，一俟行人“护”送董山等到达辽东广宁，即命靖虏将军总兵官武靖伯赵辅等宣读敕旨，将董山拘留，遣其家属数人还告部落，责令归还所掠人口，不许再犯边境。七月二十七日，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被带到帅府，听旨之后，愤恨不服，“逞凶肆詈，袖出小刀，刺杀通事”，在驿“夷人”哈喏哈等一百零一人，亦各持刀，乱刺馆伴兵卒，但人少势孤，被赵辅捕捉，杀死董山等二十六人，其余押于狱中。
九月二十四日，明令赵辅等率兵五万（朝鲜记载为七万八千），征剿建州左卫、右卫，生擒九十七人，斩杀六百三十八人，俘获男妇一百五十一人，“获其马牛器仗无算，焚其巢寨，房屋一空”。朝鲜国王亦奉明帝诏旨，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兵一万余，进攻建州卫李满住部，斩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三百八十六人，生擒李满住之妻等男妇二十三人，获牛马二百二十九匹，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
骁勇善战的女真名酋董山，中了明廷之计，就这样杀身问斩，家破人亡，努尔哈赤的祖先遭到了第二次大的灾难。
董山有三个儿子，长名拖落（又写为脱罗、妥罗），次名脱一莫（妥义谟），三名石报奇（锡宝齐篇古）。石报奇就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其子福满，追尊为“兴祖直皇帝”。成化五年（1469）七月，脱罗“悔过来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劄等奏保脱罗袭父职，帝命降袭都指挥同知，“令统率本卫人民，依前朝贡，再犯不贷”。脱罗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忠顺，亲自进京朝贡十二次，并以“在边有传报擒送之功”，升为都督佥事。弘治十八年（1505）脱罗病故，其子脱原保袭职后，亦朝贡不绝。
第三节 癸未起兵（1）
一、 “景祖”、“显祖”之死
福满之子景祖，名觉昌安、觉常刚，明人称为叫场或教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顺治五年（1648）追上谥号为“景祖翼皇帝”。显祖名塔克世，亦写为塔石，明人称为他失、塔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顺治五年追尊为“显祖宣皇帝”。
关于觉昌安、塔克世的身份、势力及其行动，明朝官将及士大夫有些评述，但其说不一。有的说，觉昌安是建州卫左都督。万历末年曾到辽东察看边情的司业张鼐，在其所著《辽夷略》中指出：“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佥事也。”
有的认为，塔克世当向导有功，被明宁远伯李成梁封为指挥使。马晋允著的《明通纪辑要》说：“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成梁因他失为向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因以杲之余地与他失，使为建州左卫指挥。”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陈继儒的《建州考》，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程开祜所辑《筹辽硕画·建夷考》，皆未载明觉昌安父子的官衔和身份。
清廷修的《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高皇帝实录》、《满洲源流考》等书，也未提到景、显二祖的头衔。这样一来，明清文献，或含混其词，不予说明；或人言各殊，莫衷一是。究竟觉昌安、塔克世有无职衔，系何身份，势力强弱，就成了一个需要查明的问题。
明人的记载，都是努尔哈赤兴起以后的追述，难免不夹有偏见，或系道听途说。清朝的官书，又有为亲者讳的缺点，皆难完全依以为据，不如明辽东官员的报告更为可靠。
抚顺马市，是建州女真与汉民交易货物的地方。万历六年（1578）四月初七日，任大顺被委任为定辽后卫经历，前往抚顺城更替副断事罗厚，负责“抽收夷税银两，抚赏夷人”，七月初八日离职。任大顺于八月开具了在任期间“抽收夷税”、“抚赏夷人”清册，上报巡抚。这份清册虽有残缺，但直接讲到觉昌安的有三次：
（五月）初三日，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卖人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三……抽税银八两二钱一分五厘。
（五月）初三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
（六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银……〕〔猪〕三只价银三钱七分，兀剌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共用银二两二钱八分。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
这是当时万历六年的档案，经历任大顺经办抽税抚赏，亲眼看到叫场入市卖出麻布粮食，买进猪牛，收取税银，亲自办理“抚赏”叫场的物品，随即汇总登记成册，上报巡抚。这样形成的文件，当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这时的努尔哈赤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夷人”，谁也不能预见这个二十岁的女真青年，四十年以后，会反叛朝廷，会攻占辽沈，会打败天朝大军，会逼死经略、巡抚大人。对这个当时与明无仇无冤的普通“夷人”的祖父，任大顺自然不会怀有偏见，存心歪曲事实，任意贬斥，而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交易、抚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这份档案十分真实，是了解叫场身份、经历、行动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根据任大顺撰写的《清册》，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觉昌安的身份、地位及其行动的情况。《清册》载录建州女真分批入市的领头之人，有忙子、朱长革、张海、张乃奇、宁弓提、叫场、曹乃奇、失剌八、付羊公、来留住、扎力砍，龙豆、松塔、色失、哈屠合、忽失八、绰乞、小四、虎剌海、摆洪、勒克得、大有、艾马茶、咬郎、三章等二十五人，还有进京朝贡回还的把当哈。这二十六人中，从《明实录》记述建州女真入贡的都督、都指挥名单中，可以找到九人，他们是毛怜卫都指挥戳乞纳（即《清册》所列绰乞），建州左卫都督来留住（另一处写为右卫都督），建州右卫都督八当哈，毛怜卫都督付羊公，建州左卫都督松塔（另一处写为建州卫都督），毛怜卫都督失剌卜（即《清册》所列失剌八），左卫都督蟒子（《清册》的忙子），建州卫指挥使咬郎，建州左卫都督八汗（《清册》记为摆洪）。从苕上愚公的《东夷考略》等明人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张海、色失两位酋长的名字。可见，《清册》所记女真入市的领头人，是建州各部的酋长。照此看来，叫场（觉昌安）既然是率众入市的领头人之一，这就表明他也是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
在这些女真酋长中，觉昌安的身份不算显贵，势力不大，地位不高。这从两个方面反映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他的部众并不多。普通女真进入马市交易，一般是跟随本部酋长前往，入市人数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这个部落的大小和酋长势力的强弱。从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到七月初六的八十天里，《清册》开具的建州女真入市酋长有十七人（不包括残缺未记及抚赏的人数），共二十四人次，按随行人数多少排列，其顺序是：朱长革，三次，四百三十人；张海，二次，一百九十人；张乃奇，三次，一百九十人；色失，四次，一百七十人；忙子，五次，一百六十五人；失剌八，一次，一百三十人；曹乃奇，两次，一百一十三人；宁弓提，两次，一百二十人；绰奇，一次，九十人；扎力砍，一次，八十人；龙豆，一次，七十二人；来留住，一次，五十余人；付羊公一次，五十人；松塔，一次，五十人；叫场，一次，四十五人；忽失八，一次，四十人；哈屠合，一次，二十人。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在这十七个酋长中，叫场带领部众入市的人数才四十五名，倒列第三，仅为朱长革、张海，张乃奇、色失、忙子等酋长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势力的大小，部众的多少，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过是建州女真几十个部落中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而已。
第三节 癸未起兵（2）
另一方面，《明实录》对进京朝贡的女真首领，一般都要写明领众之人。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这一年开始（这一年，觉昌安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万历九年（1581），这二十三年里，《明实录》载明朝贡的建州女真首领，按时间排列，有都督木力哈、都指挥忙恰答牙、都指挥戳乞纳，都督柳尚、胜革力、王忽、纳木章、安台失、来留住、八当哈、失利卜、大疼克、纳答哈、台恭、忙子、付羊公、章成、牙令哈、阿古、松塔、八汗，都指挥额苦、土满，指挥咬郎。觉昌安（叫场）虽然常到抚顺马市做买卖，可是在《明实录》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可见他或者仅是作为一个小部头人附属于大部酋长之下跟随入京，或者是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未能荣睹龙颜，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明人记载皆未提及叫场入贡）。这正说明此时的觉昌安还只是一个僻处山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小部头人，诸申不多，地位不高，势力不大。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伯祖脱罗，大难之后，幸能豁免，降袭父职，自然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事迹不显，他的堂叔脱原保也无赫赫战功，而且从嘉靖二年（1523）以后，就再未进京朝贡，不再统辖建州左卫，整个家族衰落了，觉昌安自然也难以承荫祖先遗泽，荣袭都督要职。但是，从《清册》及其他史料看，尽管出身不显，先天不足，觉昌安却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有艰苦奋斗精神，力图重振祖业的有为之士。
《清册》载述，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里，叫场至少三次带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买卖货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粮食等货”，换过“猪牛等物”，计三十多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此项记载虽然过分简略，五两多税银，似乎也只是区区小数，但问题并不简单，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与汉民买卖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