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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捐赠会上的情形：当会议主持人周福龙主任宣布，由东史郎先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东史郎日记》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首先将五本《东史郎日记》拿了起来，捧在手中，弯着腰，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面前；其次，又将三枚勋章捧起来，再次虔诚地递交与我；最后，他与我共同展开那面又黄又旧又破的日本军旗，旗长125公分，宽89公分，旗面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大字，还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亲们为勉励他打胜仗而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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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5）
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频频按动手中的照相机，镁光灯闪烁，记下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随同捐赠的，还有一批纸质证书。这些证书有：日本赏勋局总裁下条康磨，于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给陆军步兵上等兵东史郎的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证书、勋八等白色桐叶章证书及壹仟叁佰元证明书，以及上述两枚勋章的纸质证书，一份编号为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号，另一份编号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号，上面均盖有“赏勋局总裁印”红色印章。从编号数字上看，当时得到这种勋章的侵华日军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勋八等白色桐叶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颁发给东史郎的编号为第二五八四九号银杯证书，上面印有田中角荣的亲笔签名和 “内阁总理大臣印”鲜红的印章。
那张东史郎的银杯证书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颁发的，那年正值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竟然来了两手，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一方面又给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发证书以示抚慰。从一张纸中，映出了日本当局的实际心态。
捐赠日记时的东史郎，应该说其心情不错。除了可从他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看出来外，还可从他在一个长27公分、宽23公分的黄底金边的纸牌上，亲笔题写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日友好 东史郎”的硬板纸牌，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举动上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一定能够胜诉。
我拿到这些东西后，仔细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们的模样。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是一枚上部为绿白相间的绶带、中间坠有黄色的金至鸟鸟形状、下部为两只盾牌、两把军刀和鸟翅形状的奖牌。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上部为红白相间的绶带、下部坠有白色桐树叶形状的奖章。还有一枚###事变从军纪念章。
当我手捧日记、勋章和其他文物时，心情既激动又复杂。虽然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我望着纸质微微发黄的日记，陷入了沉思。我想：这应该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同时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会后；我再度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昭示世人——“东史郎日记”捐赠纪实》的文章，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捐赠的情况：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虽然有点旧，有点破，但人们全都以不同寻常的目光看着它。
10时许，日记的主人、原日本侵华部队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三中队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亲手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日记同时捐出的，还有东史郎的3枚勋章及他曾经用过的日本军旗，他要将它们作为那场不义战争的罪证，昭示世人。数十名记者，用镜头、相机和笔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跟随部队侵入中国，从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后又杀回河北，接着又“扫荡”了徐州、武汉、襄东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宁波、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记是1937年9月开始写的，一直记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计2000多页37万多字，详细记录了那段时间他的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次捐出的日记，一部分为战时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则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国时重新抄写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军军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
因为东史郎作战“英勇”，1940年日本陆军部颁发给他3枚勋章：“功七级金至鸟勋章”、“勋八等白色桐树叶章”、“###事变从军纪念章”。其中，金至鸟勋章为每600名侵华士兵中只有一人能获得。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6）
基于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他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由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今天，他又将这些重要物证交给中国，日本右翼势力知道后肯定会再一次攻击、危害他，但他不怕！
捐赠仪式上，满头白发的东史郎言语铿锵有力，神态坚定。他再三地向全体与会者表示着对侵华战争的忏悔之情，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体中国人说着“对不起”。
在仪式上，面对着白发苍苍的捐赠者东史郎，面对着如此珍贵的文物史料，面对着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新闻办的领导，面对着众多媒体的众多记者，我代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态，一定要保管利用好这批历史的见证物，充分发挥它的史料、实证和历史教育的价值。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让一个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亲自告诉全世界：1937年，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决定立即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要出版书籍，首先要取得版权。
我们分秒必争。仪式刚一结束，我立即将东史郎先生请进纪念馆贵宾接待室，直截了当地向东史郎提出了我们的想法。
不知东史郎是早有思想准备，还是为刚才的捐赠仪式所感动，竟满口答应放弃一切版税（费）要求，并愉快地用毛笔，在一张长 米、宽 米的宣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下了授权书，大意是：⑧
我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个期间，记录了战场上真实的日记，诚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意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在战场上使用的军旗、勋章一同赠送贵纪念馆，同意翻译出版东日记。
日本京都府丹后町 八十六岁 东史郎
一九九八年八月
这是东史郎对我们的信任。望着未干的墨迹，我心里暗暗地在想。
决不辜负东史郎的信任，成为我发自内心的一股动力。
版权有了，如何筹措出版经费呢？
我打算把它和选择出版社一并考虑。
我主动找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因为该社此前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一起，共同翻译出版《拉贝日记》，对此类书籍有着较高的政治热情，我作为该书的历史顾问，参与部分工作，彼此间有着愉快的合作经历。此外，我还得知，该社经济实力雄厚。
果然，闻讯后，该社徐崇文副社长（现为总编辑），立即率领章俊弟博士和负责版权工作的俞惠洵小姐，来馆里与我磋商合作出版事宜。
当我提出东史郎虽然将中文版权授予本馆，但馆方没有任何经济要求，只要能将书保质保量地早日问世，并赠送一些书作资料留存即可。
该社如此轻易地拿到了该书版权，他们没有想到馆方会有如此合作的姿态。尽管如此，该社里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担心书出来后，市场不好销，风险太大，建议最好找个单位包销一部分书籍。还有的认为应像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那样，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并只印5000册，以降低可能出现的亏损风险。
面对不同的声音，该社社长赵所生、副社长徐崇文没有退缩。他们凭借多年来在出版市场上磨练出的特殊判断力，毅然决定独立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而且全部精装版，不出一本简装版。
说实话，我也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捏了一把汗，因为中文版《拉贝日记》出版时，虽然有政府资助，但还是出了部分简装版。况且当时东史郎的名和事虽然已经在媒体上披露，可是东史郎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特别是还有不少中国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他。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东史郎日记》案的二审、三审败诉，以及中国国内声援东史郎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竟然一印再印，共出版了25万册。有人说，一本书可以救活一个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虽然不需要“救活”，但创造了一个奇迹，名利双收。后来，该社曾几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最多的一次就有1000册，凸现了强社的大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7）
江苏教育出版社迅速组织了以杨九诠主任、章俊弟博士为主的编辑力量，聘请了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部分教师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教授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老师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分工是明确的，但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他们在该社招待所摆开了“战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挑灯夜战，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一丝不苟地翻译着。由于《东史郎日记》是老式日语，很多词汇与现代日语有差别，他们就集体讨论，攻克一个个难关，不放过一个哪怕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也应邀加入了该社编撰《东史郎日记》的行列，以历史顾问的名义开展工作。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一有意义的事，但馆里的工作缠身，难以天天置身其中，只能“两头跑跑”，好在距离不远，也很方便。
为了对东史郎负责，对《东史郎日记》负责，对担任的历史顾问角色负责，我还是安排了当时已经退休，但留在馆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专门坐阵江苏教育出版社指导，帮助处理在翻译中有可能遇到的历史问题。
在翻译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东史郎日记》中记述的地名是否准确的问题。当年东史郎在侵华战争中，跑了很多地方，在战场上时间紧迫，来不及将地名反复核对清楚。他又不会汉语，只能按日语平假名中的汉字来书写地名。加上事隔近60年，很多地名已经改动或消失，连地图上都找不到。
面对这道不大但也不小的难题，怎么办呢？
对历史研究有经验的段月萍副研究员，跑到南京市地名办公室，借来《地名录》等资料，又找来河北、天津、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徐州、武汉等地的新老地图，反复作分析比较，为东史郎把关，对读者负责，弄清一个个地名。例如，东史郎在日记中写到在河北的子牙河参加过战斗，但在现使用的河北省地图中，已找不到子牙河，但在当年的老地图中，清楚地标有子牙河，证明东史郎在日记中的记叙是准确的。
还有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大量使用了歧视性、甚至是污辱性的语言，譬如“###”、“###人”、“蠢猪”等。
如何处理这些带有军国主义烙印的记述？是删除？还是加注释？还是用其他文字来代替？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
经过反复的研究、斟酌，决定完全尊重东史郎原作，保持原貌，不作任何改动、修饰和注释，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东史郎。因为战时的东史郎，接受的是军国主义的教育，其毒害程度是很深的，表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这种真实的魔鬼形象，是历史的真实，用不着去处理。但需要在出版前言中对读者有所交待。
谁来写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考虑到我对南京大屠杀史和东史郎本人、《东史郎日记》内容均比较熟悉，执意要我去写，难以推托，只得欣然从命，写下了六千多字，作为《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⑨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
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目前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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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8）
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
鉴于日文版《东史郎日记》是个节选本，字数约为20万字，而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则是采取直译全文的方式，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使人们除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外，还能够了解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侵略和屠杀暴行。
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一直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史实，采取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地步。作为亲自经历那场战争的东史郎，从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写的日记公开出版，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批驳。
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
1998年12月25日，86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日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东史郎日记》案是一起为期6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诉讼；是一桩涉及六十多年前历史而又未能按历史真实审理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诉讼；也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坚持反动历史观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较量。《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与发行，既是为关注和支持东史郎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肯定和支持。
当然，由于当年的东史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其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是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这本书。
就这样，经过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在大家的鼎力合作和努力下，得以迅速成书，而且印刷漂亮，装祯精美，堪称精品。就连一向挑剔的日本友人看后也啧啧称赞，评价说不输日本的印刷品。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这本书，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商定，共同策划一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首发式，地点就定在南京新街口的金陵饭店。
新街口是南京的商业文化中心。这里有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金鹰百货、华联商厦、友谊商厦、金陵百货、大洋百货、商贸大厦、东方商城等十多家大型商场，其商场密度和商业竞争强度，在国内榜上有名；这里有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其密集程度在江苏省内首屈一指；这里有新华社江苏分社、新华日报社、扬子晚报社、南京晨报社、现代快报社等多家媒体，其影响力也属江苏省内一流；这里还有江苏省和南京市最大的新华书店，等等。
金陵饭店位于南京新街口的闹市区，新街口中心广场的西北角。它曾经以37层楼的高度，独创南京城建筑群高度之最，也曾以南京市第一座五星级大酒店，独领风骚于南京城众多的宾馆行业之上。时至今日，虽然它的楼层高度和硬件设施被后来者一再超越，但软件服务水准仍堪称南京城宾馆酒店业的“大哥大”，在这里下榻和举办活动，象征着品牌、地位和实力。
在这样好的饭店为一本外国人的译著举办首发式，其高规格的目的，除了表明对东史郎正义行动的支持外，还想引起社会上更多的人的关注。
按照分工，由我们负责邀请东史郎等日本友人，来宁参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首发式。
听说南京将邀请东史郎再次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由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组主动与我们联系，想来南京做一档有关东史郎诉讼的节目。后来，由于出席首发式的江苏省原副省长金忠青工作安排不开的缘故，原定的首发式时间推迟一天进行，我们同意东史郎一行先去北京录取节目，然后再来南京。结果，这档节目不仅做了，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9年4月11日，东史郎先生又来到了南京。⑩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9）
尽管他比前几次来中国时黑了，瘦了，苍老憔悴了，但这位87岁老人眼中透射出的目光却如以前一样坚定，话语如以往一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1999年4月12日下午，在时任江苏省副省长金忠青、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及各界人士出席的“《东史郎日记》中文版首发式暨赠书新闻发布会”上，金忠青这样说，东史郎先生能够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敢地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战争行径，他的正义行为和勇气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金忠青表示：江苏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东史郎先生一边，支持东史郎维护和平、捍卫真理的正义之举。
金副省长的讲话，使我想起了约翰·保罗·莱德里奇的一段话。他说，和解是真相、仁慈（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