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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乡关何处（2）
果然，高木陆朗二月份的来信，带来了更重要的好消息，关于保护盛氏的所有财产事，接到森恪从南京的来电，说是经过各方走动，已跟民国政府说妥，民国政府将照宫保所拟草稿办理，可知照各省都督府，完全保护等等，望祈放念为荷。然而，关于“报效”（即捐饷）一节，原先已许诺三十万，森恪已向民国政府讲过了，现在已不好再改口了，仍出原议三十万为安。而且告诉盛氏，他原拟请三井洋行先行为之垫款，早日付款，产业问题早得解脱，然而三井董事会不肯，无奈何，只好再商之山本条太郎（原为井上馨秘书，时兼三井洋行上海分行经理）。山本故与盛宫保交谊深厚，慷然允诺……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这么说来，不仅民国政府同意保护盛家的财产，而且“助饷”的钱也解决了。不几天，北京方面也有消息来，说是袁世凯也主张保护盛氏财产。但是盛还有些不放心，立即打电报给管家顾泳铨，要他设法与森恪联系，索要民国政府的还产命令看看，他要看到真正的公文。估计这个公文还是有的，只是各地执行起来极不情愿，竟拖至两年之后才算真正解决，这期间亦不知花去多少“捐饷”和人情。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令盛氏头大的问题，即南京政府要盛宣怀出面向日本借款，以及日本人提出的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的问题。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前后说法不一，一会儿要合办，一会儿又要“爱国”，不合办了，而作为中间人，盛宣怀再次尝到了里外不是人的滋味。
原先，汉冶萍这个中国惟一的钢铁联合企业已经疲惫不堪了，为了摆脱困境，主要是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人的怂恿下，曾动过中日合办的脑筋。作为汉冶萍的总经理，他事先与日方作过一些可行性的探讨，本来也无可厚非，只是慑于国内的革命浪潮，不敢明日张胆地动作，只能悄悄地进行。所以当隐居青岛的时候，日本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就曾发一密电，请他到大连来，密商一切。这个小田切万寿之助，当年曾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1906年任日本正金银行董事，次年兼北京分行经理。在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谈判过程中，他是日本东京财团的代表。他邀请盛宣怀北上密谈，说明已进行到实质性内容的讨论了。
问题是刚刚建立的*临时政府，在面临财政极其枯竭的时候，也想到了日本人的钱袋，想通过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因为临时政府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了，军队日有哗溃之虞，而要巩固新生的政权，没有一支巩固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就派出代表何天炯（字晓柳，广东梅县人，时任广东军政府顾问、南京临时政府在日借款代表）与盛宣怀联系，请他以汉冶萍公司的名义向日本借款，然后借给国民政府。
盛宣怀当即回答，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但他太明白日本人的心思了，所以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临时政府的代表：“目前即以产业加借押款，无人肯借。或如来电云，华日合办，或可筹借；或由新政府将公司产业股款、欠款接认，即由政府与日合办，股东只要股款、欠款皆有着落，必允。否则，或由公司与日商合办，均可。惟合办以严定年限、权限为最要，免蹈开平覆辙。”说明盛宣怀尽管答应中日合办，还是担心主权的问题。 。。
第八章 乡关何处（3）
尽管盛宣怀明白，仅以汉冶萍的资产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已不大可能，但他还是在答复南京政府的当天，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了一封商借款项的信，果然小田切不予接受。小田切三天之后复信说：“顷展来函，商借巨款日币五百万元，查贵公司前借敝行款项为数已巨，向来借款均有货价指抵。现值贵国内乱，敝制造所等处订购贵公司货物不能如期交货，目前贵公司能否开工，实无把握。前欠尚无着落，断难再行添借，特此奉复。”
小田切讲的都是实在之情，汉冶萍本已借正金银行巨万，目前国内正乱，厂已停工，旧欠何时能还尚不得知，怎能再借新款？人家有钱不肯借，你又有什么办法？
按照孙中山的意思，“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由政府接任，亦嫌非妥当办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先将各欠款清偿，留一二百万作重新开办费，再多借款百万转借民国。”关于盛氏的国内财产一节，孙中山的答复是：“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任保护……”
对此，盛宣怀只有苦笑。他心里明白，他何尝不想多借点钱，一来厂子可以重新启动，二来又可上新厂，三来又可以转借给民国政府一部分，汉冶萍可作二老板，更何况如此之功劳，可换回他的财产得到发还和保护，何乐而不为！问题是孙中山先生并不了解汉冶萍早已是负债累累，日本人认为你已无甚产业可抵押了，非中日合办就不借钱。
这时，南京政府陆军部总长黄兴又直接发电给盛宣怀，大意是说，军队内部的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军饷问题已刻不容缓了。那电报云：“前由何天炯转达尊意，承允助力民国，由汉冶萍公司担借日金五百万元，归民国政府借用。见义勇为，毋任钦佩。兹特请三井洋行与尊处接洽，商订条约，即日签押交银，公私两益，是所切盼，并复。”
盛宣怀被逼得无法，第二天只好厚着脸皮再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函，进一步说明情况，并派出专员到东京面陈一切，不得不再行专函切商：“务祈设法玉成，以济要需。特再函恳，翘盼复音。”盛宣怀与洋人打交道几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如此窝囊过，这次真的是豁出老脸皮上了。然而日本方面还是通不过，小田切第二天就复信：“敝行因贵公司无货可抵，按照敝行章程断难再行通融。惟闻三井曾有华日合办之说，弟一再筹思，除此实亦别无办法。”
又是当头一棒！
然而这样磨磨蹭蹭的信来电往的，南京的陆军总长黄兴沉不住气了，来电质问并威胁道：“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其早图之，盼复。”
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借钱巩固军队，民国政府作了让步，同意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并于1912年1月26日，在南京签订了关于“合办”的草约，1月29日，李维格与小田切在神户签署了“合办”的草约。但这仅仅是政府与总经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签约，日本人又提出，汉冶萍是股份公司，关于“合办”之事，还应有所有董事的批准及股东的证实才行。但考虑到民国政府用款甚急，“为了尽速向您提供借款，已洽妥以汉阳铁矿为抵押，先筹借二百至三百万日元……”（上海三井物产会社致孙中山函1912．2．1．上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 乡关何处（4）
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事一经传出，舆论界大哗，董事们、股东们表示反对，武汉方面尤其言辞激烈。这样一来，事情又呈危险状态。南京政府深恐事情有变，借款成泡影，遂一日三电，催款盛某，“如再不付款，前议全翻。”“今晚不签，事即决裂！”2月9日深夜高木陆朗致电云：“委任状三份速照签定，无时再改。速电示，再迟，事决裂，所有宫保各事，弟无力再能代办，爱莫能助，祈谅，切勿自误，言尽于此！”
果然，三折腾两折腾，由于社会舆论的大力反对，汉冶萍“合办”之事终于“黄”了，借款之事就更没门了。这样一来，盛宣怀的罪恶又加一等：盛氏以借款事为借口要挟政府与日本“合办”汉冶萍。汉冶萍的股东们也反对盛宣怀：汉冶萍要与日合办，为什么不召开股东大会？于是，盛宣怀再回过头去，忙“废约”的事。似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盛氏的阴谋！
争回家产人已老
既然中日合办汉冶萍的事情办不成了，那么以此为前提的五百万日元的借款自然也就“黄”了。既然你盛某没有为民国政府借到款，那么民国政府还有什么必要保护你的财产呢？况且你本来就是革命的对象嘛，剩下来仅仅“捐饷”三十万两，区区小数，杯水车薪，何足挂齿，连国民军一个月的饷银都不够，那你就一边凉快去吧！于是民国政府不再理会你这条落水狗。
孙中山先生很快也辞去了大总统职而让位于袁世凯，在此之前曾致信盛宣怀：
杏荪先生大鉴：森君（指森恪）转来手翰，具见饥溺为怀，纫佩奚似。惟弟将次解职，义款之济可直交华洋义赈会，一路哀鸿，自沾仁泽也。再复，即颂大安。孙文叩。十九日（1912年3月19日。南京）
这下可好，连一向仁慈为怀的中山先生也把盛氏要求复产的事忘在一边了，仅仅记住了他要捐款的事，其他人更作何说！
盛宣怀心里好苦，白白为你们忙活了好几个月不说，还弄得里外不是人，末了连最初的允诺也忘记了。不过这也难怪，革命嘛，总是要革掉一些东西的，如果样样都保留，那革命还有什么意义？谁让你是清廷的旧臣呢？谁让你策划什么“铁路国有”呢？这一切不都是活该倒霉吗？
恰恰这时袁世凯在北方又得势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4月1日，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一切又轮到袁世凯说了算了。
于是，盛某人忙不迭地再去恳求老亲家孙宝琦，请他再助兄弟一臂之力。他一再写信说明情况，孙宝琦接信后即往袁大总统处走动，终于盼来了点好消息，孙在信中讲：“总统谈及，南来诸人尚多不满意于庆、泽、那、盛（指庆亲王、载泽、那桐、盛宣怀），总统力辟之，始息。目前不如暂在日本，所有财产，允为尽力保护”等等。然而盛氏心里明白，仅此轻描淡写一句话怎么行呢？得下命令下去，叫下面的人把查封了的田产、房屋、园林等启封、发还才行啊！
因此他再次写信：“近闻芜湖李氏财产均已发还，即如江西瓷业公司，有瑞莘儒股份，经瑞以股东名义呈请发还，亦经赣都督批准照办。近报又载，前山东藩司志森，呈请总统饬还杭州胡庆余药铺私产，亦奉批交国务院咨行浙都督办理。批中亦有：‘自应查照原呈发还，俾得自行经理，以彰大公’等语。”意思是说，你看看，人家经过大总统，财产都发还了，为什么盛家的还不还？你得抓紧去要具体的指令啊！于是又说：“大总统在公面前既有此言，可否即乞代为切实而恳？如蒙俯诺，即当递呈，务求大总统批行湖北、江苏都督，发还产业（家产可发还，则股份自无没收之理），俾得趁此余年，将经手未了各事清理完结。若有余剩，尚拟酌助慈善之举，此亦天性所乐为也。”孙宝琦自是为亲家奔走不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八章 乡关何处（5）
后来虽由袁世凯下令各地发还，然而各地执行起来总有折扣，且故意拖延。如江苏一地，都督程德全仍咬定非得捐款才能旧物发还。于是盛宣怀赶紧忙不迭地给程写信，表示愿意捐款：“拟将本人名下典当股款银六万二千余两、钱十九万九千余串、洋二千元，俟饬各归原业收管后，查明若干，自愿尽数捐助江皖义赈。”“兹筹具现洋票十五万元、汉冶萍公司股票一千七百股，约计批示转行，委员派定，即可先交现洋十万元，余五万元另具一月期票，到期续交股票，俟各处产业交割清楚，即可全数交讫，不致延缓……再，汉冶萍公司股票一千七百股，计股本洋八万五千元，因现款难筹，暂以作抵，俟周转灵通，并请准其以五万元赎回，以重实业。”
上上下下，搞来搞去，历尽曲折，总之从1911年底至1914年底，花了整整三年时间，盛宣怀总算把自家的家业又“讨”了回来，前后“捐饷”大约有五十万两以上。然而“除义庄、田房、公产之外，尚有典当九处，闻已浸渔过半，即使收回，亦无实际，仅免没收恶名耳”。
而这些产业收回之时，已是1914年年底了，距他去世仅一年半时间。盛宣怀一生办实业，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最后几年竟像个叫花子似的，在到处乞求中度过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在最后的几年中，把未了结的事情了结，一切都要有个交代。当这些事情已经办完时，他就可以西去了。
举城争睹大出丧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静安寺路自家老公馆里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疲惫、焦虑而又光彩四射的一生。
招商局下半旗三日致哀。《民国日报》评论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富翁，他创办的汉冶萍公司，资产已达二千万元。他又是在全国一片“倒袁”（反对袁世凯）的呼声中逝去的，一对冤家对头居然在同一年去世。他创办了轮船、电报、钢铁等一系列富强要政，“固一世之雄也”！
永远深爱着丈夫的庄夫人，决定为丈夫举行厚葬。老头子一辈子走南闯北，辛辛苦苦，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这么多事，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他是活活累死的。这回要让他走得风风光光的！于是接连做出决定：他既然是为大清帝国而累死的，那么就得让皇帝的抬杠班子来为老头子抬棺！他既然大半生是在上海度过，那么出丧队伍一定要走最繁华的马路南京路！吊丧队伍三人一辆马车，有多少人就雇多少马车……反正这些家当都是老头子挣来的，在他身上无论花多少，都是应该的。
在盛宣怀的丧事上，庄夫人——这位盛公馆的女主人，再次展示了一个女强人的执拗与魄力。
按照家乡的风俗，盛宣怀的灵柩在老公馆停放一年半后，到第二年冬至（1917年11月18日）才举办出殡仪式，这就是至今为老上海们所津津乐道的“盛杏荪大出丧”——这是一次不是国葬而胜似国葬的盛典！
第二天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均以大块的版面报道了这次盛典，《民国日报》还以“大出丧见闻琐记”为题，作了一周的跟踪报道。同时还刊出署名“楚伧”（可能是叶楚伧）的短评：“不哭盛宣怀而哭民国”，文中讲一个月前的民国纪念日搞得冷冷清清，如今盛宣怀大出丧却举城空巷，万头攒动，途为之塞，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民竟“轻视国庆而重视一人之丧如此”！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拿到现在，人们也未必能讲得清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乡关何处（6）
报载那天午后一点，出殡队伍从盛家老公馆出发，先是仪仗队，中为灵柩，后为送葬队伍。灵柩先由十六人夹杠将之从灵堂里抬出，到了大马路门前换成六十四人大杠，吹吹打打，负而前驱。
整个队伍从静安寺路、南京路折入广西路、福州路，直达外滩，蜿蜒三里地之遥。据当年参加过葬仪的盛承业先生（盛宣怀的曾侄孙，今年九十多岁）说，先头队伍已经抵达外滩了，而老公馆里的后续队伍还未出完呢，的确是三人乘一辆马车，除了自家亲戚朋友，还有招商局、汉冶萍、电报局、慈善机构的队伍，浩浩荡荡，走了整整一下午。
报载整个队伍的序列非常详细：开头是印度巡捕（红头阿三）马队开道，接着是纸扎的“开路神”两对，那“开路神”各高两丈余，头如斗大，披甲戴盔，如怒目金刚，足下安有木轮，用人推以行进；继以洋号旗枪（旗帜高扬，鼓号齐鸣）、雕有虎头图案的洒金“肃静”、“回避”牌各一对，由扮作清代府役的执事肩扛而行；接下来是“铭旌亭”，系挂幡长亭，其幡红绸金字，上书盛宣怀的名号、官衔，总高三丈二尺，由三十二名扛夫肩扛而行，这是出殡中的招魂旗帜；洋号一班，小步号四十九把，横排竖排各七人，组成一个方队，均穿蓝白制服，戴将军帽；继而香亭一座，八夫抬行；銮驾全幅；马上清音一班；黄亭即御赏亭十座，内供前清皇帝御赐的诰命、福字、佩玉、匾额、暑药、茶果等等，每亭由八人一抬，每亭前有黄云缎曲柄大伞一柄；西乐一班九十六人；遣客一座，八人抬行；红黄牌：红色金宇的官衔牌、功名牌数十对；卫队百余名；执事一班；招商局、南机工役百余人执香步送；招商局各轮船所送素色奠幛数十幅；七彩虹桥一座；花汽车一辆，内供盛氏灵牌；洋鼓洋号全班四十八名；花花亭：人物、狮子、象、麒鳞、松树、仙鹤、神鹿等数十对；“祝文亭”一座；汉阳铁厂送的“纪念石”一座，十六人抬行；德政牌数十对；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送的多色锦旗，名“万名旗”、“万名伞”数十事；清音锣鼓一班；萍乡煤矿送的各式锦旗、锦标、银盾、银鼎、银炉数十件；紫禁城骑马肖像亭一座，八人抬行；全猪、全羊两亭；谋得利音乐全班；彩饰花火车头一辆；执事全幅，分为三组；普益习艺所送的盛公头像一尊，八人抬行；天津锣鼓一班；白云观道士一队；各界所送挽联、挽幛数百轴；留云寺僧二百余人执香相送；玉佛寺僧一百人击法器相送；上海孤儿院学生百余人，列队相送；闸北惠儿院师生全体列队相送；龙华寺僧二百人，搭衣持香相送；中国救济妇孺会数十人列队相送；留义孤儿院男女全体执香相送；茅山道院道士约数十人，道服步行相送；八人抬绿呢领魂轿一乘，内供盛氏主牌；军乐全班，由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所送；盛氏灵柩，灵柩上盖着红缎绣花大棺罩，上缀合金顶，杠夫六十四名，均从北京雇来，步伐极齐整；送殡的马车、暖轿、肩舆百余乘，俱扎素彩，缓缓而行……
出殡队伍所路过的街道，沿途各界均设有路祭棚、路祭桌、茶桌、看台等。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上海人原本就喜欢轧闹猛，爱猎奇，这下来了如此声势浩大的盛典，岂能白白放过，所以不仅市区、近郊，还有从杭州、苏州等附近赶来的人，也为数不少。而沿途马路旁边的旅馆、茶肆、饭店和一般的店铺、游乐场所，更是乘机大做生意，排好座位，收取座位票。那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