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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府君之理财用人褒益至当，宽猛交济，皆承文忠教也。”可见他们之间的默契。盛康后来由李鸿章以“才具优长”推荐朝廷，得以步步高升。1867年盛康的父亲盛隆去世，他去官居家十余年，京外故旧敦促其再出，后来去海宁做官，没几年就回家养老了。这个决定看来是对头的，因为那时他的儿子盛宣怀已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成了李鸿章大办洋务的重要帮手，子承父志，未竟之事可由儿子去完成了。
盛宣怀应付科举考试不是很入门，但是日常公牍还是很能应付的，当年在他父亲的衙署内就曾协助老人家处理过事情。他办事机灵，是个干才，来到李鸿章的麾下不负厚望，吃苦耐劳，精明练达，克勤克俭，很快获得李鸿章的好感。初“派委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属槖鞬，侍文忠”，是秘书、兼总务处副处长的角色，直接对李鸿章负责。
他到李鸿章在陕西的行营后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奉朝廷之命，部队立马向天津开拔。时值盛夏酷暑，部队常常要“日驰数十百里”，“涉函关，登太行，尽揽山川扼塞形胜”，遇到紧要的公文，盛宣怀能“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僚们无不刮目相看。不久，他就升任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继而又因军功升任知府、道员，并获赏戴花翎二品顶戴的荣誉。此时距他入李鸿章戎幕，仅一年有余，可见李鸿章对他的器重。
长留天地之留园
历来江南的达官贵人或是富豪人家，在发迹之后，总想到苏州这个地方买一处产业，或深巷小院，或水边大宅，作为休闲养老之处。据说是因为苏州这个地方“菜好吃，人好看，话好听”，风细水软，旱涝保收，难怪有“人间天堂”之誉。盛家也是如此。盛康在盛宣怀跟上李鸿章之后的第三年（1873年）就在苏州城外寒山寺附近，买下了一处占地三十五亩的大园林，这就是现在被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园林之一的留园。这是盛康留给其后代的最大的一份不动产。
第二章 末世才人（3）
盛康对于财产的问题看得很明白，他在一封家信中对盛宣怀说，子孙们只能留给他们不动产，让他们守住不动产而吃点利息已是福气了，如果留动产给他们的话，准保养出一大堆纨绔子弟来。
盛康一生，为家族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他字劫存，号旭人，别号待云庵主，晚号留园主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即盛宣怀出生的那一年考取进士，授工部主事，后外放为地方官员，先后历任铜陵知县，庐州、宁国府知府，和州、直隶州知州，湖北督粮道、盐运使、盐法武昌道兼布政使、按察使等职，一度还曾负责过山海关海防转运事务。他在常州和苏州也办过不少善事，如建义庄、苏常棲流所、义冢、丙舍等。他创办的人范书院（后改为人范小学，解放后改为解放西路小学），专门培养盛氏子弟。凡入该校读书的盛氏子弟，学费一律全免，所以在盛氏大家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买下的这个留园很有故事。说是太平天国攻苏州的时候，在城外放了一把火。大火从城西的浒墅关烧起，连绵十里，一直烧到阊门城下，三天三夜，火光冲天，把个水软风细的“东方威尼斯”一下子烧成了满目焦土。正在风声鹤唳之际，人们发现西城外有一处绿地安然无恙，池水依旧湛蓝，高枝照样连理。后来人们弄清了，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园林，后来被清代嘉庆年间的柳州、庆远知府刘恕买了下来，苏州人称之为刘园。
这场兵灾过去若干年后，盛康看中了这块劫余之地，视之为风水之胜，斥银买了下来，“平之，攘之，剔之”，于是“嘉树荣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澳馆，风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逦相属”。因苏州老百姓过去一直称其为刘园，不方便改口，盛康与盛宣怀商量下来，决定仿照袁子才的随园的办法，取谐音，变“刘”为“留”，于是就以留园称之。
关于留园的名称，俞曲园（即俞樾，当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祖父）在《留园记》里说得十分有趣。他与盛康是老朋友，常有诗酒往还。留园修整一新后，盛康请其写几句话，不料俞氏酒后才情大发，把留园之“留”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留园记》劈头就写道：“出阊门外三里而近，有刘氏寒碧庄焉。而问寒碧庄，无知者，问有刘园乎？则皆曰有。盖是园也，在嘉庆初，为刘君茗峰所有，故即以其姓姓其园，而曰刘园也。咸丰中余往游焉，见其泉石之胜，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诚足为吴中名园之冠。及庚申辛酉间大乱（指太平天国打仗），致至吴下名园，半为墟莽，而阊门之外尤甚。曩之阗城溢郭，尘合而云连者，今则崩榛塞路，荒葛葛途，每一过之，故蹊新木，辄不可辨。而所谓刘园者则岿然独存。”首先是感慨这个园林的命运之独特，似有上苍的护佑。
说到留园的命名，俞氏又写道：“方伯（指盛康）求余文为之记。余曰：‘仍其旧名乎？抑肇锡以嘉名乎？’方伯曰：否！否！寒碧之名至今未熟于口，然则名之易而称之难也。吾不如从其所称字，即以其故名而为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园而名之曰随，今吾得刘氏之园而名之曰留，斯二者将毋同？余叹曰：美矣哉斯名乎！称其实矣！”这段对白道出了盛康老夫子的原意，还是主张取刘园的谐音而“留”之的，主要是方便世人称呼也。
然而俞曲园不愧为大师手笔，他偏偏于其“长留天地”之“特异功能”方面大加开发——“夫大乱之后，兵燹之余，高台倾而曲池平，不知凡几，而此园乃幸而无恙，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者乎·是故，泉石之胜留以待君之登临也；花木之美以待君之攀玩也；亭台之幽深留以待君子游息也，其所留多矣！岂止如唐人诗所云：‘但留风月伴烟梦’者乎？自此以往。穷胜事而乐清时，吾知留园之名长留于天地之间矣！”这一大段的抒情，可谓对留园之“留”的底蕴，“开发”到极致了。
老百姓知俞曲园，多因其书唐人张继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而已，继之以《留园记》出，留园与俞曲园更加大行其道。若干年后，刘园之“留”反为人轻，而“长留天地”之“留”反成正宗了。
世传盛家的这块风水宝地果真“法力”无边。盛康买园后没几年（即1877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就对他的儿子盛宣怀大加褒扬，说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这样一份出自李鸿章笔下的褒扬话，又是说给朝廷听的，自然预示了盛宣怀的锦绣前程。
又过了几年，盛宣怀就在距苏州不远的上海滩，创下了晚清洋务工程的重镇，接连兴办起具有功勋意义的著名企业，使盛家的功名和业绩，真的有如留园一样，长留于天地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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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巨擘（1）
招商局万事开头难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渗入，我国沿海一线以及长江内河的航运，几乎全被洋人的轮船占领，中国传统的船运已成衰落之势。尤其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美国的旗昌洋行，都拥有大规模的船队。他们不仅在沿海和内河各码头沿线揽货，还设法把朝廷的漕运生意（即每年按时运送的官粮）也拉过去，致使中国船队无货可揽，而朝廷专拨的运粮费也大量流入了洋人的口袋。
鉴于这种情况，从1860年代起，一些地方官员和开明之士就联络起来，向朝廷献计献策，主张中国人自办轮船运输，把船运之利从洋人手中夺回来。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天下承平”，海内似有“中兴”气象，李鸿章办洋务，师夷制夷，图谋振兴，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很用心的一件事就是办船运。时李鸿章已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揽了清廷外交、通商、洋务大权，成为洋务派的首领。由谁去举办中国人自己的近代船务，全凭他一句话。盛宣怀抓住机会，力劝李鸿章“此大利不可不兴”，并要求让自己前去试一试。他在《上李傅相轮船章程》（1872年）中纵论当今大势：“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明确地提出，轮船非办不可。具体的办法，他主张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表示，要尽自己一切努力办好航运这件要政，并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他想得很远：“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又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遣论其下”。这封信写得掏心掏肺，开诚布公，并以传名百世来“激将”李鸿章，表示不仅仅是办船运，而是要将毕生精力投入洋务大业。
李鸿章最初确也有意让盛宣怀前去筹划创办招商局，命他起草一个轮船公司的章程。他要知道，这项中国人从未办过的洋务，究竟该怎么个办法。盛宣怀心领神会，精心研究了外国船运公司的章程和经营办法，构思了一幅中国轮船公司的发展草案。中国的弊病，他看得很透了。像这类前人未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没有官股官本是办不成的，因为民间商人力量太小。但光靠官办也办不成，因为官场有太多的累赘。他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段精彩的理论，可算是把中国现实中官与商的相互关系说透了，尤其是他那“顾商情”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在“官”的领导下，官方也入股，加以监督，以“商”为主体去具体操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官督商办企业乃近代新生事物，官方许多大员均持怀疑态度，连李鸿章左右的亲信如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均主张采用朱其昂的纯官办的办法，以求稳妥。李鸿章在事无七成把握的时候，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采纳了朱其昂的意见，并且委任朱其昂、朱其诏兄弟，负责筹建，因为朱家兄弟是上海宝山的沙船世家，与洋行里的买办关系较熟，或可便于参照洋人的办法，办中国的事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2）
结果不出盛宣怀所料，这种纯官府官办的企业，要想争取商人的投资是不容易的。商人为何要为你官办企业投资呢？商人还怕你官方依仗权势欺压商人呢！而且朱其昂兄弟的具体做法也有点保守，仅仅运输漕粮，而不揽载客货，自是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事实上，各地漕运司已有不少与洋商挂钩了，你现在要把生意再拉过去，你给漕司什么好处呢？你的运费能比洋船便宜吗？吸收不到商股，底盘有限，事业就难以发展。果然，这个轮船局1873年1月开办，不到半年时间就困难重重，陷入停顿，只好另想办法。
于是李鸿章回过头来再找盛宣怀，盛宣怀也不搭架子，再次细细谋划，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足”、“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款，并提出应仿照外国洋商的样子，招集商股五十万两，一百两为一股，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对于来自官场上的骚扰，他也早有预见：“官场来往搭货搭客，亦照例收取水脚”，以使投资者安心勿虑。为使新生的招商局站稳脚跟，不致于一出台就被挤垮，他在这个章程里明文写上，要官方保证每年有四十万担的漕粮交轮船局装运，以“稍藉补苴”……可以看出，他已把这个活计的来龙去脉、营运门槛、关键部门，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说出来的都是行话。这六条纲领，是轮船招商局章程最早的雏形。
然而这一回，李鸿章还是没让他担任领衔主管，而是把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给挖了过来，要其为国家办事。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又任命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担任会办，指望他们利用他们在商界的影响，招募商股。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也是会办。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与徐润他们平起平坐。李鸿章如此布局，自有他的道理。因为要举办这样一个投资几十万、上百万银两的大型企业，话虽好说，而集资殊难，没有钱万难总其成。公款有限，只能出二十万两。盛宣怀牛犊出山，初涉洋务，在集资上难有号召力。而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等，已有多年的洋行和商场经验，在商人中号召力极大，他们本人还能带大笔投资进来。权衡下来，李鸿章只能再委屈一下盛氏。
盛宣怀不情愿当这个“牛后”，而李鸿章偏偏要他当这个重要的“牛后”。于是有了这样的分工：唐廷枢、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各务，代表商方；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官方；而盛宣怀地位非常微妙，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等于兼了“官”、“商”两个方面的角色，说具体也具体，说架空也架空，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点尴尬的位置。李鸿章老谋深算，目的是要通过他察看和掌握轮船招商局的一切。盛宣怀毕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尽管不情愿，还是走马上任了，后来果真开创了响当当的局面。
唐廷枢任总办以后，凭借他个人在商界的影响力，招商局资金匮乏的局面一下子改观了，从不足二十万两一跃而为一百万两，其中徐润一个人就投资二十四万两，为企业输了血。唐廷枢的办法原则上与盛宣怀是一致的，只是唐更多地强调了“商”的利益，而盛则更强调“公私合营”，即官督商办。这在轮船招局初办之时还看不出多大优势，然而时间一长，尤其是面临外商激烈竞争时，“官”的力量就成了可靠的后盾。在这一事关前途的大政方针上，盛宣怀绝不是一般商人能望其项背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3）
1873年年底，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天津、汉口、长崎等十九个分局，该局的“伊敦”轮已经能驶往日本长崎、神户、菲律宾、吕宋岛等地了。1874年7月，招商局公布了第一届结账，盈余两千一百两银。1875年7月第二届结账，已能结余两万四千两银，首次分发花红六千七百余两。全局上下自是皆大欢喜。
1875年秋天，盛宣怀奉命督办湖北煤铁局，同时另外还有其他实业要办，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可是非常奇怪，盛宣怀一离开就出了问题，第二年（1876年7月）结账结下来，居然亏损三万五千两银。
他虽在湖北办矿，但招商局的要紧的事情还是过问的，比如收购美国旗昌公司的事情，他仍是主谋之一。
“水线”之战
1880年秋，李鸿章又委派盛宣怀举办电报事业，统筹全国各地电线电缆的铺设，建立国家电报局，把洋人非法在我国铺设的“水线”，该拆的拆，该买的买，以争回电报自主权。这件事“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因为这不同于办一般的实业，前面虎狼成群，先得在谈判桌上“推磨”，扫除了障碍，事才能办成，这是一场政治、外交和个人胆识的较量。
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就数次向清廷提出，要在中国设立电报线。清廷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一次次地加以拒绝。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讲得好——“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那时朝廷的圣旨是靠五百里快骑、六百里快骑、八百里快骑马上传递），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危言，以骇观听！”可惜那时该巡抚大人虽然看到了电报如此神通广大的作用，却没有建议清廷自办电报，而只是一味限制不让外国人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府见有外国人私自铺电缆、架电杆了，就暗中鼓动百姓去拆电线、毁电线杆，进行阻挠。
1870年，清廷作出了外国“电款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线”的规定，对他们进行限制。但是他们既然已被允许铺设海底电缆，就必然得寸进尺，想方设法把线头牵引上岸，他们总不能把电报房设在海上吧。
最能跟清廷捣乱的是丹麦人。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派出一条船，在沙俄军舰的护卫下，悄悄驶出海参崴军港。船开得很慢，一边行驶一边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原来这是一艘丹麦通信工程船，正在向海底铺设“水线”（即海底电缆）。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到日本长崎，然后再伸到上海吴淞口，最后到达位于上海外滩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
丹麦一个欧洲小国，何以竟敢在中国的海域铺设海底电缆？原来他们的背后有老沙皇作靠山，老沙皇与丹麦王室有亲戚关系，为在中国设立电信系统，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国陆上和海底铺设电报线路，并要求在上海设立大北电报公司，索取“水线”登陆权。那时沙俄已把整个东北划入他的势力范围，向清廷施加种种压力，清廷无奈，只好同意“大北电报公司在吴淞口外设置趸船，在船上收发电报”，但“水线不可以牵引上岸”，真的是要他们在水上发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洋务巨擘（4）
然而大北电报公司岂肯长期漂浮海上？他们非要登陆不可，先用一艘停泊在长江口外大戢山岛的轮船，悄悄地把铺设在那里的“水线”牵引上岸，安置在事先盖好的房子里，建立了第一个电报房。接着，看看清廷并没有什么动静，就把“水线’’偷偷地拖进黄浦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