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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赶了出来，没收了整个花园。
这房子可是盛老五的心血所在，他愤愤不平：我又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也没有出任过伪职，公司里也没有日本人的股份，有几个日本朋友，都是商界人物，凭什么说我是汉奸？于是，想方设法找机会申诉，要求将房子发还。可是国民党原本就是看中了他那房子的，又看他是清末遗老遗少，在“*”中没什么后台，想诈他一把，故意扣住不发。然而接收大员们没有想到，盛重颐还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就是他的胞妹、盛家五小姐盛关颐，因为盛关颐当年的家庭教师就是宋霭龄！
盛关颐与盛老五都是刘夫人所生，同父同母，盛关颐与宋氏姐妹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宋氏姐妹对盛家的事多半是乐意帮忙的。于是盛关颐找到了宋美龄，大诉其苦。宋美龄脑子转了一个弯说：“盛重颐去住怕是不行了，你去住吧，你去住外界不会有意见。”就凭了宋美龄这几句话，房子很快就到手了。其实谁都明白，盛关颐去住几天仅仅是做做样子的，实际上等于是发还盛老五了。后来宋霭龄家里装修房子，还曾来此借住过一段时间。
或许是盛老五就没有住这豪宅的福份，没过几年，这幢毫宅就卖掉了。鸣玉小姐年仅二十一岁，婷婷玉立却走在白发人之前，这令盛老五悲痛不已。他叫人在花园里塑了一个小女孩的塑像，纪念女儿，而女儿的生母陆琴却又触目伤怀，不愿在这儿住下去了，独自搬到新康花园去了。
关于陆琴太太的独自迁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起来又是一段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
原来这个陆琴太太，是当年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绿牡丹”。
“绿牡丹”原是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督军陈其美（字英士）的下堂妾，后来跟了盛老五。盛老五的原配夫人苏州彭氏，人长得极美，不知何故竟告离婚。“绿牡丹”与盛老五开头生活得挺好，生了一个女儿叫鸣玉，但也给老五惹下过大麻烦，背上了“虐待丫环致死”的恶名。原来他们两个都爱吸鸦片，旧时大家族的贵妇人，是最讨厌那些为老爷装烟（又叫打烟）的丫环了，因为她们整天在老爷身边服侍，服侍得不好不行，服侍得太好了也不行，因为一不小心就被老爷喜欢上了，老爷就要将她“收房”作姨太太，那就侵犯了夫人的利益。所以打烟的丫环无不需以极高的智慧完成工作，并巧妙地周旋于老爷和太太之间，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那位可怜的丫环也是位打烟小姐，不晓得怎么回事，竟惹来“绿牡丹”的忌恨，“绿牡丹”就用捅烟腔的“烟签子”戳她，据说那“烟签子”因常年捣鸦片，已“生出”毒气，丫环随即中毒而亡。
事情传出后，上海滩即刻掀起轩然大波。那丫环本亦盛氏常州同乡，大概有不少亲戚在上海做事，不久就告到了常州同乡会。盛家为海上望族，一讲无人不知，正给了小报记者大肆渲染的好题材。常州同乡会决定把盛老五夫妇告上法庭，社会舆论一哄而起，盛老五和“绿牡丹”简直无法出门，只好逃到大连躲了起来。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了才回来。
然而“绿牡丹”终究还是没有敌过丫环的力量。后来，另一个丫环钱氏还是被老爷“收房”了，成为孩子们眼中的“新太太”、“新五舅母”。
第九章 公子天下（6）
盛老五原先生意还挺好，抗战胜利后反而大受其挫，主要是做股票大伤元气。房地产生意上也极不顺心，以至于到了解放前夕，只好将淮海路上的豪宅以一百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荣宗敬的儿子荣鸿三，他们夫妻跑到香港去了。
可是到了香港，盛老五事业再次受挫。他办了一家股票交易所，也许他本人并不精于此道，上了广东人“老扦”的当，只有半年时间就倒闭了，几乎把全部家当都赔了进去。后来就靠原先买的一些房子收房租维持生活。“新太太”生的一个女儿后来考上了香港大学。她说，进大学的时候乘的是小汽车，而到毕业出来的时候，只能乘大客车了。幸好这个女儿毕业后自知奋斗，做到前港督府的二等秘书及新闻署的总管，丈夫是香港很有名望的建筑设计师。
可惜盛老五在潦倒之中仍“花心”不改，后来连“新太太”也不喜欢了，与他的一个外甥女一起生活。他的一个朋友金雄白前些年在香港撰文说，盛老五住在英皇道的时候，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都付不出了，遇到熟悉的朋友上门，就讪讪告贷……看着这种凄惨的光景，谁又能想得到，不久前，他的住处还像俱乐部一样热闹，每天晚上笙歌宴舞，那彩色的灯光，是从地板上镶嵌的玻璃中打出来的……
盛老七赔了夫人又折兵
上海过去有个著名的球队——东华足球队，在1930年代曾有过辉煌的战绩：1933年远征菲律宾，打了个六战五胜一平；1934年参加“西联会”（即上海足球联合会）举办的比赛，五项主要锦标囊括了四项，创下一个球队夺锦最多的空前纪录；1935年和1936年，参加“史考托”杯赛，与洋人对垒，又蝉联两届冠军……这支球队的崛起，史称“上海足球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使上海一跃而为远东的足球重镇。
这个球队的老板就是盛昇颐（萍臣），世称盛老七，是盛宣怀的七公子。他作为球队主要发起人之一，具体操办了球队的成立，又作为球队组织委员会的委员长，主持了会中一切事务，包括募集经费，组织球赛，还把盛家老公馆中靠西侧的一幢小洋楼腾出来，供球队作队部……可见东华足球队30年代的辉煌，有着他很大的功劳。可是这个老板的命运也和这个球队差不多，鼎盛期过去之后，接着就是衰落了。
盛老七和盛府的六小姐盛静颐都是柳夫人所生。或许因为柳夫人并不是盛府的当家人（当家人是庄夫人），所以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并不是太突出，起码比两个哥哥要“软档”一点。其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六岁。在老太爷病重时，为了救老爹的命，家里居然立即为他操办婚事，想以此来“冲喜”。这种情况下的婚姻自然不会幸福，尽管女方是清末大官僚吕海寰的八小姐。但“喜”并没有“冲”好老太爷的病，老太爷仍撒手而去了。没过多久，他与吕家八小姐的婚姻也“黄”了，没生孩子就离婚了。他并没有利用吕海寰的家族关系去开拓自己的市场，倒是充分利用了盛五小姐与宋家的关系，后来成为以孔祥熙、宋霭龄为核心的“公馆派”的核心人物。
关于盛、宋两家的渊源，据说起源于宋家倪老太太倪桂珍早年曾在盛家当养娘。封建社会里的养娘是地位很特殊的职业，是介于家庭教师和乳娘、佣人之间的一种职业，任务是帮官宦或富商之家管孩子的，因此往往与主人家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后来宋霭龄能出任盛家的家庭教师，宋子文能进入汉冶萍公司当英文秘书，并对盛七小姐穷追不舍，都是源出于此。民国以后，盛家已成惊弓之鸟，而宋家则如日中天，盛老七深知世事之变迁，他必须回过头去巴结、依附宋家的势力，于是成了孔府的常客。
第九章 公子天下（7）
盛老七后来在孔祥熙、宋霭龄的提携下，官一度做得很大，是盛家第二代人中做事做得最多的人。抗战前曾出任国民党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掌管了江南一带的税收大权，人称其为“财神老爷”。“八一三”抗战一周后他组织统税局撤退，仅税务公文账册就装了整整两车皮，另有一车是债券。抗战中到了重庆，他官不做了，专心经商，在官方金融部门也有任职，同时还出任华福菸公司董事长，生产的“华福牌”香烟行销各地，是抗战时期国产香烟的第一块王牌。他还主持华盛企业公司、大陆运输公司、昆明滇利制钢厂。华盛企业公司的总会计师是他们盛家的子侄盛承业（现已九十多岁），其中贸易部主任是江青的前夫唐纳；而钢铁厂则聘请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冶金专家周仁。此周仁也是盛家的亲戚，周仁的母亲是盛宣怀的姐姐，他的哥哥周成，曾任盛老四在汉冶萍的中文秘书，他的一个表姐还是盛五小姐盛关颐的房产代理人。周仁本人为清华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任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教授、教务长，蔡元培即他的姐夫。盛老七曾和刘鸿生一起到周仁家中请其出山，具体操办钢铁厂之事。
盛老七掌管的大陆运输公司拥有几百辆卡车。抗战中滇缅公路尚未开通，车队要在长沙、桂林、贵阳、越南间穿行，为大后方的战略物资的运输，很出了一把力。钢铁厂也通过越南进口了一批设备，炼出了锰钢、合金钢、高速钢，奠定了西南地区钢铁工业的基础。他本人在俞鸿钧当财政部长时，还担任了中央信托局的常务理事和监事会主席。
盛老七的事业做得这么大，与他在孔公馆的服务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孔公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宋霭龄策划生财之道。他成立了一个中信经济调查研究所，专门收集经济、金融情报，为孔祥熙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为宋霭龄的钱袋提供线索，所以他在孔公馆中，地位仅次于徐堪、陈行、吴启鼎这些老人。
可是命运也会捉弄人的。盛老七对孔、宋的巴结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即“赔了夫人”是也。
原来，盛老七与吕海寰的小姐离婚后，就与海上名妓“白牡丹”结了婚。此“白牡丹”人虽系“堂子”出身，却有女大学生的风度，不仅举止落落大方，谈吐亦与众不同，颇得老七的欢心，在上海滩的上层社交圈里挺有名。有一次老七为给孔令侃介绍女朋友，就带了“白牡丹”陪同那女朋友（也是盛家的亲戚）与孔见面。谁知孔家公子没看上女朋友，而一眼看中了“白牡丹”。也算他识“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老七为此后悔莫及，只好自认倒霉。他胳膊拗不过大腿，惟有将“白牡丹”让给孔令侃了事。
然而孔令侃的父母不同意，因为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又相信基督教，弄个“堂子”里的人到家里来成什么体统？所以坚决反对。孔令侃对父母也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只能与“白牡丹”暗中往来，住住“小公馆”。但孔令侃是动了真情的，直到“白牡丹”八十多岁的时候，仍为她在香港香炉山上买了一幢房子，供其养老。而盛老七可就惨喽，从此再没过上好日子。
抗战胜利后盛老七回到上海，在股票投资上大受其挫，他的后台孔宋家族也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日落西山了。解放前夕他到了香港，跟盛老五差不多，日暮途穷。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跟高鑫宝家族的一个下堂妾同居，此新人带来一个高家的女儿，居日本。谁知新人后来对他并不好。她自己的女儿是小姐，而把老七的两个女儿当丫环使唤，吓得两位小姐再从日本逃回大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九章 公子天下（8）
盛老七在1960年代靠卖卖当当过日子，连他父亲的六百封与朋友来往的信札也卖了，通过一个姓程的古董商，卖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就是现在该校印行的那一大宗实业函稿。盛老七于1964年病逝于东京，后事由其侄子盛毓度为之操办。那“新人”后来也没得好死，发哮喘病，人云“喘死了”、“闷死的”、“恶有恶报”。再后来，她那从高家带出来的女儿也不明不白地死了，死时只有三十来岁，竟无人收尸。警察局发现后寻找她的亲属，电话打到留园饭店，盛家有的人认为，她与盛家并无血缘关系，而且对老七也不好，不要去管她。但盛毓度还是看在他七叔的面子上，为之了结完事。
东方奇男邵洵美
四小姐盛樨蕙的大儿子邵洵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是盛氏后代中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不仅在上海，在全国，甚至在国际学界，都颇有名望。
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是朝廷一品大员，曾出任上海道、台湾巡抚、湖南巡抚。他的生父邵恒是邵友濂的次子。他的母亲盛樨蕙是盛家四小姐，是刁夫人所生的唯一的孩子。由于邵友濂的大儿子邵颐没有儿子，就把老二邵恒的大儿子邵洵美过继给了大房。对于邵洵美来说，既然大伯邵颐早逝，那就等于过继给大伯母了，那大伯母竟是李鸿章的侄女，即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第三个女儿。所以，邵洵美简直就是豪门“堆”里的豪门子弟，命中注定有千万家产。
但是邵洵美在这个大家族里却是个异类，他并不乐于经商，更不屑于做官，十里洋场的欧风美雨，把他塑造成一个文学家和翻译家——一个古老的官宦之家却出了如此一个浪漫的诗人，而且是位现代派唯美主义的诗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邵洵美有“孟尝君”之美誉，是说他为文艺、为朋友肯花钱。这类花钱，动辄数百元、上千元，而且长年累月如此，为出版书刊杂志，他甚至卖房子卖地。这种不惜成本的“大手笔”，亦是海上一奇。
邵洵美1923年冬天乘船赴英，1924年2月到达英国。他不读金融、商科，却选择了英国文学，进入剑桥大学。他不像有些豪门子弟，出洋读书是为了镀镀金，但读不出什么名堂。他不但一头“钻”进了英国文学，而且连同英国的风土人情、民族历史、思想意识等方方面面，都充分地“吸收”了，以至于后来美国作家项美丽发现，邵洵美的英语在艺术表达上，比谁都准确、优美。他那绅士风度，待人处世的“外国派头”，从那时就已渐渐形成。
剑桥大学这个环境，使他结交了许多聪明的朋友，这些人回国后各有一招，都成了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中有徐志摩、谢寿康、刘纪文、郭有礼、沈宜甲、孙逵方等，以后又在法国画院结识了徐悲鸿、刘海粟、黄济远、江小鹣、常玉、张道藩等。邵洵美和徐悲鸿、谢寿康尤其意气相投，亲如兄弟，于是他们组织了留学生组织“天狗会”，并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结为把兄弟，谢寿康为长，徐悲鸿居次，张道藩行三，邵洵美为四弟，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1927年，邵洵美接到一封家信，说是家中房子被烧，要他赶快回国。邵洵美是长子，又是大房惟一的儿子，火烧了房子怎能不管，于是启程回国。回来才知道，邵家老公馆并无恙，而是牯岭路上“毓林里”的几幢老式房子被烧了，那是他祖父邵友濂念记长房媳妇年轻守寡，专门造了些房子给她出租，补贴家用的。按说此事于家大业大的邵家并无妨碍，要紧的是祖母盼望四世同堂，催着孙子赶紧结婚。这年年底，邵洵美与他的表姐盛佩玉小姐完婚，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举行婚礼，由马相伯老人到场证婚。新娘子是盛家长房盛昌颐的五小姐。当时作为大舅兼丈人的盛昌颐早已去世，盛家的当家人庄夫人也刚刚去世，邵家老太爷邵友濂去世二十多年了，祖母柴太夫人也已风烛残年，而邵洵美的亲生父母邵恒和盛樨蕙，又不善经营，坐吃山空，邵洵美下面有六个弟妹……家中一切都表明，需要这个邵大公子回来执掌局面，重振家风。
第九章 公子天下（9）
当时能把实业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开书店、办杂志，这当是邵洵美极乐意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于是第二年，在静安寺路斜桥老公馆的对面，开设了一家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谁知出版的书也许是太“阳春白雪”，不合市民口味，没有一本畅销。一年后，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看邵洵美，说是新月书店要招新股，请邵参加。邵洵美想反正办书店都是一回事，于是关了金屋，专力于新月书店。这时新月的成员有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全增嘏、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等，出版《论语》、《诗刊》、《新月》杂志，文学上是轰轰烈烈，声势很大，在1930年代的文坛，可称风头独健，然而不晓得怎么搞的，钞票总是兜不过来。新月书店股东多，人多意见杂，别人可以说走就走，经济上没有多少瓜葛，而邵洵美是大老板，只好苦心撑持，1933年6月实在撑不住了，才把“新月”结束了。
这时他又跟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几个漫画家熟悉了。当时他们在办《时代画报》，但仅出版了一期就吃不消了，跑来要求邵洵美出山接办。邵洵美是个唯美主义者，对美的事物总有“一见钟情”式的冲动。他欣然同意，在三马路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套房间作为编辑室，三个画家都担任编辑，邵洵美管出钱经营。叶浅予在《时代画报》上连载漫画《王先生》，颇受读者欢迎，供稿的还有曹涵美和鲁少飞。文学艺术界常来往的朋友有季小波、王敦秋、陆志庠、丁聪等等，他们的编辑部也就成了文艺界聚谈的热闹场所。邵洵美原来认为销路不成问题，售后情况果真是如此，但是由于用的是铜版纸，封面和彩色插页用三色版，印书成本也就高了，每次结算下来，还是亏本，弄得邵老板真是一筹莫展。
1934年，邵洵美在平凉路21号开办时代印刷厂，从德国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影写版技术设备，这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采用影写技术的印刷厂。他打算将《时代画报》放在自己厂里印，以降低成本，又延揽了《良友画报》的印刷业务。结果，《时代画报》终于用自己的机器印出来了，谁知生意并不好，因为油墨是进口的，纸张是进口的，成本本来就高，而且厂里并没有聘请制版技术方面的专家，仅靠几个年轻人在苦心摸索，印出来的画报与外国杂志还是不能相比……
这给我们天真的诗人又泼了一盆冷水。原来办企业，远不是靠诗人的激情所能够奏效的。这期间，他还在平凉路新村租了一幢房子，挂出“第一出版社”的牌子，吸引了上海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天天来聚会碰头，新设想、新构思、新论调不断从中冒出来，促使邵洵美永远热血沸腾，更加起劲地追加出版投资。
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时代文学》、《万象》、《人言》、《十月谈》；自己的作品有《花一般的罪恶》、《一朵朵玫瑰》、《天堂与五月》、《诗二十五首》。出版物已蔚为大观，但邵家的老房子没有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