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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比兰已有数月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回到比兰，他变成了一只自由的海鸥，其心情立即高兴起来。
与此同时，丽娜一回到比兰庄园，就将孩子们在圣地亚哥所经受的饥饿情况告诉了安赫尔。安赫尔听了十分生气，决定要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欧弗拉西塔教师休假后回到比兰时，他立即让人把欧弗拉西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安赫尔一见到欧弗拉西塔教师，如果不是强压着内心的怒火，他会作出将她赶出比兰庄园的决定。安赫尔劈头就责备说孩子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照应，而且在那里忍饥挨饿。接着，他要她说明有关每月生活费的支出情况。
女教师静静地听着。当她听完安赫尔一顿责备后，十分坦率地说出了原因。她说大姐去世后，一切债务压在她身上，而公立学校的微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紧接着，她向安赫尔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并说孩子们的学业不能中断。
安赫尔听完欧弗拉西塔的讲述后，知道了这户人家的境遇确实很糟，于是心中的怒火消除了很多，他的同情心使他原谅了这位女老师。但是，卡斯特罗和哥哥拉蒙却计划好了报复女教师的行动，打算用石头砸小学校的屋顶。可由于父亲安赫尔原谅了她，他们只好放弃了原有的报复念头。
卡斯特罗回到比兰庄园后，立即变成了一匹野马，到处玩耍。他不是跑到田野上去玩，就是跑到农民家里去玩，再不就是和兄弟们一起玩多米诺牌、十五子棋及扑克。有一天，他和哥哥拉蒙拿自家的鸭子进行一场杀鸭的比赛，看谁杀死的鸭子多。他俩采用无头的钉子作为刺针，然后穿上一个软木塞，两端裹上羽毛，刺进去后再迅速拔出来。在杀鸭比赛中，他比拉蒙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百刺百中，不久便留下了一片血乎乎的鸭子尸体。
当母亲丽娜知得鸭子的情况后，十分生气，决定用腰带抽打他们。拉蒙和劳尔均逃跑了，而卡斯特罗却像往常一样，撅起屁股等待着挨打。
不久，安赫尔与女教师欧弗拉西塔恢复了原来的关系，言归于好。安赫尔和丽娜终于又同意孩子们返回圣地亚哥继续上学。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虽然在圣地亚哥所受的饥饿生活使他终生无法忘怀，但他并没有反对返回圣地亚哥，没有对女教师过分怨恨。多年以后，当他想起这段往事时，尽管那位女教师努力说服他父亲把孩子们送到圣地亚哥，有其自己的利益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没有必要怨恨女教师。
当暑假过完的时候，根据卡斯特罗的母亲丽娜和女教师欧弗拉西塔的安排，卡斯特罗将返回圣地亚哥，继续准备进入教会学校，而姐姐安赫利塔则将在修女学校继续上学并结束学业。但拉蒙宣布说他不再返回圣地亚哥，认为那是座折磨人的“地狱”。
就这样，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返回了圣地亚哥。到达圣地亚哥后，他很快结识了一个叫加夫列利托的同年伙伴，这位伙伴是一位出租人的儿子，他俩经常来到山坡上的居民区玩游戏，以此度过那些多余的时间。
另外，在卡斯特罗返回圣地亚哥之前，女教师欧弗拉希塔的父亲内斯托尔裁缝已经死去了，只剩下钢琴家贝伦一人在家中，整天寂寞地呆在房间里。卡斯特罗的到来，使她的寂寞生活有所改变。而且，卡斯特罗很快就学会了与贝伦一起相处。从这时开始，贝伦便每天指导他学习，并规定了学习时间表。她教他掌握书写规则，如何提高书法水平，同时还教他演算练习。他在这方面提高得很快。另外，贝伦还教安赫利塔弹钢琴，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
贝伦是个大龄姑娘，除了会弹钢琴，没有其他特长，另外长得也不算漂亮，是个很平常的姑娘。但是，海地驻圣地亚哥的领事路易斯·阿尔西德斯·希尔伯特却看上了她。在欧弗拉西塔的允许下，他们开始恋爱。如此一来，在希尔伯特的帮助下，费利乌一家的贫困情况有了根本好转。
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后来女教师的妹妹和海地驻古巴圣地亚哥的领事结婚了。我在那里，但我的阔教父没有出现，也没有举行洗礼仪式，而我已经5岁（应为6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洗礼，人们都叫我‘犹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我。为此，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给我洗礼了，我的教父是那位娶了女教师妹妹的海地领事。女教师的妹妹叫贝伦，一个高尚的好人，她是钢琴教师，尽管她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学生。”
就在卡斯特罗准备进教会学校期间，他进圣地亚哥教堂接受了洗礼，这样他不会再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有关这时候的一些情形，他日后对此回忆说：“那时，一天下午，她们把我带到古巴圣地亚哥的教堂，现在我记不起具体的日期了。我受洗礼可能是6岁，因为他们把我带进古巴圣地亚哥教堂时，已经经历了一年四季的变化。她们向我洒水，给我施洗礼，我有教父和教母。但是我的教父不是先前的那位百万富翁，而是叫圣菲德尔·皮诺桑托斯。确实，他的一个侄子是我们革命的真诚的战友，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劳动者、很有能力的同志；他是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者；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者，尽管他是那个要当我教父的很有钱的人的侄子。但最终他没有当成，尽管他把他的名字留给了我……他给我留下了他的名字，因为考虑到他叫菲德尔，会成为我教父，所以给我起名菲德尔……帮助一个人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完全是巧合。这就是我在整个那段时期得到的惟一公正的东西。”
返圣地亚哥上学（2）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他们可以等六年再给我洗礼，但不能等六年才给我起名。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它真是来自一个富人的名字，但它不是《圣经》里的富人埃普龙，因为我可以说出真情：谈论逝去多年的人是很悲伤的，但是我那位富有的教父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极其吝啬。我认为他和《圣经》里的那位先人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那位有钱的百万富翁始终未能当成卡斯特罗的教父，于是与贝伦结婚的海地领事做了他的教父。他回忆说：“如果一开始就指定那位领事当我教父的话，那可以叫我路易斯·卡斯特罗。是的，在人类史上有很多叫路易斯的人很有威望。”
以前被指定为卡斯特罗教父的皮诺·桑托斯，是个专门放高利贷的投机商，他从未履行过的教父义务，甚至从来没有送过卡斯特罗任何礼物。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之所以与桑托斯是要好的朋友，主要是以前安赫尔帮助过他摆脱了破产。但是，后来当安赫尔需要贷款求助于皮诺·桑托斯时，皮诺虽然答应贷款，但条件则是以比兰的庄园作抵押，并收取20％的年息。后来由于安赫尔还债及时，皮诺才将利息下调到8％。但据卡斯特罗对此回忆说：“他借给过我父亲钱，但要收取相应的利息，那时的利息比现在的低，我记得我父亲支付的实际利息约为6％。”
除此之外，当皮诺·桑托斯被提名为议员时，卡斯特罗的父亲积极帮助了他，在四处拉选票的同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赞助。有关这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但是每次开展选举运动时，我记得我父亲都支持他竞选……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吸取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教训？竞选期间从我家周转的钱很多，与其说是周转，倒不如说从我家流出很多钱来帮助我父亲的朋友参加每次选举。也就是说，我父亲花他自己的很多钱来帮助候选人。那时候的政治就是如此。”
卡斯特罗还对此回忆说：“作为土地的主人，我父亲理所当然地控制着大部分的选票，因为很多人都是文盲。那时，在农村跟谁干活，就会被认为是给了他工作，而对他是一大恩施；同样，在谁的庄园里生活也被看作是一大恩惠。因此，那些农民，那些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必定会感谢他们的主人，并投主人支持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有所谓政治经纪人的因素。谁是政治经纪人呢？政治专家！我不认为他们会是精通社会学、法律学或经济学的顾问，他们是在政府中谋到一份职业的当地机灵的农民。竞选时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为某个市议员候选人买选票，花钱为市长买选票，花钱为省长买选票，花钱为众议员买选票，花钱为参议员买选票，花钱为总统买选票。那时还没有通过电台或电视的竞选运动，我认为那样做花费会更大。”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对人讲述时说：“我还记得，在我放假回家时——因为我从5岁起就被送到外面上学——正赶上一场政治运动，结果放在我卧室的钱箱成了问题……男孩喜欢上午睡懒觉，但我不能，因为竞选期间每天很早，几乎是清晨五点半就开始活动了。政治经纪人早早就来了，因为他们必须管理钱财，他们不停地开关箱子，不可避免发出金属的撞击声……这是世界上最利他主义的做法，因为我父亲完全出于对那个人的友谊而这么做的。除了借钱外，我不记得那位先生曾为我父亲解决过任何问题，也没有因政治运动而给过我父亲什么钱，那么多开支全是我父亲自掏腰包的。搞政治就是这样，这是我从小看到的，确实如此。”
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选举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完全是靠作弊当选，这在卡斯特罗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政治有了最初模糊的认识。
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准备进教会中学期间，即1935年初春时节，丽娜在比兰生下了卡斯特罗的妹妹埃玛。他在圣地亚哥得知后，心里非常高兴。另外，在这期间贝伦与海地领事也结了婚。在过圣诞节时，贝伦送给了他一个很漂亮的喇叭号，希望他对音乐发生兴趣。但是，他始终对音乐没有特别的兴趣。
除此之外，由于卡斯特罗已经举行了洗礼，并拿到了洗礼证，于是在拉萨列教会中学进行了注册，准备到这所教会学校上学。这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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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寄宿生（1）
卡斯特罗手持冲锋枪
1935年5月底，在雨季和夏季已经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圣地亚哥拉萨列教会中学，从此开始了他新的求学道路。但是，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只能做个插班生。
卡斯特罗进入教会中学上学后，每天清晨就得离开贝伦家去上学，他从不迟到。另外，他每天上学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而且白衬衫领子上也被贝伦绣上了好看的花，一眼看去像个十足的富家子弟。不过，没过多久，他便对教会学校单调乏味的课程失去了兴趣。
卡斯特罗上学后，衣袋里虽然没有零花钱，但他和伙伴们一起玩得很开心。放学后，他经常同好友加夫列利托在空地上玩球，他满头大汗，却仍然拼命地踢着球，总是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意志。有时，他还与伙伴迭哥·巴克、潘齐托、蒂托等一起到坡底的河水中游泳，并在河中打起水仗来。尤其是下雨天的傍晚，他们冒雨来到河中游泳，任凭风吹雨打，从不退缩。卡斯特罗在他们当中显得更有顽强的精神。
卡斯特罗尽管成绩很优异，但必须从初级班上起，这是教会学校的规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对这所学校感到失望，因为他认为在课堂上根本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尤其是能够对他产生影响的知识。另外，回到家中，贝伦也不准他大声说话，不准他宣泄不满情绪，还经常打他的屁股，这使他更加感到憋气。同时，贝伦还是个小气鬼，在金钱方面对他卡得很死，而且借她的每一文钱都必须还她。正如他日后回忆说：“我向教母借钱，欠她82分，我再一次向她借钱时，她提醒我这笔账。”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对贝伦产生了不满，甚至感到愤怒。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这时候，卡斯特罗产生了要离开贝伦家到学校寄宿的念头。恰在此时，在父亲安赫尔安排下，哥哥拉蒙从比兰来到圣地亚哥。这样，他就离开了贝伦家，与哥哥一起到学校寄宿，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由于哥哥拉蒙的到来，卡斯特罗的心情愉快起来，除了学习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他不是打棒球，就是当投球手，成了体育场上的多面手，而且十分活跃。不过，他最为迷恋，最感兴趣的还是游泳，他喜欢在水中搏击，尤其喜欢在湍急的河流中搏击。有一天，他和几个伙伴们一起去莫诺水潭郊游，由于河水湍急，禁止游人游泳。然而，他却游兴大发，同行的伙伴们没有一个人敢下去游泳，而他却突然跳进湍急的洪流中，奋力在水中搏击，这无不令同伴们感到万分吃惊。这时候的卡斯特罗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征服欲，越是不容易做的事他越要去做，去冒险，这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坚定性格。同时，也为他日后多次冒险领导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之后，拉萨列教会中学在周四至周日组织学生到圣地亚哥湾旅行，并在伦特租了一个宿营地。卡斯特罗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在这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钓鱼、跑步外，进行最多的活动就是游泳，他喜欢在水中搏击。然而，有一次，当他与同学们一起回宿营地时，爬到一个山坡上，他摁响了几户居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的门铃，被一个叫贝尔纳多的学监发现后，用粗暴的方式抽了卡斯特罗几耳光。卡斯特罗对这个学监十分憎恨，很想与他打一架。
在这次难忘的旅行中，卡斯特罗和同学们一起在阿拉梅达码头乘坐游艇游览美丽的海湾。当游艇穿越海湾时，他站在游艇前面的甲板上，迎着从海上吹来的风，无不感到心旷神怡。然而，他看到不远的码头上，有许多海地人在那里等待返回故乡的轮船，因为古巴现政府出台了一项保护古巴人就业的法律条文，海地人将被一一驱除出古巴。
海地人被驱赶出古巴的情景，给卡斯特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也无法忘怀。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1933年的一天，古巴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革命取得了胜利——1933年我7岁——在反对马查多的那场革命中产生了最早的几项民族主义法律。例如，那时很多人没有工作，承受饥饿的煎熬，但在哈瓦那很多西班牙商店只招聘西班牙人，于是有人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要求：把一定比例的就业机会留给古巴人。原则上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了一些残酷的措施，使一些人，包括外国人失业了，他们很穷，没有其他生计。”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1933年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对不公正和各种陋习的斗争，是起义，还要求把电力公司和其他外资公司收归国有，要求实现劳动力本国化，并以劳动力本国化的名义冷酷无情地把几万名海地人赶回了海地。按照我们革命者的观念，这确实是不人道的。他们怎么了！他们中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由于古巴政府和海地政府撕破了脸，海地驻圣地亚哥的领事馆不复存在，并从圣地亚哥撤出。这样一来，贝伦的丈夫，即海地领事，也必须离开古巴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的教母贝伦不想随丈夫离开古巴去海地，再加上她也舍不得离开姐姐，于是同海地领事离了婚。关于这个时候的一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我记得那时我教父还是驻古巴圣地亚哥的领事，一天来了一条双烟囱的名叫‘拉萨列’的大船。双烟囱的大船进入古巴圣地亚哥港是很少见的事，他们带我去看过一次，船舱里挤满了海地人，船载着被古巴驱赶的海地人回海地。”
教会学校寄宿生（2）
有关卡斯特罗教母日后的命运，他回忆说：“后来领事馆关闭了，我教父也失业了。我想他没有了收入，失去了一切，也回海地去了。这样，我的教母一个人过了很多年。后来，很多年以后，他又回到古巴——那时我已经长大——在比兰避难，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无法维持生计。”
自从卡斯特罗寄宿在拉萨列教会学校后，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令他感兴趣的知识，但他与伙伴们在一起开展了体育锻炼，这些时光都很愉快，令他终身难忘。另外，在物质生活上也有了很大改善，自己想吃什么可以买，不再像住在贝伦家中那样清苦，他在她家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光，因为除了学会一些最简单的基础知识外，基本上一无所获。正如他日后所回忆说：“没有书，只有笔记本和做听写练习。当然我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学会了朗读、做听写练习和写字。我的拼写应该是好了一些，书写也有所改进，但是我在那里过了两年，我认为是浪费时间。惟一有用的是，那段难以忍受的艰辛贫穷以及付出牺牲的生活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我是某种剥削的牺牲品，因为我的父母亲为我们支付的膳食费变成了他们家的收入。”
但是，当卡斯特罗离开教母贝伦家后，一切都改变了，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正如他日后所说：“于是我改变了这一切。我在学校寄宿后，物质生活有了改善。课余我可以和我的同学们在学校的院子里玩，我不再孤单，每周两次我们去田园和海滩，或去古巴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小岛，那里有一座炼油厂和其他一些工厂。拉萨列的修士们在离海边很近的地方租用了一块地，那里有一个浴场和一些体育设施；他们每周四带我们去，因为那天他们没有课，星期天也没有课；那时他们把一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三天课，第二阶段上二天课。对于我来说，在学校寄宿真是快乐无比，每个星期四都去海边，那里生活很自在，钓鱼、游泳、散步和参加体育活动，星期天也是这么过。我对这类活动更感兴趣，也更为关注。”
卡斯特罗在拉萨列教会学校主要接受的是宗教教育、教义问答、做弥撒和其他宗教活动。由于他缺乏判断能力，对宗教这方面的东西并不是很懂，再加上他对学这些东西本无兴趣，他渴望的是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