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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被判罚关禁闭，几天后才得到宽恕，条件是重回训练。不久，远征队伍就涌现出了优秀的固定目标射击手：卡利斯托·加西亚和胡安·阿尔梅达，还有切·格瓦拉。他们不仅在正面，还可以从侧面射中800英尺外的圆盘。远征队伍除了军训外，还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有关古巴的政治理论。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经常来到远征军营地检查工作，每次来他都要亲自参加军事训练，并了解情况。他还发现切·格瓦拉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尤其是在射击方面表现突出，而且他身上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奋斗精神。因此，他将切·格瓦拉树立为部队的榜样，还任命他为训练队长。
卡斯特罗除了参加训练外，他还对训练队伍进行拍照，以供研究，同时将部队的训练活动标在作战地图上，研究战略战术和作战部署，为即将发动的远征作军事准备。这时，巴约将军提出将床让给他休息，而他每次都坚决拒绝：“不，床是你的，我的将军！”
在卡斯特罗的领导和组织下，“七·二六运动”的远征军正在不断扩大和加紧操练。因此，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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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捕与释放（1）
随着远征古巴预期日渐临近，卡斯特罗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远征的准备工作中。他不但要为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具有顽强战斗力的远征部队而倾注大量心血，还要为远征所需的费用四处奔波筹集。他预计，年底远征军登陆古巴时需要10万比索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前往哥斯达黎加筹集资金，同时指派梅尔瓦赴哈瓦那筹措资金。
除此之外，1956年6月10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初夏时节里，卡斯特还专门致信梅尔瓦。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亲爱的律师，收到你的信函，给我带来那样令人兴奋的消息……去进行最后努力吧，令人鼓舞的是时间在你的手中……你的礼品（指一支步枪）在这里，保存很好，等待着你。我也希望把我这里的最喜悦的消息告诉给你。焦急地盼着能亲自听到你的感受，我的耐心越来越小。我今天动身去哥斯达黎加。我尽快返回，最迟不过15日。今天，就像你知道的无数次那样，我无法合眼一分钟，但我高兴和乐观。拥抱你，祝福你。亚历克斯。”
不过，不幸的事情常常会伴随喜悦而来。由于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巴蒂斯塔政府构成很大威胁，使他们感到恐慌。于是，古巴当局于6月间下令警察对“七·二六运动”的成员进行残酷捕杀。一时间古巴的革命者陷入了恐怖的威胁之中，尤其是该组织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警察捕杀的重点。这时，卡斯特罗在国外得知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和干部开小差的现象，致使古巴的“七·二六运动”的组织遭到一定破坏，这使他感到十分难受。另外，在墨西哥，古巴驻该国大使馆正在策划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因为此前大使馆收到了巴蒂斯塔的捕杀指令。不过，卡斯特罗对墨西哥政府是否愿意支持巴蒂斯塔的计划表示怀疑，但也不能排除墨西哥当局会与巴蒂斯塔合作。因此，他要求大家保持高度警惕。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他在日后墨西哥监狱里写的文章中做了描述，这就是7月15日发表在《波希米亚》杂志上的题为《够了，谎言》这篇文章。他在文章这样写道：
“……问题是最大限度避免丑闻和不留痕迹。一方面，我们是及时得到了情报，但首先是由于幸运，计划还未实施。负责这一使命的代办人近几个月两次来墨西哥，每次都落脚在墨西哥最豪华的普拉多旅馆。第一次被在恩帕兰住宅巡视的同志们发现。代办人表面沮丧地回到古巴，报告说完成任务决非易事。几周后他又回来，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人……于是，这两人向他保证说唯一能胜利完成任务的是一个古巴家伙，一个居住在墨西哥的逃犯，持维拉克鲁斯人的证件，名叫阿图罗—埃市哈罗乔。他首先是个密探，警察局长莫利纳里将军的亲信。但我认为莫利纳里与此事毫不相干，因为古巴特工人员直接与埃尔哈罗乔联系，并许诺1万美元，由他和另一个将来自委内瑞拉的家伙平分，他们不愿意墨西哥人介入此事，……他们知道有人与我形影不离，决定也把他消灭。他们的计划是用一辆警察巡逻车拦住我们，铐上我们，绑架我们，与我们一起消失，不留任何痕迹。还告诉我，他们手中有一封由我署名的信，完全模仿我的签字，想从另一个国家把它寄往恩帕兰49号，我在信中称需离开墨西哥。他们打算首先制造混乱，同时编造各种谣言。完成了计划最后的细节安排后，特务们回到了古巴，大约是6月10日……”
由此可见，巴蒂斯塔的特务已经牢牢地盯上卡斯特罗的行踪，并制定了抓捕计划，决定派哈瓦那大学警察原中尉埃瓦里斯托·贝内雷奥前往墨西哥执行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因为此人在20世纪40年代便与卡斯特罗相识。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见到此人后便保持高度警惕，知道他是来暗杀自己的特务。但是，他没有采取躲避的措施，而是决心将对方争取过来。这样一来，古巴当局的暗杀计划便流产了。
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况，卡斯特罗回忆道：“我们不得不静候事态的发展。我们知道一个卑鄙的凶手为1万美元的赏金在策划谋害我们。我们要做的是采取一些初步措施：深居简出，停止去以往光顾的地方，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到面临的危险……当发现我们有了警觉并准备自卫时，他们感到继续执行原计划是很危险的，于是对我们使用了联邦警察……古巴大使馆一直伴随着这一切……”
1956年6月20日夜，对于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个充满恐怖的黑夜，因为他在这天夜里被墨西哥警察逮捕了。这天他正在拉米罗·巴尔德斯和乌尼维索的陪同下，来到凯普莱尔大街和科佩尼科街角探望一位生病的同志。这时，他发现一辆警车在街上缓慢地开来开去，立即警觉起来，感到事情不妙，于是派人去警察那里试探情况，但警察的回答含糊其辞。他立刻作出判断，要求大家迅速转移，而他自己也很快来到街上，并让拉米罗和乌尼维索保持距离跟在后面，但在街角处他还是被警察抓住了。但他日后对此回忆说：“我走到拐角，那里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我看到武装人员从一辆车上快速下来拦截我……我躲在一个柱子后面。当我正想掏出自动手枪时，一个警察在背后用45式手枪顶住了我的脑袋。”
与卡斯特罗同时被捕还有拉米罗和乌尼维索，他们当夜就被警察押送到米塔尔·舒尔茨移民监狱。有关卡斯特罗的相貌特征，监狱的卡片上这样写道：“离异，30岁，律师，身高184米，棕褐色眼睛，眉毛浓密，口形端正，鼻子挺直。个人特征：唇髭修剪整齐。地址：恩帕兰49号。注：曾因领导反政府革命运动而在哈瓦那被捕。涉嫌违法携带武器和接受私运（武器）调查。国家联邦警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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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捕与释放（2）
墨西哥联邦警察局逮捕卡斯特罗组织成员的理由是外国人在墨西哥领土进行武装活动，违反了避难权。就在卡斯特罗被逮捕的同时，秘密警察还包围了恩帕兰大街“七·二六运动”分子居住的地方，除了埃瓦里斯托·贝内雷奥漏网外，其他人全部被抓捕，包括玛丽亚·安东尼娅在内。警察还在“七·二六运动”分子居住的地点搜出了5支步枪和4支手枪。另外，警察还在重点抓捕一位“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格瓦拉先生”。此前在伊尔达·加德亚的公寓里，警察搜出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著作”，还有一个墨西哥和一个苏联学院的学生证，据说切·格瓦拉曾在苏联学习过俄语。所幸，格瓦拉并不在城里。
6月24日，墨西哥警察从“七·二六运动”分子来不及销毁的纸片上发现了圣罗莎庄园的秘密，那里是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营地，当局决定将其包围消灭。随即监狱当局将此事告知了卡斯特罗。他不想让远征队伍遭到不必要的牺牲，决定同警察和武装人员前往圣罗莎庄园，目的是说服他的队伍不必作无为抵抗。当警车快到达目的地时，卡斯特罗突然跳下警车，提前到达圣罗莎庄园，切·格瓦拉发现了他。他们商议后，决定全部投降。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员躲藏在田野和山区地带，其余人员均被捕。在逃脱的人中有劳尔·卡斯特罗和巴约将军。巴约将武器全部藏在了松树林中，但他也决定脱离“七·二六运动”，从此过隐居生活。
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被墨西哥警察抓捕的事件，立即成了世界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甚至成了爆炸式新闻。其中有报道这样写道：“墨西哥城，1956年6月25日（美联社）：……据联邦警察得到的口供，被捕者正在策划谋害巴蒂斯塔将军的生命。另有15人后来在埃拉斯莫·里韦拉的庄园被捕，其他人逃跑……”
关于卡斯特罗被捕后的言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写及：“墨西哥，7月3日（合众国际社）：……卡斯特罗被指控在墨西哥土地上设立训练营地，他拒绝承认集结人员的目的是结束巴蒂斯塔的生命：‘仅仅消灭一个人不解决问题。这是绝望的措施，得到全国支持的革命者不会使用它……我们在动员整个民族，形成扫除独裁和产生独裁根源的运动。’……‘七·二六革命运动’，菲德尔说，‘为把古巴变作自由的、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奋斗，在那里每个古巴人在办公室、在工厂或田间体面地劳动和生活……’卡斯特罗签署的一份文件宣称：‘三个同志在波西托监狱受到残酷折磨，他们遭到拷打和被淹没在冷水罐中’……俘虏们被关在内政部的拘留中心，即将被转入普通监狱……司法部门指出驱逐出境的审理工作将由墨西哥法院进行，案程要几个月……”
当卡斯特罗在狱中受审时，拉斐尔·莱夫里哈律师愿意出面为他们辩护，而逃脱后的劳尔也急忙来到奥尔基德亚·皮诺家转移武器和重要文件。与此同时，安东尼奥·德尔孔德（埃尔奈特）和丘丘·雷耶斯将一些军用物资安全转移到奥兰多·德卡尔德纳斯家中。
7月1日，劳尔和埃克托尔·阿尔达马、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联名在墨西哥报刊发表题为《我们不是丛林狼，不是罪犯，也不是雇佣军》的文章，为被捕者辩护，并急忙展开营救工作，还托人请有名望的律师辩护。然而，古巴政府当局提出引渡卡斯特罗等27名被捕人员。这时，墨西哥原总统卡德纳斯将军受律师委托插手此事，并积极与墨西哥政府交涉。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7月2日，拉瓦列·富恩特斯法官宣布释放被关押的“七·二六运动”分子。对此，7月4日的《至上报》报道说：
“警察指控他们策划起义反对巴蒂斯塔总统。为证实指控，他们出示了几样物品，包括几枝手枪和老式步枪，而这些都被认为是无害的。3名古巴人在臭名昭著的波西托监狱受刑。值得热烈庆幸的是联邦司法部门粉碎了——尽管有些迟——名不副实的墨西哥治安警察的一个阴谋……”
然而，墨西哥警方仍然以卡斯特罗是策划主谋、切·格瓦拉是非法留在墨西哥的阿根廷人、卡利斯托·加西亚签证不规范为由，将他们关押在监狱。另外，当局还指控卡斯特罗正在策动一次共产党谋反。在墨西哥有声望朋友的帮助下，他在狱中作了陈述和自辩。他对此说：“……他们立即公布了只有古巴大使馆能够熟悉的材料，还愚蠢地说我进入墨西哥使用的是由拉萨罗·佩尼亚和隆巴尔多·托莱达诺的帮助得到的护照……自然，在古巴所有了解我的人眼中，指控我为共产党是荒唐的，他们都清楚，而且众所周知，我的历程中与共产党没有任何性质的瓜葛……古铁雷斯·巴里奥斯上尉亲自向我宣读了经过一周细致调查后提交给墨西哥总统的报告……这一报告的摘录刊登在《至上报》上。文中说：‘联邦安全总局强调七·二六组织与共产党无联系，也没得到共产党帮助’……既然，1940年选举时巴蒂斯塔先生就是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既然他的选举海报上画的是镰刀斧头，既然他同布拉斯·罗卡和拉萨罗·佩尼亚的合照到处可见，既然他现在的一些部长和亲密合作者无不是共产党中卓越的成员，那么现在他有何品德对共产党评头论足？巴蒂斯塔是1940年选举中共产党的正式候选人，他的现政府中有无数共产党人……‘七·二六运动’保持着全部力量的纯洁性，面对分裂我们、迫害我们、一个个地杀害我们的独裁，它公开宣称需要联合所有的人，集中所有武器和动用所有资源。力量分散就是革命的死亡，所有革命力量的联合就是独裁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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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捕与释放（3）
卡斯特罗在狱中与巴蒂斯塔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这次远征古巴的计划遭到破坏，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信念和远征计划，他将继续沿着自己认定的革命道路走下去。虽然他崇拜和向往赤色的革命，但他并不标榜自己领导的革命是赤色革命。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格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他们除了下象棋外，就是谈论书籍。卡斯特罗虽然是烹调高手，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在狱中吃的最多的是面条。除此之外，他十分关注外面的局势，并想方设法与外面的同志秘密取得联系，了解工作情况，并对“七·二六运动”的工作进行指导。他在7月间致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的一封指示信中写道：“亲爱的JMM，必须支付的到期费用和其他开支，这使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你所建议的在最近一次旅行中要开发的资源……来看过我几次的坎迪多·德拉托雷表示愿意从古巴立即、安全地汇款5万美元。考虑到这笔钱来路不明，我告诉他宁肯另寻出路，因为它的来源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另外，迈阿密的人已与他接触，询问我们的情况，十分有兴趣协调各项工作和进行合作……我同意团结所有人员、所有武器和利用所有资源，因此，我请求通知你……我绝对诚实地认为：我想，无论如何，有可能取得一次有把握的、惊人的胜利……在留给我们的狭窄而困难的活动范围内，我们不得不接受……他的联络点：电话——353244。”
卡斯特罗在信中所说的“迈阿密的人”是指卡洛斯·普里奥。他在信中继续指出：“……首先，关于紧急贷款5万美元、偿还期30至45天事宜，需要坚持贷款的特点和确保归还……坎迪多·德拉托雷已被告知关于我们计划最机密的方面。应该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现状，正视这种可能：即我们不得不留在国内，被迫每日去政府秘书处（内政部）报到；要看到离开国家的可能，这涉及一系列复杂步骤。毫无疑问，先要掌握资金，便可挽救一切，相反，一切便付诸东流。紧紧拥抱你。菲德尔·卡斯特罗。”
7月24日，卡斯特罗再次致信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他在信中强调说：“JMM绝对不可张扬，这是绝不可少的条件……告诉他一切处于停滞……可以告诉他我们登陆古巴的打算……若需要，可提前几天，以便把全部力量吸引到我们这边，而他可以从另外一点到达……”
于同一天，卡斯特罗被监狱当局宣布释放。一出狱，卡斯特罗立即投入到远征古巴的准备工作中，他绝不会放弃远征计划，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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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前夕的部署（1）
卡斯特罗出狱后，全身心地致力于远征的组织工作，积极筹措资金和购买武器。
1956年8月初，“七·二六运动”的联络员弗兰克·派斯从古巴来到墨西哥向卡斯特罗汇报国内的工作情况。他说组织远征还为时过早，认为计划中采取行动的核心尚未成熟。另外，在武器方面，他认为单靠夺取狩猎俱乐部的仓库里和当地警察所的武器是不够的，贿赂海军也不能满足补充需要。总之，圣地亚哥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
卡斯特罗听完弗兰克·派斯的汇报后，强调起义的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不要顾虑重重，并重申了棕榈树公园宣告的“1956年，不自由，便成仁”。他还要求弗兰克回国传达他的指示，争取一个月内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9月底，弗兰克再次来到墨西哥，向他报告圣地亚哥的起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了配合远征行动，到时将在国内各地制造混乱，以此吸引和分散巴蒂斯塔的军队，使远征队伍顺利登陆。他听后很高兴，并任命弗兰克为“全国行动队长”，领导国内的起义工作。
这时，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加紧组织远征队伍，选择新的训练营地，并相继在韦拉克鲁斯河口、哈拉帕和维多利亚城秘密建立了训练基地。与此时同，他还得知切·格瓦拉和加利斯托·加西亚于8月中旬被释放，但很快又被墨西哥当局驱逐出境。
此时，卡斯特罗听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即将进攻古巴的传言，但他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然而，巴蒂斯塔政府的警察局长萨拉斯·卡尼萨雷斯发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攻击，诬陷说他与特鲁希略相互勾结，正在策划颠覆政府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他立即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了有力反驳。他写道：“分隔我们与巴蒂斯塔的意识形态和道德鸿沟同分隔我们与特鲁希略的是一样的。特鲁希略独裁者惟一喜欢的就是保持巴蒂斯塔当政。必须认清这一阴谋。若真的存在一个特鲁希略、普里奥和我们之间的谋反契约，这将意味着一个外国独裁者对我国内政的赤裸裸的、可耻的干预。对政府来说，要么辟谣，要么对特鲁希略宣战，以捍卫国家的荣誉与主权。当局必须坚决揭露，或者予以否定……”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积极与国内的同志联系远征古巴的登陆点，并加紧推动远征的进程。与此同时，他还与路过墨西哥的“革命领导委员会”负责人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进行会谈，达成了有关协议。另外，他在8月30日将《墨西哥书简》最后定稿，这份重要的稿件成了“七·二六运动”的文件。《墨西哥书简》中的几条重点如下：
“5外国独裁者拉菲尔·来昂尼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