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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特罗为他的家事极其痛苦的日子里，在致路易斯·孔特的信之前，即7月26日他领导袭击蒙卡达兵营一周年之际，他在狱中与突然来访的三位部长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三位部长是司法部长加顿·戈多伊·洛雷特·德莫拉、财政部长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和内阁部长拉蒙·埃米达·安托尔查。他们此次谈话的内容在卡斯特罗于7月初写给路易斯·孔特的一封长信中，他在信中描述了他与加顿·戈多伊和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两位高官的谈话情形。他在信中写道：
“路易斯，大约13时15分，我穿着裤衩在牢房中躺着看书，这时传来看守要我注意的声音。没等我反应过来，进来了司令和两个身着‘德里斯100’斜纹亚麻衣服的先生……看守说，‘卡斯特罗，加顿·戈多伊和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先生要认识你，问候你！’我回答：‘好，你们应早些通知我，使我衣冠整齐些……’‘我们想知道他们如何对待你。’洛佩斯·布兰科说。‘困难很多，但我从未想像到监狱会像一个旅馆和宫殿。’围绕无关紧要的话题对话五六分钟，他们便告辞。临走时，司令宣布：‘卡斯特罗，内阁部长在此，想与你谈谈，不知先生你如何接待他。’‘司令，我不是一个毫无教养的青年，不用担心他会做出无礼举动。现在，部长先生的一些言论使我备受伤害；若能与他谈话，唯一要做的是请他进行赔罪。’司令反驳说：‘我想最好先生不要谈论这一问题。’‘那么，司令，我最好还是不见部长。’”
卡斯特罗在信中继续写道：“尽管如此，五分钟后，部长进来，十分友好地伸出手。‘卡斯特罗，希望你明白我不是你个人的敌人，总统更不是。我对你毫无成见，我仅仅是一个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的公务员。你们坐牢是由于法院的判决，在这方面，我的使命仅仅是维护法律的执行……’我默默地听着。我说：‘你的一些讲话使我受到伤害，这些讲话怀疑我道德的完美……我的一位亲属原是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他完全与我的意志和观点无关。现在你们又把另一个与我更接近的亲属放在政府人员的名单中。先生永远不应利用这一现状攻击我的家庭和试图破坏我的名声。我被关押，我无法为自己辩护，我甚至无法用我的能力去证明在此问题上我完全的无辜，也不能追究这些公务人员利用家属条件如此不公正地反对我的责任。国库里全部的几百万都无法诱惑我！怎么能用类似的阴谋玷污我的声誉？’于是部长宣布：‘好了，卡斯特罗，我知道此事的责任在小拉斐尔，他行事永远像个不负责任的孩子，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保证……’‘好了，部长，我接受你的解释，我保留恢复自由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澄清的权利。总之，我承认，对你来说，想部分弥补这一冤案是对的，你理解到对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进行侮辱是不可原谅和宽恕的。’他又要求我别着急和保持平静，告辞后走了。”
卡斯特罗此次与内阁部长埃米达的一席谈话，导致了巴蒂斯塔政府内阁的一场危机，尤其是激怒了米尔塔的哥哥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于是发表公开信严厉指责他的上司内阁部长与“犯罪企图组织者”的此次会谈，同时谴责了埃米达部长侮辱了国家武装力量和在七·二六奇袭中死去士兵的英名。由于上述因素，最终导致了拉斐尔和部长埃米达的辞职。正如1954年8月号《波希米亚》杂志上载文说的：“一件奇特的事发生了，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发生了巴蒂斯塔的内阁危机……”但是，巴蒂斯塔亲自出面很快平息了此次危机。
另外，在这期间，由于军事情报局截获了纳蒂写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当拉斐尔得知消息后，立即指使手下将卡斯特罗写给米尔塔的信送给纳蒂，同时又将截获的纳蒂的信送给米尔塔。这样一来，使他们夫妻的关系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离婚已经无可避免。
在大赦免中出狱（1）
1954年9月间，在梅尔瓦和艾德的积极努力下，找到一家小印刷厂，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印了27万份，并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大部分运往奥连特省散发，另一部分在10月间通过奇瓦斯的私人秘书孔奇塔·费尔南德斯运到美国纽约散发，随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监狱方面允许劳尔来到哥哥卡斯特罗的牢房，并陪伴他。这样，使他的监牢生活有了一些改善，增添了一点色彩。然而，当9月3日他在狱中得知“囚禁在皮诺斯岛的菲德尔和劳尔的父亲、庄园主安赫尔·卡斯特罗·阿希斯的家烧了……”的消息后，心中立即布满了阴云，心境又坏到了极点。这时，他在精神上面临着家庭灾难和婚姻破裂的双重打击，他感到一种巨大的痛苦。但是，他很快从这种痛苦中挣脱出来，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善于战胜痛苦和困难的意志。这可以从他在1954年11月29日致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看出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姐姐，你对离婚的见解使我高兴，特别是你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我的嘱托。关于孩子，我保留我的观点……我同那些人之间有一条鸿沟……我以要求离婚的同样决心迎接各种耻辱；儿子毫无道理的离去使我难过，我将不惜任何代价，以同样的决心把他赎回……总之，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要把孩子从我身边夺走，必须先把我杀死，即使杀死我……我一思考问题，便失去理智……星期六等你……”
12月8日，卡斯特罗在写给利迪娅的信中仍然谈到了儿子的问题，看来能否在离婚中得到儿子对他十分重要。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姐姐，佩拉约和何塞·曼努埃尔（均为律师）在这里的那一天；我告诉他们只要先把孩子带来，并在我指定的中学注册，接受我的监护，我将做出让步。否则，我们将提出诉讼。他们告诉我另外一方会提出异议，理由是我正受到法院的制裁……我回答他们说关于这一点，完全不用为我担心，法院以令人起敬的借口对我进行判决，把我投入监狱，我为此感到荣耀……我毫不妥协，如果归还我那被劫持的儿子，我将以足够的君子气度避免一场令人不快的官司；我也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任何必要的地方。如果他们幻想着我会同意他们把这孩子养成一个寄生虫……他们的心灵将对他们的行动，对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人道的和卑鄙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你兄弟的热烈拥抱。菲德尔。”
卡斯特罗在狱中除了处理家庭的问题外，也十分关注追随他的革命同志。1955年1月1日，当新年第一天来临的时候，他在狱中得知曾参加袭击蒙卡达兵营而流亡到墨西哥的尼科·洛佩斯因身陷困境、打算与卡利斯托·加西亚一道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致信尼科·洛佩斯，提醒和关切地说：“假如你们到达时他们没有对你们进行拘留，为避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们可以自由地、自愿地到圣地亚哥紧急法院里，找到包迪略·卡斯特利亚诺斯，他将为你们辩护……就说你们需要的是与被关押的战友同样的命运。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我随信附上声明，供你们到达前签名后寄给CMQ电视台、米格尔·克韦多、孔特·阿圭罗、帕尔多·利亚达、广播联盟、曼努埃尔·帕拉西奥·布兰科、《自由新闻》、《世界报》和《国民日报》……”
另外，他还在信中告知说：“……案件将重新审理，我们将震动全国……就在总统就职前。当所有声音都呼吁赦免我们时，这将是一次可怕的心理打击。你要把这一计划告诉所有你认为合适的流亡在外的战友。但是，请注意，这作为你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请求你不要忘记最根本的慎重……”
现在的卡斯特罗在行事问题上已变得相当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凭单纯的冒险精神行事，这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另外，请人转给在袭击蒙卡达兵营时牺牲的雷纳托的父亲雷内·吉塔特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不再给你写信更为慎重，因为官方的无耻使我们失去信任。尽管先生是本市如此深受我们大家爱戴、尊重、敬慕的人，你为什么会相信当发现与我频频通信时，他们会不去打搅你？……小伙子们很容易激动……因为一张相片……在这里要装作我们之间不存在丝毫联络；但任何佩德罗（米雷特）对先生可能的暗示将向新闻检查暴露我们正在联络……”
关于赦免的问题，卡斯特罗在3月13日致利迪娅的信中，用坚定的语气对当局说：“我过去没有请求，现在也不会请求赦免。我有足够的尊严在此度过20年或者早早死于愤怒。现在，至少要允许我彬彬有礼地、不时地让一些人滚蛋，让那些无孔不入地寻找借口扰乱别人安宁的人见鬼去吧……”
巴蒂斯塔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古巴总统，实际上是攫取了总统宝座之后，随即宣布大赦。关于赦免的问题，卡斯特罗在1955年3月19日致路易斯·孔特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波希米亚》杂志将此信加标题为《关于赦免的信》，并发表在该杂志的“自由论坛”专栏上。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好朋友，既要良知不叹息，又能保持沉默，这是不可能的……广大民众表示赞同释放我们，毕竟根源是来自群众固有的正义感……围绕这种感情，弥漫着蛊惑、虚伪、机会主义和恶意。（……）有人叫嚷‘连蒙卡达的人也包括在内’。怀疑、犹豫，但你们知道吗……若进行一次民意测验，99％的民众要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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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赦免中出狱（2）
他在信中还写道：“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是如此奇特，当众称我们为杀人犯，私下里称我们为绅士；当众，他们激烈地抨击我们，私下里又来与我们交好。有一天，一位上校赠送我一支雪茄、一本书……另外一天，来了三位笑容可掬的部长……政府宣布只要被关押和流亡者放弃自己的立场，只要能达成支持政府的默契就可得到赦免。现在该我们也以爱国热情对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束缚做出回答了……他们把我们当做人质，就像纳粹在被占领国家……为换取我们的自由，我们绝不会舍弃哪怕一点我们的尊严……经过77年的英勇斗争，提坦的英灵将在我们中间看到他的精神后代……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信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同时也引起了监狱当局的不满，并宣布禁止他30天不得与外界交流，这等于又将他与世隔绝。这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卡斯特罗被监狱隔离的消息，其中《马路报》和《波希米亚》杂志载文，还有电台广播均呼吁当局解除对卡斯特罗的隔离。另外，有一家媒体道出了监狱的状况：“就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一样，利迪娅和埃玛·卡斯特罗去看望兄弟……等待她们的是彻底的拒绝……看来形势难以维持……一切表明应立即把战士们转移到拉卡瓦尼亚（哈瓦那）监狱……这样才能履行古巴圣地亚哥紧急法庭的判决所指定的这座军人监狱。”但是，因为来自社会呼声的压力，监狱放松了对卡斯特罗的隔离。
除此之外，由于与卡斯特罗有深交的律师阿斯皮亚索和雷森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的法律草案，而在草案上签名的有两万余人。该草案经议会激烈讨论，终于在5月2日获得通过。这样一来，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不久便可出狱，重新获得自由。
卡斯特罗得知此消息后，对自己出狱后的生活有了设想。他在5月2日致姐姐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说：“亲爱的姐姐，关于同意租赁一套小公寓的电报已发出，我这样做是因为看到你为75比索的租金已如此兴奋不已。我在脑海中的想法是一间作为类似的办公室，处理我的事务，另一间只供我们四人居住（指利迪娅、埃玛、劳尔和本人）……舒适方面，若不是必需某种体面的话，请相信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会满意，睡在一顶席子上，再加一个盛衣服的箱子。吃饭只要一盘萝卜或土豆，我会感到就如以色列人的一样可口……我就这样学会了生活……物质生活对我的诱惑越少，我将会更独立、更有用……我将穿着毛料灰西装离开这里，尽管它已旧了，而且正值盛夏……人不可貌相，我很穷，我没偷过一分钱，我的一生已交给一种事业……当我重新面对所有生活琐事时，我可能会感到缺少了监狱的安静。人无满足，但在这里至少收款人不会来打搅。经常受这些人逼迫的巴尔扎克可能会对这种环境感到很好。但愿不要像预感的那样，走到街上时想念监狱！说得太多了……”
5月15日，对卡斯特罗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更是让他终生无法忘怀的日子。同时，也是令社会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是他和蒙卡达分子被释放出狱的日子。他在狱中近两年的苦难境况终于可以结束了，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当天下午13时零5分，卡斯特罗和他战友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恩里克·卡马拉·佩雷斯、奥古斯廷·迪亚斯·卡塔亚、阿曼多·梅斯特雷·马丁内斯、奥兰多·科尔特斯、马里奥·查韦斯·备阿马斯等一起走出监狱。这时，等候在监狱门口的家属、亲友、支持者和记者们都一起围上来，有些人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这时，卡斯特罗提出与佩雷斯·迪亚斯中尉道别。当中尉走过来时，他热情地拥抱他，并说：“我希望这一举动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一个绅士……我不把军队当做敌人，而是对手……”这使中尉十分激动，并表示谢意。随后，他转身向围住他的群众和记者发表声明说：“我感谢记者先生们，你们如实记录了这一场景，以你们所熟悉的客观事实……”接着，他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一一拥抱了患难与共的利迪娅、埃玛、胡安娜、奥古斯蒂娜、梅尔瓦和艾德等，并流下真情的热泪。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这时，卡斯特罗成了古巴最受关注的焦点人物，甚至成为古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无数欢呼群众的簇拥下来到记者招待会的地点。当记者问到他是否会留在古巴以及今后的计划问题时，他充满激情地用有力的声音说：
“我想留在古巴……许多流亡者在回国前等着看看我们将发生什么，看是否有保障。我们很愿意当作实验品……至于我的计划，我什么也不奢求。我将与我的战友一起分析国家的政治形势，然后行动。很可能我们要与国内所有的政治运动进行接触……至于正统党，我一直是该党党员，我想表示的是重建的团结使我们十分高兴，我们认为确定劳尔·奇瓦斯作为其领袖是一次巨大成功……我们的标准是在革命的奇瓦斯主义的口号下，团结国内一切高尚的力量……既不是制宪会议，也不是各党派人士，而是联合的反对派重新确立11月选举程序。（……）除了大选没有其他方式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民主……我们拒绝恐怖主义的行为，因为那是不人道的、反革命的，间接地为政府服务。我们的路线是动员群众，而不要阴谋诡计……”
在大赦免中出狱（3）
这是卡斯特罗出狱后，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和政治主张。他的讲话引起了很大反响。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们散发了他和他的战友致古巴人民的宣言。随后，他回到蒙塔内家中休息。
由于卡斯特罗们事先拿到了当夜八点钟的船票，天擦黑时，他和大家步行来到拉斯卡萨斯的码头，然后乘停靠在那里的唯一汽船离开皮诺斯岛。次日天刚亮，他们到达巴塔瓦诺码头，这是哈瓦那省南部的一个渔港。早晨7时许，他们从港口乘上了开往首都哈瓦那的火车。火车迎着初夏的朝阳，鸣着悠长的汽笛奔驰在辽阔的旷野上。
卡斯特罗由此踏上了他的新的革命征程。
创建决定性运动（1）
当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哈瓦那车站时，月台上站满了举着古巴国旗的正统党和大学生联合会的重要领导和代表，他们在这里迎候卡斯特罗们已经多时。在火车刚停稳时，立即响起了嘹亮的古巴国歌。
当卡斯特罗从车窗探出头来向迎候他的人们挥手致意时，激动而又欢呼的人群抓住了他，并将他从车窗里抱出来，扛在肩上欢呼。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场面。
卡斯特罗到达哈瓦那后，便住进了23街的姐姐家中。同时，这里云集了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希望团结在他周围。由此可见，他成了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政治家。
虽然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的当天上午接受了当局的一次传讯，但他仍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活动。之后，他积极而秘密地寻找着可以团结的同志，同时并不轻易否定一些组织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有反政府的倾向。不过，据马克斯·莱斯尼克回忆说：
“我以独立的身份找他谈话……目的是组织一个运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精神力量……放弃以往的政治，同现有的受菲德尔影响的党派决裂，聚集——这个词很重要——所有决心反对独裁的人。如果巴蒂斯塔政府能支持一个民众主义的运动，或者甚至是人民民主运动的话——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44年发生了——那样的话，就没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
之后，在马克斯·莱斯尼克引荐下，卡斯特罗与在大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力的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进行了一次谈话，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