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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历史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孔子儒家学说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占有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政无门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动。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认可，在民间一天天长大，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气候”，再到官方重视、重用，不过是一桩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除教育活动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于他的超常智慧。他通过编订文化典籍的方式将儒家学说既零散又系统地融于《易》、《春秋》、《诗》、《书》、《礼》、《乐》等书之中。后人只要阅读这些早已流传的经书，那么，就将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在秦始皇实行最为惨烈的文化浩劫——书之时，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却能以占卜之书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对《周易》进行过一番精心的改造，据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在其他诸子百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之时，儒家思想虽也处于低潮，却依凭凝聚了儒学之精华的《周易》一书得以继续传承，学术源流从未有过停止与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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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7）
汉初统治者虽重黄老的新道家学说，但并不排斥儒学。有着广阔民间市场的儒学很快就在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复苏了，发展到堪与黄老学说分庭抗礼的地步。据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所记，汉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绝大多数就是儒生。
儒学虽无开拓、创业的探索精神，但它积极用世的内容却极适宜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就连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儒者可以守成”。儒学愚民思想可让底层人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它的等级秩序将民众划分为森严壁垒的级别各自相安，它的仁义礼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不敢越轨，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回避矛盾的处世原则，它的怀念远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给人一种虚幻的安慰，它残留下来的宗教痕迹使得人们将它视为社会人生的一种准宗教信奉不渝……于是，当西汉中期之时，社会生产发展到较为繁荣的程度，“可以守成”、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理所当然地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儒学，在退出昔日的主流地位后沉寂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粉墨登场，进入了喧嚣的历史中心。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便一脉相承、始终不渝衷心信奉，并将它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
汉武帝刘彻那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一种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必然。
四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董仲舒身上。他在完成策对之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对其中的思想观点及建议措施都非常的满意。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对“天人三策”不仅激赏，而且及时、严厉地采纳施行。然而，汉武帝却并没有因此而重用他，连在中央的位置也没给安排一个，而是将他派往诸侯国江都为相。
汉武帝征召贤良之士的目的，就在于量材录用，以佐其政。董仲舒排名第一，策论又好，却为何得不到皇上的重用呢？这真让董仲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辈子盼望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权力的中心位置一展宏图。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发挥、施展的机会，可皇上只对他欣赏，却不愿委以大任。于是，他的心中涌过了一股难抑的失落与惆怅。
他想不通，也许，是因为江都王的缘故吧？汉时江都，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封到那儿的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喜好武力，崇尚冒险，为人骄横，颇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味道。很有可能，汉武帝派他去当江都相，是想依靠他以儒家礼仪去束缚、纠正易王的过错，从而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如此说来，也可以认为这是汉武帝对他另一种形式的重用。也只有这样解释，他的内心才能够得到一点安慰与平衡。
君命一声如山倒，皇上圣旨一下，董仲舒无法违拗，只得满腹心事地离开长安，赶往江都赴任。
他一上任，就用自己熟知的那一套儒家礼仪来约束易王刘非，劝谏他遵循儒家的等级秩序、尊卑观念。董仲舒自“天人三策”一出，已是天下闻名，易王也不敢对他非礼，只得表示敬重，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一时间，王相之间也能相安无事。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公羊学之精义，于儒家典籍之外，还涉猎了法、墨、道、名、阴阳等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以融会贯通，特别是对阴阳五行学说，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因此，他除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治理百官外，还常常用阴阳五行学说处理政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江都求雨、止雨。
董仲舒在江都为相的第二年，境内突然下起了连阴大雨，一时间，江河灌满，农田受渍，可大雨仍下个不停，没有半点止息的迹象。如果大雨继续不止，不仅农作物受损减产欠收，弄不好还会发大水闹洪灾。老百姓急了，大臣们也急了，董仲舒更是焦灼不安。无奈之际，他便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研究不辍的阴阳学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何不将其运用一番呢？于是，一番推演过后，董仲舒想出了一个法子，以阴阳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原理止雨。他认为雨水连绵属阴气过盛，阳气衰弱。若要止雨，就得张扬阳气、收敛阴气，使得阴阳二气势力均衡。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天人本为一体，只要人间有所行动，上天就会感应，反之亦然。女为阴，男为阳，开阳而闭阴，“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如此一来，阴阳就能得以平衡，雨水就会自然而止。于是，董仲舒要求官吏们将妻子藏匿家中，女子不能随便出来走动，所有水井也要统统盖住以防阴气泄漏；而男子们则身穿红衣、头戴红帽、腰系红带，大力张扬阳刚之气；还打扫社祠，摆上牺牲，由巫祝在一旁祈求上苍止雨。按照董仲舒的预先安排，这一活动要进行三天。可是，还只第二天，一直阴沉着的天空似乎真的有所感应，突然间云收雨霁，一片晴和。百姓自然欢呼雀跃，而董仲舒的声名更是传遍江都王国的角角落落。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8）
董仲舒运气真好，他这一套巫术般的装神弄鬼正巧赶上了雨将止息的时刻，结果博个得满堂彩。更为幸运的是，此后，他继续运用相生相克的五行原理求雨，“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仍是止雨那一套“把戏”，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又获成功。他的止雨、求雨分别选在久雨必晴、久晴必雨的时刻，因此颇为灵验。这种灵验与他的那一套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这种偶然偏巧全让他碰上了。于是，在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情况下，董仲舒满怀虔诚之心，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儒学的改造。
董仲舒治理江都，经过他的一番艰苦努力，确也达到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兴盛景象。然而，他的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反而因为江都王刘非而获咎遭贬。
董仲舒想用儒家的那一套仁义礼德学说影响、束缚易王，可刘非从小养就的武人气质远非董仲舒几句不关痛痒的言语所能改变。其时，汉匈关系恶化，匈奴多次骚扰汉朝边境，好勇尚武的刘非多次主动请缨，要求带兵攻打匈奴，但武帝始终没有答应。刘非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赫赫战功，他手下又有一帮有勇有谋之士，对汉廷一直构成潜在的威胁。平时，他也不太买武帝的账，颇有点我行我素的味道。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易王刘非又上书武帝，请求出兵进击匈奴，以平汉民心中长久淤积于心的愤恨之气。武帝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朝政相当反感，可一时又奈何不了他，便将满腹积怨一股脑地发泄在董仲舒头上：当初寄予厚望派你去当江都相，不就是希望能够匡正、劝谏易王循规蹈矩、忠心朝廷的吗？可易王不仅没有改变，还有点变本加厉了，你这个相国到底是怎么当的？！汉武帝一恼怒，就撤了董仲舒的江都相之职，将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一个没有固定责任的闲职。
董仲舒回到长安，怎么也闲不住。拿了皇上的薪俸，当然得干活才行，没有具体政务，就将他的一套《春秋》政治学说传授给汉武帝的近臣吾丘寿王及太子刘遂等人，同时还进行春秋公羊学理论与社会政治实践相互结合的探讨与研究。
董仲舒从“灵验”的求雨、止雨活动中得到启发，将这种思维方式推而广之，以《春秋》为据，把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与社会的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相互推导、相互求证。没有想到的是，他差点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晚上，董仲舒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前些年发生在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便殿的失火事件，一时间，他不禁神思飞扬、灵感倍增，便以此为例，运用《春秋》中的灾异论分析、推演了一番。他认为之所以发生宗庙烧毁的非常事件，原因就在于朝政积弊未除，皇家宗室骄奢淫逸。而挽救的措施就是秉承天意，清明朝政，铲除朝廷内外的擅权作威之人。他一边分析推理一边顺手记下，乃至通宵达旦，才写成一篇草稿。然后，他走出门外，呼吸着清早的新鲜空气，沐浴着初露的晨曦，一边漫步一边继续推敲不已。
凑巧的是，与董仲舒来往密切的同事、中大夫主父偃一大早就前来拜访他。仆人让主父偃等候，他不禁慢慢地踅进董仲舒的书房，往书桌上一瞧，一眼就发现了一份刚刚草就的手稿。拿过一看，上面的内容不禁吓得他心惊肉跳。稍稍镇静，具有小人邪恶心理的主父偃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将这份“灾异之记”的草稿偷偷塞进怀里不辞而别，然后密奏朝廷将董仲舒告了一状。
汉武帝看了这篇草稿，也不想贸然处理，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急召当朝贤良，传阅草稿，征求他们的意见。草稿没有署名，也没有誊写，字迹随意，一时难以分清何人所作。传到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手中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则“灾异之记”出自恩师之手，就揣摸皇上的心理，针对其中的内容大加挞伐，认为作者不明事理犯上作乱，表面上是引经据典，实则是对经典的亵渎与歪曲。其他学者也一致附和、赞同吕步舒的抨击。于是，董仲舒被打入监狱。若以妖言惑众、下级诽谤上司等几条罪名而论，按当时的刑法，足可将董仲舒判个死罪。后来，汉武帝看在他那份卓越的“天人三策”分上，才下诏赦免了他。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9）
不久，董仲舒又重获启用，官复原职。这时，江都王刘非去世，新主刘建继位，汉武帝又派董仲舒复出江都再次为相，辅佐少主。刘建从小作恶多端，对董仲舒的劝谏与辅佐根本就听不进去。为吸取上次汉武帝迁怒的教训，董仲舒主动请调，转徙胶西王国为相。胶西王刘端虽然能够善待他，但两人的合作也不愉快。后来，董仲舒看出刘端骄横暴戾图谋不轨，而自己又无法扭转，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惹出杀身之灾与灭族之祸。惹不起躲得起，想到这些年伴君如伴虎的宦海沉浮，董仲舒对从政一途已然心灰意冷。于是，他向武帝递上辞呈，请求告老还乡。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董仲舒的从政经历与孔子似有不少相同之处，孔子与其弟子到处碰壁，还不时遭受驱逐、围困与饥饿的“纠缠”；而董仲舒则是不受重用，每到一处，都与别人合不来，无法和谐相处，结果空有一腔大志，不得不主动引退。学术与政治，严格说来是两条不同道上跑的马，而孔子与董仲舒硬要将它们生拉硬扯在一起搞什么“拉郎配”，最后受到戕害的只能是学术。他们相当狼狈的从政之路，也从某一方面证明了儒学与政治的不合时宜。可是，他们却不明其理，一心想着为君王服务，为朝廷效命。自己从政不达，还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后来的儒者身上。
董仲舒回到长安老家后，“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与早年对学问的学习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著述为主，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结晶形诸文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辞官居家后写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场，那些流传至今的总结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许在它们还没有问世时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来，士以不遇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系，感慨万端，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其中的“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心之忧矣，不期禄矣”等句正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左右，董仲舒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老死家中，走完了既热闹又寂寞、既坎坷又平坦、既伟大又可悲的一生。
五
我之所以跳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圣人孔子，通过董仲舒来叙说儒教，是因为以我的一管之见，认为董仲舒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孔子。
此前我们已有所论，孔子并非原始儒学的创始人，他不过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宗教性质的原创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他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儒学之根基，但也不过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而已。即使我们承认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也不过如墨翟之于墨家，老子之于道家，韩非之于法家，惠施、公孙龙之于名家，邹衍之于阴阳家而已。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本家学说中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突出与炫耀之处。如果不是将儒家定于一尊，儒学虽属显学，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里去。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重要的诸子学说之优劣做过一番相当客观、颇有见地的分析比较：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上可以看出，司马谈最为推崇的还是与时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后却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数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手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这样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讦、拆台的对手才能想得出来。董仲舒说出了封建君主想说而无法形诸语言的内容，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命运就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决定了。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因此，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的正宗、代表及落脚点就在董仲舒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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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0）
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唯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学在董仲舒之前还只能算是一门学问，而一旦定于一尊，就成了一种“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发展与创新，比如佛教、基督教、###教，它们的教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后人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信奉。当然，为了适应时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旨的框架与规范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人们之所以将儒家、儒学称为儒教，也在于它具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似有两件，一是向汉武帝提建议，另一件便是将一辈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之上，并用它对儒家的学说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学成为世俗儒学，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则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沦落”为统治者的一门地地道道的“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伦理、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阐述：
一、天人感应。这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原理为基础构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和五行之气，人生活在地面，与天隔着一层气，气是天和人的中介，人与天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