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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保长可就地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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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赣南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文盲的标准是年龄在12岁以上40岁以下,识字不满500个的城乡居民。据粗略统计,全区11个县文盲总数达530192人。
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的是保甲制度。为了扫除文盲并宣传抗战,蒋专员在各保甲普遍成立了“读书会”,并培训任教干部。县设扫盲委员会,区设扫盲分会,保设扫盲处,甲设读书会,会长由甲长担任,负组织召集之责,另设副会长,由识字的人担任,负责组织学习。主要教材是以爱国思想为内容的,第一课的课文是:“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要爱中国。”
他又命令没念过书的成年人都要参加扫盲识字班,每十家为一组,强迫大家每天花两小时读书、写字、做算术、通晓时事。他用粗纸印出简单的教材,有时候一个村子只够配到一份教材。
小蒋下乡视察时,穿着普通的棉布衫,走到哪里都会检查老百姓的作业簿,听他们念念书,还会检查巡回老师填写的成绩单。有位美国记者跟他一起下乡,看到村民向他下跪,小蒋立刻扶起他们,说:“别跪!别跪!”
从1942年2月1日起,扫盲运动在全地区11个县普遍展开。每到晚上###点钟,各县市大街小巷、乡村角落,无不灯影幢幢书声朗朗。经过一年左右的扫盲,许多地方每一入学文盲,都能识单字500以上,背诵课文数十课并能随手写字抄书,脱掉了文盲帽子。南康县的文盲全部扫清,闭塞的崇义县扫清90%,全区文盲530192人中,有503088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成绩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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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1)
当时在赣南对吸鸦片和其他犯罪分子,都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针对各种罪犯成立了“强民工厂”、“新人学校”、“妇女工厂”。这是一根藤上的三个瓜,后来三合一,1942年小蒋下令将三个工厂合并为“新人学校”。在那里既读书又劳动,不实行体罚,以培养“学员”有一定生产技能,待期满释放后,能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新人学校的犯人学员,除了一部分老犯人以外,多半是新判的犯人,成分十分复杂,偷、抢、诈骗、奸、酗酒、殴杀、烟、赌等,什么人都有,其中以烟犯、赌犯、奸淫犯、酗酒犯居多。新人学校的主要生产项目有织造毛巾、线袜和织造钨砂麻袋。由于织造钨砂麻袋的业务日益发展,新人学校的经济也有了活水源头,第二年上缴利润就超过了上级拨给的经费,学校留用的经费就充裕起来了,逐步添置了一批图书报刊和游艺、体育设备,改善犯人学员和女工的生活福利。犯人学员是进行没有工资的劳役,表现好的能够得到一些奖金;女工是有工资的,还有超额奖和年终奖,犯人学员和女工们的劳动对支援战时工业生产建设起了一定作用。
这明明是劳改场所,为什么又叫新人学校呢?因为它的确也是一所学校。
小蒋对教务主任(后为校长)徐浩然讲办学宗旨时,调子很高。他说:“唐太宗说过这样两句话:‘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是说,无论是哪方面的人犯了法,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政府都有责任,决不能不教而诛。唐太宗能够这样反躬自省,所以才有贞观之治。我们要想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必须明白重在人为的道理,把坏人变成好人,是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有这个责任。所以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就是惩罚,原则上也要反对体罚。总之,要给罪犯重新做人的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过自新,既减轻国家负担,又学到一技之长,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在新人学校讲话时,他又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我亲身经历过肉体折磨的痛苦,我们决不能用那种手段去折磨犯人,一定要用合乎人道的办法对待犯人,教育犯人自觉地接受改造,创造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获得再生。”
走进新人学校校门,四面花坛围绕着一座方椎形石碑,连底座高约3米。正面刻了三个大字:“自觉碑”,是按蒋经国的手迹放大模刻的。右面四字“自觉觉人”,左面四字“自立立人”。背面刻了“五化办校方针”:化监狱为学校、化坏人为好人、化黑暗为光明、化消费为生产、化无用为有用。在礼堂两边,有副对联:“欲求再生,自觉争取,真诚悔过,重新做人。”还有一个醒目的立屏,上面写着:“人死了,能再生吗?肉体的生命死了,当然不能再生;精神的生命死了,是可以再生的!但是全靠自觉,努力争取!”
根据小蒋的指示,学校订定了几项管理人员注意事项,也是工作要领:
第一、犯人犯罪,政府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教育犯人变成好人,乃是学校应负的责任,好比犯人在我们面前掉下水,我们有责任拉他起来。
第二、犯人也是人,学校要尊重犯人的人格,把犯人当人看待,在生活上实行人道待遇,一般不打不骂不侮辱犯人。遇有逃跑者例外。
第三、对犯人学员要进行四方面的教育:
1。政治教育,以《三民主义》《总理遗训》为主要内容,还讲“总裁言行”与蒋经国的《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此外,请蒋专员进行精神讲话和请其他人来讲国内外时事与抗战大局等。
2。品德教育:以蒋专员制订的《新赣南家训》为主要内容。
3。劳动教育: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学得一技之长以便将来独立生活。
4。扫盲教育:基本上做到人人识字,能写便条,能写信、记账。
第四、严格要求学员和女工切实注意清洁卫生,避免各种疾病的传染。校内设有医务室,一般的病可在校内治疗,重病送医院就医。
在新人学校里,蒋经国搞了许多法外措施。
按照国民党监狱的规定,犯人在服刑期间,除了批准保外就医,是不能自由外出,更不能回家的。蒋经国的做法却有些不同。有一年农历除夕头一天,小蒋把新人学校校长徐浩然找去说:“明天是大年三十,把你们新人学校的犯人学员通通放回去过年,放假三天,初三回校。”
徐校长一听头都大了,不觉冲出一句:“判刑五年以上的全部给放假吗?”
小蒋哈哈大笑说:“我当专员的挑了这个担子,你怕什么?”
“不怕,不怕。”徐浩然连忙说,自己也觉好笑。
“马上回去宣布吧!”
特殊教育(2)
“是,是!”徐浩然高高兴兴地走了。
回到新人学校,徐校长立即召开校务会议,传达蒋专员的口喻,接着把全体犯人学员集合起来。他说:“我今天要宣布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大家相互对视,都在猜测、等待。
“蒋专员决定:新人学校犯人学员,不问刑期长短,一律放假3天,回家过年。从明天算起,初三中午12点回校,不能迟到。”顿时,全体学员鼓掌、欢呼。
这样做,不能光靠蒋专员的牌子,学校还做了具体安排,由专员公署军法室分别通知各个犯人所属的县区乡保长,注意监督,并通知犯人家属,一定要督促犯人按时返校。
犯人们都很珍惜蒋专员的法外施仁,都能按时回来。以后每逢春节放假,都让罪犯们回家团聚。事前把全体人员集中到礼堂,有时由蒋专员讲话,然后每人送礼物一包,解散回家,假满再回来。
在生产上蒋经国还有个法外措施,即每年春插,给犯人放春耕假5天,回家去帮家里插秧,双抢时放农忙假7天,回去抢收抢种,无田土的城市居住的犯人,由学校组织到农村,帮助农村劳动。
在旧社会,犯人望大赦,坐穿牢底也难望到,在当时的赣南却望得到。每年10月31日,蒋介石寿辰这天,蒋经国都要特赦一批罪犯。1942年祝寿那一天,蒋经国全副武装,来到新人学校,用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名义宣布特赦:“犯人×××在服刑期间接受政府教育,表现良好,特予提前释放。”也有一部分是减刑的。由于每年都有不少犯人被特赦、减刑,许多犯人觉得努力改造有希望有前途,能认真接受教育,积极主动做工。因而对犯人的“五化”教育改造效果也就更好了。
蒋经国经常到新人学校来视察,从不事先通知,总是带个随从骑自行车来校,在徐校长他们的陪同下,他到各处走走看看,边看边说,徐在旁边一一记下。当时,小蒋授意要徐把新人学校的办校情况写出初稿,整理成册,经他修改,定名为《人之再生》,交鼎记印刷厂印了三千册,在新人学校建校三周年时分赠来宾,还附赠1条自织毛巾。
新人学校,是蒋经国在赣南的重点建设之一,经过报刊通讯社大肆宣传,扬名中外。各地来参观的人士,川流不息,纷纷赞扬。国民党参谋总长白崇禧、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驻国联大使蒋廷黻三位中央大员联袂而来参观。在蒋专员陪同巡视时,徐校长在旁听见蒋大使说:“我在欧美各国看到,有些国家对待犯人也讲一点人道,但是,他们把犯人关在监牢里,既不做工,也不读书,更没有教育犯人重做新人的措施,关满了刑期放出去就完事。”
视察完毕,小蒋请三位给学员训话,张、蒋二位推让白总长,白崇禧笑着说:“打仗是我的事,办外交是他(蒋廷黻)的事,这训话么,自然是政治部长(张治中)的事喽。”
大家哈哈一笑。于是张部长无法推脱就上台讲活。他说:“当犯人的能够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受到这样的教育,还可以参加生产,学习技术,自食其力。这在重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只有赣南才有。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希望你们听蒋专员的教导,努力做工,改造自新,争取早日做新人。”随即他们到虎岗视察儿童新村去了。
外国朋友也来参观过,一次是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副社长,叫什么洛夫的,由蒋专员陪同参观,并亲自翻译。参观后,请他给学员讲话。他赞扬了一通。
另一次是一位美国记者、美联社远东特派员傅尔曼的参观,由蒋经国陪同,励志社总干事谭克鹏翻译。傅尔曼对学校很感兴趣,东看看,西瞧瞧,车间、教室、宿舍、游艺室、饭厅都去了。参观完毕,蒋又请他给学员讲话。他说:“在美国,也有各类学校,但是,像你们这样的新人学校,在我们美国是没有的,我第一次在中国的赣州看到。这是蒋先生所办事业的特点,我表示赞赏!”蒋经国带头鼓掌,大家也热烈鼓掌。
“你们的行为对人们有危害,本应受到法律惩罚。在你们受到惩罚期间,不是蹲监狱而是在这所学校里当学生,接受教育,参加做工,通过学校教育,帮助你们改过自新,去获得第二次生命。希望你们努力改变自己,重新享有幸福!” 全体师生又报以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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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教育
蒋专员对机关教育下了很大的功夫,办了几十期各种公仆训练班。在当时一般机关都是“等因奉此”文牍主义的,但在赣南专署和县府,除了办理文稿之外,蒋专员还一再提倡大家读书写字,每人写的大字要集中到秘书室审查。除了请学有专长的人前来讲课外,他自己也登台讲话。他不采取先生讲学生听的方式,而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有问有答。
有一次他谈到“动”和“静”的问题时,指着讲坛上的讲桌说:“你们说它是动还是静的呢?”下面听的人说“静”的很多,也有几个说是“‘动”的。他问:“为什么它是动?”有的说:“因为地球是动的。”有的说:“今天放在这几,明天搬到别处。”他不满意这些答案,点名黄文耀科长问:“黄科长你说它是静的吗?”
黄科长说:“不是,我认为它是动的,桌子放在讲坛上,表面上是静止的,其实它的内部分子是不停地在变动着的。”
他说:“对了!我每次到这里来讲话,见到这张桌子面上的裂缝越来越大,将来总有一天会完全烂掉的。”
除了在台上讲话他像老师上课之外,他有时也像老师批改作文那样批复下属的报告,有眉批,也有总批。黄文耀兼镇长半年之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写成了一个有大小标题的报告给他。过了几天他亲笔批阅发还给徐。其中有一段徐写的,大意是他过去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虽然读了不少书,但到了社会基层却学到了很多过去书本里所没有的东西。因此可以说过去在学校里读的是小书,而社会却是一本大书。当时,徐以为自己的这种观点很有特色,想不到蒋比他棋高一着,在上面来了一个眉批道:“我们不但要读大书,而且要用血汗写大书!”最后的总批是:“文耀镇长,从远道来赣南工作,少言而有苦干精神,经国望文耀成功之心甚切,故亲批此文,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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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的为政作派
赣南老表经常见到的蒋经国,是个极普通极平常的人,穿着十分随便,夏天穿的是安安蓝布衣裳,冬天穿的是光棉袄,也就是俗称的饿佬棉袄,布料是赣南土布名叫石扣兰。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行政干部都是穿的石扣兰土布衣裳,同普通群众没有什么很大区别。他脚上热天穿的是草鞋,冷天穿的是胶鞋,从未见他穿过皮鞋。他头上戴的是牛皮鸭舌帽。他说戴这样的帽方便,下雨也可以保护头上不淋湿。他下乡总是一个人走路,不带随从,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还不带雨伞,背上背一顶很粗糙的大竹笠。
小蒋个性开朗,胸怀坦荡,行为洒脱,富有生活情趣和幽默感。他常和青年小伙子玩儿,在一起打球、跑步、游泳,说说笑笑,不分彼此。在早晨跑步锻炼之后,小伙子们缠着要他作东请大家吃豆浆时,他却反过来给小伙子们出难题:不讲清豆浆制作过程的不准吃。在大多数人结结巴巴说不清时,他却说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由此足证他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
蒋经国的性格秉赋和他平民化的作派,使他具有做群众工作的天然优势。他在苏联又学到了“党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思想,所以在任内能够勤政亲民。他在行使权力时,敢负责,能办事,对下属比较平和,跟他父亲的威势熏天、弟弟的潇洒自如都有不同之处。据他的老师和身边人员的评价,蒋经国的智商和水平确实不是很高,当然也不算愚笨,但他的勤快平和,尤其对决定政令、处理公文,具有特殊的兴趣和精力,弥补了他的先天不足,使他的办公效率和决策能力都好于父亲,他勤政亲民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这虽是共产党人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但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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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民(1)
蒋经国学苏联学得最好的是“联系群众”。到江西后,他一再要求各级官吏注意各自的形象,狠刹违法乱纪歪风。为摸清下层的腐败程度,他还自兼赣县县长和保长、村长、甲长,一杆子插到底。他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佣的三轮车。他经常短衣草履,放下身架,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广泛联系群众,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从1939年至1940年,他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随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
他在爱“走路”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廉政”,尽量避免给属下和民间造成自己以特权谋私的印象。
有一次,他同随从刘兆祥来到杰村乡检查后,刘兆祥陪同他一起去社富乡上五指峰寺庙参观。社富乡长提来猪肉、鸭子,想用庙里的锅灶煮了犒劳专员。他不让在庙里煮。他说,如果要煮就在寺外支锅灶。这既说明他尊重寺庙吃斋的规矩,也说明他的饮食是很随便的。
国民党方面在宣传的材料中,曾特意列举二例证明他的清廉:一例说专员在赣州城东镇驾驶三轮车时轧死两只鸡,自己写条子给镇长并赔上20元。一例说专员在1944年8月1日交卸赣县县长职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发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
小蒋经常微服出巡,接近群众。他总是穿一套蓝布工装,戴一顶鸭舌布帽,两个警卫人员,也是粗布便衣。蒋经国经常随意跑到街道居民家里,或农村农民家里,同平民百姓随便聊天。见到谁,他都彬彬有礼,握手问好。他在工农群众面前,总是说:“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连我这个专员在内,都是民众的公仆,是你们工农大众的仆人,是替你们办事的。”但是,工农群众真向他倾诉困苦要他办事时,小事他当场就办了,大一点的事他就说大话推诿了,总是说什么:“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把新赣南经济建设计划实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接着就是滔滔不绝宣讲“建设新赣南”和实现“五有”的“光明前景”。所以,接近过蒋经国的群众,有的说:“原来蒋专员是给我们宣传‘五有’来的。讲讲‘五有’是容易,做到‘五有’就难啊!”有的说:“‘五有’,何时有?望梅难止渴!”
小蒋不像他父亲那么严肃,他性格中有诙谐滑稽的成分,有时像孩子般喜欢恶作剧,这也有利于他“联系群众”,博得好感。一次,一个三青团筹备处的青年干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抽烟,老远看见他迎面走来了,立即把捏着香烟的手藏在大衣口袋里,若无其事地向前走。这一切早已看在小蒋眼里。当那干部走近蒋专员时,小蒋却故意停下来和他说话,不露声色地东拉西扯。那干部很尴尬又不能不陪聊,一会儿,那位干部的手止不住地抖,口袋里冒出了烟,小蒋又故作惊讶地帮他把火扑灭了。他这才哈哈大笑,从容地笑着点题:“你知道筹备处的戒烟条例不应违反,这是好的,错了就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不要弄虚作假。我老早看到你把烟揣在口袋里,所以我就故意和你说话。果然布包不住火,真象终于败露了。”那位干部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小蒋和他亲切地握手,连说“对不起”,各自走了。他这种戏谑式的批评,比他父亲雷霆震怒骂一顿效果好得多。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