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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荷兰先驱》的办公室，我又去找电话簿——这次我是找尼厄嫩地区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一个范霍恩列在其中。编辑助理劳拉凯尔德替我拨通了电话。劳拉对接电话的女人解释了我的来由，然后对我说：“肯，她说她是范霍恩的侄女，皮特还活着，他现在已经98岁了。”
“问问她，他是否还记得文森特梵高。”我赶忙说。
“是的，”劳拉说，“她说，尽管他已经很老了，但依然很有活力，记性也没问题。”
“他明天愿意见见我，和我聊聊吗？”太好了，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那天是9月13日。等到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我已经人在乡下了。天空万里无云，一朵云在带着露水的田野上投下了一长片阴影。
我本来计划的是，在前往尼厄嫩的旅途中，顺便拜访一下津德尔特村，那里是梵高出生的地方。津德尔特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个小教区，距离比利时边境的北布拉班特省大约5英里，我到那里花不到两小时。梵高出生的那座荒凉的屋子，就位于村广场老市政厅正对面。从牧师的住宅走到教堂庭院距离很短——这是一段文森特在孩童时期每周日必经的道路。
靠近墓地大门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墓石，比其他任何一座墓碑都要小很多。上面刻着文森特梵高的名字。这是文森特梵高家族的第一个孩子，在1852年3月30日一出世就夭折了。牧师家的第二个孩子也叫文森特，正是在第一个孩子去世后一年的同一天出生的。
我在这里，站在一座被遗忘的墓碑旁边，这是我旅程的起点，我已然在沉思生命与死亡。每个周日，文森特都要路过这个小小的上面刻着他自己名字的墓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那是一种与死亡持续对峙的过程。
1883年，梵高在德伦特时写给提奥的信，里面的一段话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他说：
“一颗发芽中的种子不应该暴露在寒风之中。而那就是我成长初始的经历。”
一个快乐的、温暖、亲密且无微不至关怀的母亲的角色，似乎在文森特的童年就缺席了。那时候，他被形容是一个内向、顽皮的、聪明但不易相处的忧郁的孩子，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非常严肃。母亲没能给他的被剥夺的爱，或许就是日后形成他压抑性情的基础。
简单来说，死亡成了被爱与被珍惜的同义词，而活着就被认为是一种拒绝。在梵高作品中对比鲜明的主题——悲伤与喜悦，孤独与陪伴，死亡与重生，黑暗与光明，地球与天堂——是否就根植于他童年深埋的记忆之中？
对于这位同名同姓的哥哥，文森特从来没有与任何活着的联系人提起过。但在2004年公开的一封信中显示，他确实曾提及过这个话题。这封信在2003年时交给了梵高博物馆，被博物馆的馆长约翰莱顿描述为“对梵高研究的一个重要新发现”。这是一封吊唁信，是梵高在阿姆斯特丹时写给他过去在海牙的雇主，收件人是画廊的主人赫尔曼泰斯提格，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死亡了。
这是梵高和泰斯提格之间唯一保留下来的信件，其余的后来都被泰斯提格烧毁了。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877年8月3日，星期五，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中摘录了很多《圣经》上的话，非常符合那时候的梵高的性格。在信中，梵高将泰斯提格所遭受的痛苦悲伤与他自己的父亲25年前丧子时的痛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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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
“我最近常常会起得很早，去津德尔特的墓地，站在一座小小的墓碑旁边，墓碑上面写着：让受苦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这里是上帝的国度。”
似乎大多数梵高专家都认为，由于梵高信中对于这件事表现得相当理性，所以在潜意识里，梵高认为自己是那个悲伤的孩子的替代品，这是一个谜，而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封对前雇主的、令人安慰的吊唁信，这封信也只显示了梵高在面对别人的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无私与关怀，这在19世纪是非常普遍的。他只是想安慰泰斯提格。
然而，除了疏远自己同名同姓的哥哥之外，他也透露了，他最近一直都站在津德尔特文森特一世的墓碑前面。
那次信中所提及的去津德尔特墓园的拜访行程，在1877年4月3日，文森特写给提奥早期的信件中有说到过。那时候文森特在多德雷赫特的一家书店里工作。令他父亲大感吃惊的是，他的儿子决心要去津德尔特拜访一位朋友生病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一段寻常的旅程，正如文森特对提奥所描述的：
“周六晚上，我乘坐从多德雷赫特到奥登博斯的最后一趟火车，然后再从那里走路到津德尔特。（这和从拉姆斯盖特到伦敦的距离差不多，超过20公里。）荒野上的景色非常美丽，尽管天色很暗，但依然能够看得到延绵很远很广的荒野和松树林，还有沼泽——这令我想起挂在父亲书房里的一幅波特梅的画。天空阴霾，夜晚的星星从云中闪烁出来，时不时地，有更多的星星出现了。当我到达津德尔特的墓地时，天色还非常早，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我走过所有熟悉的老地方，还有那些走过千百回的小径，然后在那里等待日出。你知道耶稣复活的故事吧？——那个早晨，在宁静的墓园里，一切都使我想起那个故事”
在美国儿童精神病学期刊中，阿尔伯特和阿巴拉凯恩在一篇相关的文章《论替代一个孩子》中提到过，那些被认为是一个死去孩子的替代品的人，就如文森特，会过早地有死亡、疾病和自残等倾向。这也跟文森特很像，他们都倾向于相信他们会在很年轻的时候死去，而且对于埋葬、葬礼之地有着近乎着迷的兴趣。墓地总是梵高旅行的目的地，而从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常常会选择墓园作为重聚之地。似乎对他来说，墓园不是一个尸体腐烂、埋葬的地方，而是生命从大地萌生的美丽之所。
文森特与女性之间不愉快的交往可以说持续其一生，但最终总是以灾难结束。而导致他抑郁的种子，是否此刻就在我的面前，深埋在这位同名死产儿的墓地之中？我猜想谁是他的初恋？那段感情一定对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他是否曾从一个女人身上感受到过温暖和感情？是否从他童年开始，就一直受到那些不可磨灭的疏离感的控制？
当我路过墓园的柳树，一阵悲伤的风吹过，混合着一种这段旅程刚开始时的期待感。尽管前面等待我的将会是一段离奇的冒险，而随着我逐渐追随他的命运，越接近他，悲伤越深邃。
“与生俱来的忧伤”，在那个认识他的男孩眼中，文森特二世是否就是一个气质忧郁的男人？我出发前往尼厄嫩，去寻找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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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津德尔特到尼厄嫩的乡村公路两旁种了成排的杨树，时不时地也会被农庄的围篱打破阵型。我看到一间农屋的门边站着个穿波拂的女人，波拂是北布拉班特的一种传统白帽，打扮很像梵高那幅《吃土豆的人》里面的女人。在尼厄嫩附近的田野里，梵高偶尔就会带着自己的帆布和颜料四处游荡。偶尔能看到农场的工人们在田野里前进或俯身，动作就像梵高在100年前的这里所观察到的一样。
进入尼厄嫩后，我就认出了一幅曾在梵高的画作中出现过的景象，被树林环绕着的六角形小教堂，那里曾是梵高的父亲布道的地方。道路往下的另一端，则是梵高的家人曾经居住过的牧师住宅，那是一间很大的独栋住宅，宅院的外墙上还爬满了常春藤，使整个宅子都被笼罩在一种神秘而寂静的氛围之中。我在门前停了下来，想起这里就是文森特的父亲曾发作致命心脏病的地方，那时候他父亲正好在乡间里散步。↓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上前敲门，来应门的是一位年近四十、但看上去气色很不错的男人。我自我介绍了之后，他告诉我，他是这里新任的教区牧师巴特玛。随后他带我去屋后看那里的洗衣房，告诉我那是梵高离家前画画的地方。这个他曾经素描和勾勒过的后院，现在已经缩小了很多，但有些树还在那里。
巴特玛告诉我如何到达欧布维登的水磨坊，那里就位于尼厄嫩的郊外。这座旧水磨坊的外表几乎和1884年梵高曾画下来的样子一模一样。水磨的旁边有一排平顶的树，后面则是水磨主人住的地方——一栋18世纪风格的建筑物，房屋的表面也爬满了常春藤。
皮特的侄女是一位五十多岁、身材健壮的乡下女人，我到的时候，她正在等我，替我开了门。
皮特在水磨那边。我们现在已经不会用水磨来劈柴或者磨玉米了，但是皮特仍然喜欢让它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他还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
我们朝水闸那边走去，远远看到一位老人倚在栏杆上，貌似在思考着什么，眼睛凝视着磨池。那天是星期二，但是他身穿那种只有星期日去教堂才需要穿的整洁正式的衣服——一件深色的条纹西装外套，脚上穿黑色的平头靴子，打着领带，还戴了顶无边帽。一条金色的怀表链子从他前胸的外套口袋里垂下来。看到我们向他走近，他掏出表来看了看时间，脸上挂着微笑。
“迟到了五分钟。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五分钟也算不上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那虽然衰老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这只是我的个人习惯而已。”
他告诉我，再过两个月他就99岁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寻找梵高的旅途的第一天，就碰上了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还活着的、曾和文森特梵高说过话的人了。而他就在这里——梵高与他相识的地方，和我说话，只是时间往后推延了90年。我问起他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离开欧布维登太远过，”他告诉我，“17年前我82岁的时候，停止了水磨坊的工作，所以说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来回忆那些我曾认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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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次遇见文森特是什么时候？”
“哦，是的，我的老朋友文森特。好吧，见过他的人就很难忘记。那时候我10岁。但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那个红头发拿着画笔的男人好像就站在我眼前一样。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路的那一边。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就和今天一样。”
“他看上去怎么样？”
“他长得很矮，身材端正。我们叫他hetschildermanneke（小画家）。他戴着顶草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嘴里时时刻刻都叼着根烟管。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谁这样打扮。我和我的同学以前常常围着他，问他各种问题，但他给我们的回答总是特别简短。”
在尼厄嫩，皮特常常能在乡间小路上遇见文森特。￥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常常撞见他跪在地上，双手遮挡在眼睛上方。”皮特蹲下身，模仿着画家当时的姿态，“然后他就会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头也随之转来转去。有的人说他是个疯子，其实也是因为他举止奇怪。”
他带我在水磨坊四处转转，详细地对我解释，谷物是怎么用水力碾磨成粉末的。拍了几张照片后，我们一起朝屋子走去，坐在巨大的荷兰式厨房昏暗的灯光底下。房间的一面瓷砖墙上挂了个旧钟，像是那种老祖父传下来的，在这一刻，时间像是静止了一般，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闹钟缓慢的嘀嗒声。皮特坐在炉子边的一把农家椅子上，时不时地掏出表来，对着墙上的老挂钟来核对手中的表是否准确。随后，他望向窗外的玉米田，指了指远方。
“有一天我在那里遇到了文森特，他问我能否帮他找金莺的鸟巢，然后带到他住的尼厄嫩的家里去。”金莺不是种常能见到的鸟类，但是皮特说他知道这种鸟的巢在哪里，很快就在一棵橡树上找到了文森特要的鸟巢。
“那个鸟巢就嵌在两个枝丫之间，我连同树枝一起摘下了鸟巢，带到文森特的画室去了。他告诉我他住在萨夫拉特的房子里，他是尼厄嫩的移动罗马式教堂的管理员。我到了那里，发现门是开着的，便自己走了进去。文森特正专心地画画，并没有注意到我。我找到你要的鸟巢了，梵高先生。我对他说。他似乎并没有听到我的话，或者他听到了，但并没有在意。你能想象那间画室的样子，火炉的附近堆满了灰尘，柜子和碗橱里全都是鸟巢，以及一些他在闲逛的时候顺手摘回来的植物。我记得屋子里还有一个纺车，还有一些农具，桌上放了块已经干掉了的面包，还有乳酪。”
“文森特的样子看起来很怪异，他身上就穿了件亚麻布的内衣，头上依然戴着那顶草帽，嘴里叼着烟斗，他当时正在画一棵树。他朝着一个方向走了三步，又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三步，我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梵高先生。我又提高了些声音，但他依然没有听见似的。他远远站在画架面前，双手抱胸，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地瞪着他的画看，他倒是经常这样。随后，他会突然跳起来，感觉像是攻击那幅画似的，然后迅猛地在画布上挥上两三笔，再跌回到椅子上，眯起双眼，擦擦额头，揉揉双手。直到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满意了，才朝我这边看了看，发现我在那里。当他第一次看到我带来的鸟巢和树枝时，惊讶地睁大了双眼，放下手中的调色板，烟斗也从嘴里拿了下来，大声地说：干得不错，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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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将烟斗盛满烟丝，开始模仿文森特从各个角度观察鸟巢时的样子。“每个鸟巢他会付我50分，但在那个年代，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这钱已经算是很多的了。”
“你觉得梵高是个怎样的人呢？”
“哦，村里的人都说他疯了，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那样。我觉得他只是看起来很怪而已，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别人不一样罢了。”
皮特又填满他的烟斗，继续对我讲述尼厄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包括文森特的那位企图自杀的邻居玛格特贝格曼（为数不多的一个曾与梵高坠入爱河的姑娘），梵高父亲的死亡，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流言，说歌蒂娜德格鲁特生的孩子是梵高的。那个女孩曾经出现在《吃土豆的人》画作中，据说这是梵高当时离开尼厄嫩的导火索。关于这个私生子的指控，梵高曾经在一封写给他妹妹威廉敏娜的信中否认过。歌蒂娜死于1927年，她最后声称孩子康纳利斯的父亲是她的一个侄子。l米l花l书l库l ；http：//__
离开尼厄嫩之前，梵高曾告诉萨夫拉特（那位租画室给他的人）他要离开两个礼拜，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过，除了早些时候他寄给提奥的几幅画之外，梵高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这里。
那位令文森特从小就感到疏离的母亲，勒令烧毁了儿子的几幅作品，还将另一些绘画作品捆扎起来，卖给了布雷达的木匠库里耶。结果，梵高大量的画布和研究资料都送进了一家造纸厂，而成百上千的绘画和素描作品都堆积在库里耶的商贩马车上，然后以每幅5到10荷兰分的价钱在当地的市场上售出。
“可怜的文森特，”皮特叹了口气说，“当我听说他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我感觉难过极了。”
老人家有点累了，每句话之间停顿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也显得有些沙哑。我坐在他家客厅昏暗的灯光下，惊叹地看着这位老人在回忆自己90年前的经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还来得及，从一个仍活着的人的记忆中，瞥见梵高的人生点滴。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皮特。1974年11月25日，在他101岁生日前一个礼拜，老人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