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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如果这位“领读”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读”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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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早请示，晚汇报（2）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9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万寿无疆吗？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汇报”，使“生活”的这短短时间终能摆脱政治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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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曾经这样“表演”
曾经这样“表演”
“文革”刚刚结束时候的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还是外语背，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场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所以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
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国家大事何可胜数？文中所述从1967到1970年这三年间他严谨慎重地处理的这三件事情，相比而言可谓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唯其“细小”，则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氛围，反映了周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何曾经如此。其实，在执意要“全面专政”的年代，几乎没有私人领域，官方政治话语就是要力图渗透、侵入、掌控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满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表演性政治仪式。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德国思想家卡西尔对这类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就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页）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治渐渐从日常生活的领域退出，人们开始享有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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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在声势空前的传统文化热中，消逝已几百年的汉服也被从历史的箱箧中重新翻捡出来，为五彩缤纷的服装之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亮点”。“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们的着装又多了一个“选项”、令我们的服饰更加丰富多元而值得称许。然而，某些汉服爱好者、提倡者表达出来的那种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价值观念却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进一步要求将汉服定为“国服”，则期期以为不可。
衣服本来的功能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对“民生”来说，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传统文化要从“发生学”的意义将其神圣化，衣帽鞋袜的创始者都是黄帝等圣人。《易经》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白虎通义》提出，圣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章服品第”一类对着装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饰、配饰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之，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所谓华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不同等级享用不同的款式、质地、颜色、纹样，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汉服”，实际只是传统社会中少数上等人的服饰，广大“引车卖浆者流”，决不能像孔乙己那样穿长衫，只能如阿Ｑ那样着短装。
服饰对内的政治功能是等级制，对外的政治功能则是作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象征。《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故后人将“汉服”视为文明的标志，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诩，以“衣冠上国”自居。西晋末，晋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与“衣冠”相对的是“被发左衽”，是非汉族即非“华夏”的夷狄的符号，野蛮的象征。《汉书·匈奴传》说道：“《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国”。“被发左衽”与“人面兽心”并列，对“非衣冠”的歧视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强迫汉人易服来表示对其“臣服”，服装成为表示对一个王朝忠诚或反叛的问题，“穿，还是不穿”成为“生，还是死”的大问题。清王朝同时又秉承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制定了种种有关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维持等级森严的统治。服装政治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大为盛行，服装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文革”中几乎只有工作服、蓝中山装和绿军装成为被允许的“革命服装”。改革开放是思想观点大解放，也是服装大解放，人们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裤、牛仔裤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遭禁，终经开明者以敦煌飞天壁画论证喇叭裤是中国“民族服装”而不是“西方没落腐朽”的外来品，牛仔裤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而最后开禁。此后，服装的政治化倾向迅速淡出。
然而，现在一些汉服的提倡者却再度将服装政治化，提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恢复华夏服饰，重建衣冠上国”，“是我们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