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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从不惯孩子。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元钱。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前面的3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我们11个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个男孩女孩都没有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海哥人很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我母亲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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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2）
王槐青、董洁如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王光杰、王光琦、王光超；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后来他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光琦和胡敏去了四川。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国民党官僚李宗仁熟识。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胡光杰说，要他去北平，可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一架飞机到了北平。可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待不了。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当时我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后来光琦就在李宗仁那里做事。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李至胜当时很小，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我就有些警惕。再说我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后来李宗仁的事我就不管了。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离开大陆，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6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年因脑血栓去世。光琦、胡敏夫妇有4个孩子。胡敏的父亲胡氏兄弟解放后去了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胡子昂管理。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先生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胡子昂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后话。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体育活动。志成中学有一个有名的美人叫周志雯，愣要追他。中学毕业后光复报考空军学校，报纸上还登了他俩的事，说是“英雄配美人”。当年年轻人当空军飞行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光复所在的空军部队在四川的时候，周志雯三次去找他。但他俩最后因种种原因分手了。光复后来同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架，光复是8架半。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军接待的。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主席的报告。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一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1）
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那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我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