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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好不好？一开始群众就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的。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问题他们就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4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来中国访问。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必须由他出面接待。少奇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专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从北京到广州，沿途停下来调查的地方有：保定、石家庄、栾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时间将近两个月。一路上，少奇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当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4月11日，我们的火车沿京广铁路返回，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就到了。少奇和毛主席等一起到机场迎接。24日，少奇到上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访问。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看望了宋庆龄。27日，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结果，是这次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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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
黄峥：光美同志，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又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您陪少奇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请您介绍一下少奇同志出席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这两个会议，就是人们常说的庐山会议。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很多，我也从中了解到不少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我记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车从北京去武汉的，准备到武汉后再转赴庐山。铁道部派了一部专列。乘这趟专列的除了少奇同志，还有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邓小平同志因为摔了一跤伤了腿，在家休养没有上庐山。从北京到武昌的路上，逢大站专列停车，我们常看到站上堆放着一堆堆碎铁。夜间，有时看到铁路两旁火光冲天，原来是在大炼钢铁。人们把大树锯成段，再将树段烧成焦炭，然后用它炼铁。有次看到大路上运树段的推车排成长龙。我不懂炼铁方面的技术，但也看出这样做是胡来。专列停站时，有时候少奇和我下车散步。彭老总有时也下来散步。我们在一个车站看见堆着一大堆废铁，仔细一看，好多是铁锅砸碎后的铁片，是为大炼钢铁用的。彭总看了很生气，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我听了不敢说话。到了武汉，少奇和我住在武昌，离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毛主席也是28日到武昌的。在这之前他刚去湖南视察了一圈。到武汉的第二天，6月29日，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一艘停在长江里的船上碰头开会，开完会愿游泳的在长江游泳。主席嘱咐让我也一起去，邀请我和他一起游长江。我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叫上我。我记得这天在船上参加开会的有毛主席、少奇同志、朱老总，还有李井泉、柯庆施等，好像田家英也在。这条船的船舷上安了个扶梯，是特意为主席游泳设的。在游泳前的交谈中，我对主席说了在路上看见一堆废铁的事。我还说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听话，家里的铁锅领导叫砸了就砸了，意思是说老百姓连这样的瞎指挥都能容忍。平时我老觉得主席对领导同志严，对我们这样的小干部宽容，所以在主席面前说话比较随便。我后来有点后悔，不应该对主席说这样的话，使他听了不高兴。在船上开完会，主席就下水游泳了。少奇因为正犯肩周炎，不能游。我下去游了。毛主席鼓励我说：“下来，让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游了一会就上岸了。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因为不熟悉当地部队安排的这个地方，不小心绊了一下，把脚扭了。当晚在住的地方有晚会，还有跳舞，主席也来了。我因为扭了脚，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后来在庐山，爬山时我就拄着拐棍。有一张照片，少奇、我和一些工作人员登庐山，少奇和其他人都表现得很轻松，就我扶了根拐棍。刘少奇、王光美在庐山（1959年7月）。6月30日晚上，有关部门安排毛主席、少奇同志乘同一条船去九江。这条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包舱，主席住了大的，少奇和我住在小的那间。因为是夜航，所以一上船就睡了。一觉醒来，船已经到了九江。一问，说主席已经上岸了，我们也就抓紧时间登车上山。上山后，有关部门安排我们住在一幢小洋楼里，据说它原来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黄峥：毛主席为会议出了19个题目：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任务；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基层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会议的头一段，就是围绕这19个问题分组讨论。王光美：分组讨论是按6个大区。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到小组参加讨论，少奇是到中南小组。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少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到庐山养病。30多年过去了，好多地方他不认识了，所以他也想到处看看。一天少奇提出要到庐山顶上看看长江、鄱阳湖，我们就陪他上去了。我们上去的路上，碰见毛主席正从上面下来。主席远远看见我拄个拐棍，就喊了一声，好像是问我腿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后来又在另一些场合几次碰见主席。当时我感觉主席情绪很好。他还说这次是开一个“神仙会”。我觉得，庐山会议前半段的情况确实是不错的。不光气氛轻松，而且大家都在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准备形成文件贯彻下去。照这个势头，可以开成一个很好的会议。可惜中途逆转了。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彭总写信的事，因为是写给毛主席一个人的么！7月16日，毛主席把彭总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印发。大家这才知道彭总给主席写了封信。彭总的信发到少奇同志这里的时候，先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挺高兴，说彭老总的信写得好，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称赞彭总敢于提意见。刘秘书还跑来把他们议论的情况和我说了。我同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很融洽，平时他们有什么意见都愿意同我讲。会议开始转入讨论彭总的信。在讨论会上，少奇同志没有对彭总的信直接发表意见。他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我让警卫员扶着他下山，进会场。少奇开完会回来，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秘书吴振英同志是跟少奇同志一起去开会的。他一回来就紧张地说：“毛主席发火啦！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我也没想到突然起这么大的变化。我的感觉，彭总的信中用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话把毛主席惹恼了。散会时，胡乔木同志跟少奇同志一起到了我们的住处。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会上负责起草文件。当时文件已经写出了初稿，叫《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基本内容是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乔木对我说，他也是昨晚吃了安眠药，早晨被叫起来开会，到现在还晕头转向，就跟着少奇同志来了。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这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小餐厅里，少奇、乔木，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中饭。吃饭的中间，我听他俩议论文件的事。乔木说，现在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原来的那个文件还行不行？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少奇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的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事实情况是，许多发言并不是讨论他们发表的意见，而是算起历史旧账来了。少奇同志一直惦记着原来的那个文件。他又找乔木，说，他提议，把反右倾的文件只发到省一级，不要向下传达，同时搞一个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少奇要乔木在起草文件时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叫你写完，你就该写嘛，不写是不对的。”可事实上，如果真的继续写出一个纠“左”的文件，后果很难设想。中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有点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不知道爬起来。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总之，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从北京新上庐山的干部不少，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有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丁丁、涛涛、平平正好放暑假，就搭他们的飞机也来了庐山。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