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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希特勒自己从不来。他有专门供他看和审查的新闻影片，不过他从来不看长片，甚至德国电影的首映也不看。无论如何，去看电影，我也认识了一批与自己职位不相干的高层人士。首先，我认识了他的医生，莫雷尔教授和勃兰特教授，他们其实也不常来。前者是内科专家，希特勒的私人内科医师；后者是外科专家，是元首的贴身医生，后来，他官拜帝国健康委员。
这两个人性格实在相差太远，所以我准备专门用一章来描述他们。此外，常来看电影的还有些专管新闻的：帝国出版部长迪特里希，他长得像老鼠，言行八面玲珑、无足轻重，又乏味。他的同事海因茨·洛伦茨，生来就该做新闻这一行的，睿智，有魅力，又机灵——还老穿着便服。你也不会太喜欢跟将军们一起看电影，因为军事简报常常就在一天的这个时候送达，不过有时候你也听到马丁·博尔曼大声嚷嚷，笑得像连珠炮。一切关于营地组织和管理的命令指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不过他是不常现身的。一个脑筋欠灵活又犟脾气的人，他是帝国上下最出名的人之一，也是最厉害的角色之一。他几乎终日守在指挥部的书桌边上，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倾力执行元首的命令。
新闻官瓦尔特·赫韦尔特别和气。有次去看电影，我一眼就留意到他那亲切又喜气洋洋的笑脸，他的快乐会满溢在空气中。后来我便常在元首那儿见到他，下面的章节我将以细节描述。
有一回，我们看了部德国片子，《母爱》。片子太感人了，以致我们的笑肌都僵住了，迸出泪水。不过更让我惊奇的是，片子结尾的时候，有两位老先生居然还泪如泉涌。他们看起来那么坚强，我想这样的人该不至于会为这样的电影动情的。我问邻座的海因茨·林格，这两位泪人先生是谁，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保卫部的头儿，冲锋队的高级长官拉滕赫贝尔和情报科主管赫格尔。他们负责元首和整片营地的保安事务，可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让悲情戏打动的。无论如何，借看电影的机会，我也结交了很多人，此后，我常和大家共同进餐，享受午后咖啡。这些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从来不谈及政治或者与德国乃至全球时局有关的大事。真要说到战争，你也只能从他们口中听到自信的话，他们坚信胜利将会降临，他们也绝对效忠元首。这种话，底气是各人内心的信念——当然源自希特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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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6）
浸入这样的氛围，许多事情已全非我原来设想的样子，也与偏见不符，我呼吸着这儿上进积极的风气，像婴儿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战争结束之后，我回想起来不免困惑：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和那些人，我何以毫无保留地接受一切？并且，我记得，那道屏障和铁丝网，将我们与任何质疑——谣言和政治异见——都隔绝开来，我没有任何的参考标准，心里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刚刚开始为元首服务，确切而言是第一次为他作笔录的时候，尤利乌斯·绍布即告诫我，不能与任何人谈论我的工作，我也知道这里每一个人皆负有保密的责任，从小传令兵到陆军统帅都不例外。
两个月过去了。我适应得很好，还交了些朋友。时间和缓流逝，直到有一天清早，我也经历到不寻常的激动时分。
元首指挥部上下，传令兵急匆匆跑来跑去，营地穿梭着车辆，然后，有命令下来让我去见绍布。我踏进办公室，只见他一脸神秘。
他递给我一张路线草图，说，领袖要飞到东线去，这可是非常、非常大的秘密。他甚至要求我打印这几页，但只准过目不能阅读。我马上开始打这份重要文件。文件里有交通工具和驾驶员的安排，还有随行人员的名单。
由此，我得知希特勒准备飞到温尼察，探视驻守在那儿的东线军团。随行的只有一个小组，包括一名侍从、两名传令兵、他的医生、国防军副官，等等，确切名单我现在也记不全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
下午，元首指挥部就已经空了。营地一片死寂，这种感觉真陌生，就好像一部大机器猛然拉下电闸。第一次，我意识到［…］原来希特勒的个性，恰恰是这里所有人的原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木偶那样，受他手中的细线牵引，现在，他突然放开线头，我们都蔫了。
今天我才知道，他后来能够重新扯动木偶线，简直就是个奇迹——因为载希特勒回航的飞机上，安置了炸弹，一旦出事，希特勒即死无全尸。
三天后的早上，我醒来，发现他们已经班师回朝了。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这一趟飞行旅程，他本命悬一线。
狼堡的生活如常运作。不过没多久，我又受命打印另一份路线图，这一回，不但我，而且很多文职都同行。整个参谋部都迁往上萨尔茨堡的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准备到那儿轻松一下，住他自己的山庄别墅，并且会举办重要的国家级会议。
1943年3月底，我也加入了大迁移。我们在山庄里住了好几个星期。没花多少时间，一切便已安顿下来，这真让人赞叹。
我们秘书也要将个人工作用具一一打包，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旅途办公室，好为领袖旅途中颁布命令作好准备，我们要在火车上安置一切必要的设备。我们带了两台“西伦塔”打字机，一台打印政府文件，一台打印讲稿，字体比普通的高一厘米，这样，公开演讲的时候，希特勒能更方便地瞄清楚字句。这些特种用具都须置备，因为山庄里一台打字机都没有。一个大柜子，里面分了多个小格的抽屉和间隔，好放我们所需的不同种类的用纸和其他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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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7）
要确保我们已备齐各种不同种类的便笺，因为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派上用场，疏忽不得。比如，有些是专供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名义写信予个人之用的。这种白纸印有国家的鹰徽，左上角有纳粹十字，“元首”二字烫金，印于十字标记下方。私人通信的用纸格式相仿，只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直接引在鹰徽下面。还有党务专用的浮雕信笺，还有，几叠信纸印上普通的黑色抬头，那是军事专用的。事实上，党务信笺和军用信笺有时也混着用，因为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总是下达给博尔曼或凯特尔，或者某位军方将领。可是，在旅途上，也许还有人需要我们秘书的服务，我们每一位都要确认，自己的办工用具已置备齐全，一路随身。
任务最繁重的要数年轻的党卫队副官弗里茨·达尔格斯和奥托·京斯策了。他们必须组织好整个旅程，安排交通工具，分派每个人的工作，调整火车路线和启程钟点，以及指导后勤人员。每件任务都要完成得尽可能快、尽可能保密。电话忙个不停：要通知山庄的指挥部我们到达的时间，通知慕尼黑准备好元首下榻的房子，不止是特种列车，甚至沿途其他车都要为希特勒及大批随员出行作好妥善准备。
晚上21点30分，我们出发。整个团队准备就绪。我们每个人都领到自己的车厢和单间号码，轿车载着希特勒及其侍从、卫士和狗开过来，元首上了车，即行出发。这个宁静平和的冬夜，我们静悄悄消失，秘而不宣。很快，列车驶离冰雪覆盖的森林，有点节日的喜庆气氛。倚在自己包厢的车窗边，凝望黯黑寂静的郊野，我甚至有点舍不得离开了，只好逼自己接受前方又一段崭新的经历。又一回，我觉得无所适从。
我来到走廊。列车行驶得那么平稳，以致你很难有所察觉。我毫无旅行的感觉。元首指挥部就这么抛在后头，连那种氛围都不见了。
从前，还在等待希特勒接见的那会儿，我也这么呆在客车厢自己的小单间里，我永远不能忘记那辆固定在地上的列车。现在这小舱也像住的房间，当然了，它甚至比别的房间都豪华得多！
随便什么时候，床都可以调整成一座摩登式样的沙发，还配上舒适的抱枕。床单是真丝的，每个单间的床单颜色都不一样——我的是浅褐的色底，印着明亮的花儿。墙壁是抛光的木板，漱脸池的水龙头全天供应冷热水。窗边的小桌子上摆着黄铜台灯，挂墙电话在床头伸手可及，你可以跟其他单间通话，还有一盏便捷的阅读灯。每节车厢都铺了天鹅绒地毯。
餐车后面带了两节访客车厢，也作随员餐室之用。元首的随员、侍卫、广播电传操作员、卫队和传令兵他们的车厢紧跟其后。最后是沙龙车厢，布置成会议室。军事会议就是围着这张名贵大木桌召开的。椅子裹了朱红皮革，灯光可随处调节。这里从前也开过不少招待会，国家级的贵宾有幸一观。在我为希特勒工作的日子里，这儿的留声机和收音机是从来不开的。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8）
希特勒的私人车厢就在下一节。尽管列车带了一节沐浴车厢，有淋浴和浴缸，希特勒仍坚持只用自己的私人浴室。我从未得允许进入希特勒的两节单间，连一眼都不敢望。
枯坐等待第一站到来，我只好窥探列车的布局来找乐子。我不能继续深入看希特勒的私人车厢，只晓得车厢尾部还有餐室和客厅。不过我揣测，希特勒那儿到火车头之间，应该还有几节车厢，供列车勤务，特别是防空袭之用。列车上还装备了几顶地对空轻型机枪，保护我们免受空袭。就我所知，除了演习之外，这些武器从未派上用场。
现在夜里，我们穿行于德国国土，这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舒服的火车旅途。我不禁想，现在也行驶在德国境内的其他火车，又是怎么一番光景呢：冰冷，黑暗，挤满了人，谁都难以找到一处合适的座位歇息——我忽然心神不宁。这是战争时期无法躲避的不安。就个人而言，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也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奢侈生活。目睹着政府官员、参谋将领，还有希特勒的随从们或坐或站，边抽烟边喝酒，悠闲自在，我只好暗暗期望他们的辛勤工作，还有他们的努力真能尽快结束战争。我希望，这样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仍听自己的良心指引，努力工作，而平民百姓还在苦难中挣扎。我沉浸在幻想中，车厢门敲响了。一名元首指挥部的传令兵探头通知，元首邀请我用膳。
我的胃口向来不错，不过现在可一点都不饿。我跳起来，跑到隔壁沃尔夫女士那儿问她是否也获邀了。她说，她也去，还告诉我，旅途中领袖喜欢与几位女士先生一起进餐。当然，我不免担心着装问题，便问，您在这种场合一般怎么穿呢。我的行囊里几乎全是便装、毛线衫和套装。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不必专门换什么衣服了，这即无伤大雅。
我回到自己的单间，洗手，匆匆给鼻子扑了点粉，上点胭脂，好让别人不要察觉我因为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色，然后快步跟上两位同事，沃尔夫女士和施罗德女士，向元首的车厢走去。［…］这一刻，我又天真又羞怯，不免双膝发软，走过长长的过道，去赴生平第一桌国宴。
一张六人餐桌已在元首的沙龙车厢摆开。希特勒自己还没来。我看着桌面的陈设，心安理得：没什么特别的嘛，没有我不认识的餐具。我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想着是不是其他人也不能吃肉了呢。我刚刚想问施罗德女士，其他客人就进来了。莫雷尔教授，他刚刚走到门廊，也真难为了。每一节车厢的门，包括元首的特种车厢，都只为普通身型的人设计，那么一个胖子也要钻进门来，可就不大容易了，我真担心那门框都要被他撑裂了。希特勒这位内科医生，我从前只是远远见过，这下子才发现原来他那么胖。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9）
新闻官赫韦尔紧随而入，他也不算瘦，好在够高，身材比例恰恰好。赫韦尔不拘礼节，我也因而从拘谨中解放出来。他讲了好多林兰德的故事，调亮灯光，他说，我们总得看清楚吃下去的是什么吧。后来，他又打趣说，如果希特勒还不来开饭，他就要吃自己随身带着的三明治了。
我们都站在桌子外围的狭小空间内。太窄了，侍从只好挪到椅子后面开路。我正要问施罗德女士自己应落座何处，希特勒和绍布、博尔曼进来了。他向先生们打招呼，但只与我们几位女士握手，请我们坐下。他坐在桌子狭窄的一头，沃尔夫女士在右手边，施罗德女士在左手边，然后依次是赫韦尔、我和博尔曼，莫雷尔陪末座——也难为他了——正对面是绍布。
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随意。侍从和林格随即上菜。林格给元首送上奶油土豆和煎鸡蛋，碟子边放一杯“法欣格尔”矿泉水。希特勒边喝边嚼。
我已记不清其他人吃了什么菜。我只处处留神，紧张极了，大概没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倒有与他的腰围相衬的好胃口，吃得津津有味。
大家边吃边聊。除非有人问话，否则我不敢插嘴。希特勒对女客礼数周全。他嘱我们放松点，随便吃，还问我们要不要点别的菜，说得眉飞色舞，讲这列车从前的旅途故事，还有他的狗，开同僚的玩笑。
这样轻松又自在的谈话，大出我意料。博尔曼城府深，不大说话，只一脸和气，传闻中他只手遮天呼风呼雨的形象，全不似我今日所见。元首轻声说话，饭后他建议关掉天花板的灯，为了照顾他敏感的双眼，换点柔和的灯光。现在只亮着一盏台灯，列车轻轻晃着前行，韵调均匀。博尔曼教授旁若无人地打起瞌睡，我吃了一惊。上咖啡和小甜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希特勒啜着香菜，赞叹味道真好。他礼劝施罗德女士也尝尝，可她不为所动。我们坐了好久。我细心聆听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不过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有很多回跟希特勒共餐的经历，也旁听过无数次会议，所以我怕已混淆了一些细节。这最初的一夜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还对一切感到新奇。希特勒说了什么，对于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的语气，他天性的表露。
列车时不时靠站。这时候消息调度员就要在电话线那头忙个不停，传递重要信息。有时侍从或国防军某副官会带信进来。元首从不忘记让爱犬金毛出去透透气，蹓狗的事就交给林格。希特勒直呼大家的姓，不加衔头。打个比方，他会叫：“林格，带金毛出去。”过一会儿，他又问：“博尔曼，几点了？”已是凌晨一点半了。他又向绍布打听列车明天几点到达慕尼黑，然后摇铃叫来侍从。闲聊收场，我们该告退了。林格也必须出去查讯有没有空袭的警讯，待他转回来，汇报没有异况，希特勒站起来，与每人握过手，径直离去。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10）
因为咖啡的提神作用，这时候我倒不困了。我们都得走回自己的车厢，却又停在餐车抽了根烟，我陪赫韦尔和洛伦茨坐了一会儿，然后再回去睡觉，直到走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将我唤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见阳光洒在冰雪覆盖的树枝上。我们将于正午12点到达慕尼黑。
现在才上午9点。我赶紧梳妆，吃过早餐。大家都在聊着山庄和埃娃·布劳恩。她会在慕尼黑上车，跟我们一起去山庄。她的人，还有她与希特勒的关系，我怎能不好奇呢。当时我正与容格交往，也喜欢他的伙伴，容格告诉我，埃娃算是山庄的女主人，这是所有客人默认的。他还说，我得有所准备，在山庄——也就是元首的私人别墅——我们所有人是他的客人，要跟他一起吃饭的。当然了，“所有人”仅指很小的一个圈子，别的工作人员只能呆在山庄外围的屋子里，帝国内阁和国防军的领导层也在贝希特斯加登设有宿舍。
首先，我们会在慕尼黑停留一天。我可是一刻也不愿安坐了。车还没到站，我已热切希望能与家人见上一面。我离家已六个月了。火车驶入慕尼黑中央车站，平稳停靠。另一趟载着东普鲁士指挥部职员的列车半小时前已到站，车厢站台皆不见人影了。待乘客鱼贯而出，元首已不见踪影。他率先下车的，径直上轿车离去。
士兵和普通民众之间并无阻隔。希特勒已经回到普林茨雷根特普拉茨的私人寓所了。我则心急着要见妈妈，好一五一十告诉她我所经历的一切。她却不怎么为此兴奋，我想，她大概宁愿我安安分分在慕尼黑找份小工作，远离这些富丽堂皇又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母爱本能让她敏感地察觉到我面前的一切陷阱——既有道义上的陷阱，也有危及生命的陷阱。然而，眼前的一切，我尚且目不暇接，来不及定定神仔细思考，就轻率迎上前去，还庆幸脱离庸常无趣的小职员生活，就能一下子弥补经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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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3（1）
8月底时值1944年。，我们又坐在一起吃午饭了。希特勒的举止很奇怪。对我，他好像很不友好。自始至终，他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偶尔，我的目光与他相接，他们即暗暗给我使严厉的眼色，仿佛在质问我。
我根本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我哪里惹他生气了。后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心想也许那天他只不过心情不好罢了。
同一天，费格莱因给我打电话。“今天下午我能过来陪你喝咖啡吗？”他问。我觉得好奇怪，他为什么忽然要过来看我呢，从前他可没有这样问过。不过，我答应他了。约定的咖啡时间到了，可费格莱因并没有出现。最后，电话又响起来。他说报告会拖了很久，现在他还得继续工作，我能不能花几分钟过来看看他呢？好吧，我想，正好带狗儿出去散散步，我当即出发，向费格莱因的新屋子走去，那是指挥部楼群最外围的一栋。费格莱因向我致意。“嗨，很高兴你来了，你想喝点儿白酒吗？”天啊，我想，他疯了？我猜他可能有什么事情，要找我讨论讨论。“不，”我说，“现在我并不想喝酒。不过你本来应该到我那儿喝咖啡的，对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忠于我先生，你还是要约会我呢？”他走到我身边，怜爱地伸开双臂拥抱我，说：“请原谅我坦白告诉你，你的先生已经死了。元首昨天就接到消息了，可他想等待再次核实，然后他发现自己没法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