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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特劳德尔·容格
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词句毫不检讨，又显亲亵，再翻几十年前努力克制着写下的手稿，我又惊又愧，这不正是当初试图避免的吗？我怎会竟如此天真，如此轻狂？因此，我至今怯于将手稿在祖国付印。另外也因为，眼看针对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千年帝国”的批判如潮，我个人的历史和视角，又有何成书的必要呢。我也害怕追逐轰动效应，乃至把书变成对错误年代的赞许。
我从未掩饰我的过去，然而战后多年，这个世界偏偏为之粉饰：她多么年轻，不谙世事，上司心如蛇蝎，外貌却平庸中和，她怎能洞察，云云。非纳粹化委员会给我以“小跟班”定性，减免罪责。连听过我陈情的熟人——纳粹政权的同谋也好，遭纳粹政权迫害过的异见分子也好——都异口同声如此认定。我乐得接受这类无罪宣判。乃至纳粹德国天崩地坼时，我甚至还加倍隆重地庆祝了自己25岁生日，从此抱定明正决心：就活下去吧。
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认真反思我的经历，以及渐渐肿胀的负罪感。过去35年间，这不啻折磨：去了解自己，去挖掘当时的动机，太难了。就让自己这样说：1942年我才22岁，太年轻，又满心好奇，叫阿道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他是个和蔼的上司，又像父执一样的朋友，坊间的告诫我通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追随他陪伴他，最后几近悲惨收场。他的罪恶如今路人皆知，我也将为负罪感缠缚至咽气一刻。
两年前我认识了作家梅丽莎·米勒。她找我作时代证人，回答好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问题，比如他于艺界的雅好等。谈话多涉及我的生活，尤其是与希特勒相遇后所受的潜移默化。梅丽莎·米勒属于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眼光囿于她关于第三帝国罪恶的识见。幸而她不是以正义自命的那类事后诸葛亮，思考方式并不片面。她垂听着，我们这些从前站立在元首的光环下的时代证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讲述的，她步步寻索来龙去脉。
前言（2）
“我们不能将传记当作事后辩白，相反我们得肩负这些生活下去。然而，我们可以修正自己。”赖纳·孔策在《一年日记》中如是说，尤其对我，这引言意味深长。“人们并不单单要求你公开下跪，”他继续说，“沉默的愧色比任何告白更具说服力——也更真诚。”因此梅丽莎·米勒说服了我，将这部手稿公开出版。既然她能借此理解，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曾是顺理成章的事，而那年头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正倾力于一场种族大屠杀，却那么不可思议，我想，读者也能理解吧。但愿如此。
去年梅丽莎·米勒又把安德烈·埃莱尔介绍给我，在我看来，他不仅是位极富魅力的艺术家，还是个坚持政治正确的积极分子。我们谈及那个叫特劳德尔·胡姆普斯胡姆普斯是作者的婚前姓。这里是指，他们谈起少女容格，而多年后已成老妪的容格对少女时代的所为不再认同了。——译注的女孩子，我与她势不两立经年，而这场深谈给我的可贵启示绵绵无尽。整个过程都用摄像机拍下来了。安德烈·埃莱尔与奥特马尔·施米德拉尔将素材整理成纪录片《在死亡的角落》，可与本书互为参照。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特劳德尔·容格2002年1月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写于1947年
特劳德尔·容格
编者按
以下是特劳德尔·容格于1947年到1948年间所写的个人叙事，在此以原貌发表。在容格女士的协助下，文章只作了正字拼写及少量冗字的轻微改动。这些轻微改动在文中以［…］符号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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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1）
一般而言，关于女秘书之前上司的一切，不至于撩动人们的好奇心。我当过3年希特勒的女秘书，这之后，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人问：“您说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从无例外，第二个问题随即跟上：“贴得那么紧，他可对您私下里说过什么没有？”而我的回答，总让他们大扫其兴，或者他们干脆就不相信，我既没有见识过希特勒举世闻名的歇斯底里，也说不出希特勒到底有没有嚼食地毯的嗜好。我当上希特勒的女秘书，并不因为我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因为我在纳粹党内从来安分守己，顺服上峰。或多或少，只不过出于偶然。
如果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我不会选择当希特勒的女秘书，而该顺应我原来的梦想，走舞蹈演员的路。但愿，在此将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就能理清我的思路。我与妹妹早年都上过体操学校和舞蹈学校，那时我从不怀疑，将来的职业也无非是体操或舞蹈演员。不幸的是，我们太穷了，从舞校一毕业，我就得考虑，在这年纪上，我得尽快赚点钱养家。那时候，我把世事设想得太美好太轻松，当个办公室文员，待遇颇丰，足以负担我上业余舞校的费用。然而这世界并不如我所想象地那么简单，比方说，得找一家公司，既给丰厚的薪水，又给我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培养个人爱好。不过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雇主，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至于工作本身，我是绝无一丝兴趣的。我只想，文员的饭碗，反正不会长久端下去，那满塞着打字机的世界会让我忍无可忍，总有一天，我会一走了之。当然，首先得参加舞蹈考试。那年，战争开始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势的束缚，每个人都必须把义务放在首位。所以我也得放弃经济上的考虑，而服从国家的利益。1941年我顺利通过了舞蹈考试，又与公司打了一场辞职的拉锯战，公司坚称，职业选择和岗位限制根据《德国生存空间新法令》，以国家意志的名义，纳粹党对职业分工的设想和计划都作了规定：上岗和换岗均受控制，并以“职业义务”为准绳。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只能并且必须做那些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现在国家明明紧缺女秘书与速记员，不需要舞蹈演员，舞蹈演员纯属多余。我那年都21岁了，战争却不见得会闪电结束，看来还会持续很久。再过几年，千辛万苦练出来的灵活四肢，不免要生锈了，最后我只好埋葬了舞蹈演员的梦想。也许梦想肥皂泡的破灭，也不全出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对那家公司和那个上司，我可是憋了一肚子气，辞职未允，还受了一顿谩骂，说我满心个人主义，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公司总算放我离开那岗位后，不管再出多高的薪水，我也不愿意回头多望一眼。从此，生命中的雪崩滚滚而来，到1945年在柏林，几乎将我整个儿卷入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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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2）
妹妹英格那会儿在柏林的德意志舞团当演员。她一位女同事是阿尔贝特·博尔曼的亲戚，通过此人，我得到元首办公室一个工作空缺，到达柏林，那真是美妙的一天。工作环境和职位对我说不上有多大的吸引力，可毕竟是走出家门的第一步呵，去见识首都，去经历新的生活，那才是魅力所在。除此之外，待遇也颇可观，于是我没花多少时间考虑，就答应下来，奔向柏林。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卧铺车厢的旅行太让人激动了，而眼前那座叫做“新帝国办公室”的迷宫，还来不及想象，这决定根本没经大脑。可要是现在退缩，未免太不好意思了。主管阿尔贝特·博尔曼将我引见给他的哥哥马丁·博尔曼。他和善可亲，很容易令人产生好感。我让安置入“元首办公室”的一个分支部门，负责每日将寄到元首名下的邮件分类、转寄，某些邮件可以自行处理。这工作并不累人，我的任务也不重。元首办公室总管阿尔贝特·博尔曼同时兼任希特勒副官，不常呆在柏林。偶尔，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要从慕尼黑找一名女秘书来替他们服务？我坐在这座极尽奢华的大楼里，滑行于亮晶晶泛着蜡光的大理石地板上，等候下一项任务下达，有片刻的失神。不久，我平静的生活卷起漩涡。传出风声，希特勒需要一名新的女秘书，就在总理办公室内选拔。
所有的女秘书、女速记员、女实习生和勤务员都在谈论这一热门话题，掩抑不住内心的兴奋。给速记员和打字员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好让大家为选拔做好充分准备，我当然也必须参加。根据上头安排，我接受了“元首私人助理”的培训。培训地点也在同一楼内，其他部分课程得越过公园到另一个地方去上。这场选拔，我其实并不曾抱有多大信心，一来，我本来就不相信所谓“志在必得”一说，二来，我也没什么兴趣当希特勒的女秘书。每每看到别的女孩子手指如飞梭一般点在打字机键盘上，我仅有的一点自信都荡然无存了。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决胜局，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反而打出了最低的错误率，排名第一。那也是美好的一天，我紧紧攥住车票，车票其实是命令：第二天，我和其他九个女孩子必须乘坐专车到元首的主指挥部那儿去，与元首面对面，接受拣选。
那时候，希特勒身边有三名女秘书，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克里斯蒂安太太刚刚结婚，要辞掉工作。另外两位，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已经当了十年女秘书，兼任随员。长期没有规律地生活，加上又上了年纪，工作效率已经跟不上了。有一天，希特勒要口述文件，沃尔夫小姐病了，施罗德小姐在柏林看戏剧。希特勒勃然大怒，在他需要记录和打字的时候，身边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副官博尔曼让他劈头劈脸痛骂了一顿，元首下旨，这样的情况别让他再碰见一次。得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分担一下两名老员工的重负。这样，1942年11月底，奉“最高统帅”之命，这些年轻女孩子就经过了筛选。晚上，我们从柏林登上这列专车，“目的车站”全然未知，次日一早，列车停在东普鲁士的拉斯腾堡。到了那儿，访客们得到另一个站台等候机动列车，列车往林子深处进发。博尔曼将我们接走，列车载着余下的乘客继续驶入冰雪覆盖的森林。除了元首指挥部，这儿再也没有其他楼房。博尔曼带我们到预定的住地。我们留意到，另一道铁轨上原来还有一班列车。我们将会住在车里。博尔曼还告诉我们，我们当下其实仍只在元首指挥部外围，这列元首个人专车会一直停在铁轨上，直至元首接见过我们，并从我们中挑出一位为止。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3）
这辆列车实在值得细细描述。它简直就是一座管理完善的宾馆，一切人能享受到的舒适设备，里面应有尽有。后面，我将会记述在这列车中的一次旅行，所以，这些姑且留待到时再详细说吧。女孩子们给安置在访客车厢，每人一个单间，有训练有素的仆从来回服侍，除此之外，便只等待让元首接见了。然而，好些天过去了，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这段日子，我们只结伴儿到林中散步，一直走到那道栅栏把我们拦住，栅栏连着带刺的铁丝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冲我们要证件查验，还质问通行口令。可惜我们当中谁也不懂这些规矩，我们并不是故意要冲撞禁区的，只不过像玩“狗仔队”一样，好奇想看看元首指挥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罢了。那会儿，我们才发现，树木和灌木丛中，原来到处藏着无数小屋子和小碉堡，精心整修的小径蜿蜒曲折，穿制服的人们就住在这儿。渐渐地，满目妩媚的冬日田园风光，我们干脆把眼下的日子算作一场舒舒服服的度假，至于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几乎都忘了。餐车小厨房里备有精致的饮料，侍应们好久没在这儿见过那么多女孩儿了，恨不得一下子要把我们宠坏，晚上还特意给我们捎来可口的利口酒。
脑子里都快没了这号事儿了，伟大的一刻突如其来，我们措手不及，事情大概发生在某个午夜。我们都睡了，元首指挥部派出两名勤务兵，把所有人唤醒，带到“元首”那儿。发卷儿得赶紧摘掉，鞋子忽然找不出来，手指颤抖不已，衣服扣子半天没好好系上。大家挤在一起尽可能快地刷好牙，因为众所周知，所谓“德国女郎”不该抽烟，或者，至少不能让别人闻出烟味来。
终于，我们踉踉跄跄顺着小径走入阴森的林子。那两个勤务兵给我们指路，在检查站，我们逐一让灯笼照着查验过，眼都花了，这才领到进入禁区的临时通行证。那两个大兵居然能在一团漆黑中摸出路向来，太不可思议了。偶尔，树丛中会亮出一盏节能灯，好给人们指引方向，在我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莫测。我揣摩，那两大兵大概不至于像我们那般兴奋吧。（我们中没有一个曾经近距离见过希特勒，我们只晓得，在柏林或是其他地方，至少有千百人曾经远远瞻仰过他）这一切，都令我们这一番体验更扣人心弦。谁能轻易就站到国家元首面前呢！
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重重的铁门前，铁门寒光闪闪。虽然很暗，我还是辨认出了建筑物的轮廓，那是一座相对矮小的碉堡。全副武装的卫兵站在入口处的传令室，不曾逐一查验，就放我们通行了。连我们不算小的手袋都没有搜查，大概他们不大相信，手袋里面会有武器或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吧。我们神情恍惚的面孔也并未引起怀疑，我想，我们这个样子，不像去见证一个伟大的幸福的场面，倒像排着队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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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4）
过了那道门，我们走进微微亮着的水泥过道，两侧又是一道一道门，就像在一座巨型水泥碉堡里，拐入左手边第一道门，进入等候室。等候室大约12平方米，原供希特勒的侍从和传令兵歇息之用。
希特勒的侍从说，希特勒正在喂他的狗，我们还须再等待一会儿，让我们围坐到圆桌边，木椅是农家样式，非常舒适。当然，我们就向他请教，我们该怎样向元首问安。他说，希特勒会先问我们好，然后，我们该这么回应：“嗨，希特勒！”
我们还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该伸出手臂，还是该弯起手臂，挥动致意。这时候，博尔曼进来了，命令跟他上去，希特勒正在他的工作间，要接见我们。我们应该尽量举止大方，不可羞答答的。
狭长的过道拐了几个弯，前面就是茶室，我们就站在工作间高大的双翼门前。侍从海因茨·林格先敲过门，推开，说：“我的元首，柏林的女士们已在等候。”
我们走入这个大房间，就站在书桌前。希特勒微笑着走近我们，缓缓举起手来，向我们致礼，然后与每个人握手。他的声音又低沉，又丰满，他逐一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儿。
我是最后一个回答的，也是惟一的慕尼黑人。他继而问我的年龄，再次泛起微笑，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他那种著名的检阅的目光，又举起手来致意。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连那句“嗨，希特勒！”都没来得及说。
出来之后，那股紧张和兴奋的劲头儿烟消云散，大家开始吱吱喳喳地嚼起舌头来，谈论希特勒握手的方式啦，他摄人心魄的眼神啦，他的身材啦等细枝末节，在这么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中，一切细枝末节也都意义非凡。
任务完成得如此圆满，博尔曼得意洋洋，还带我们到几步之外一家部队俱乐部，送我们每人一杯子香槟酒，以示庆祝。
士兵和军官无不为我们的到来而雀跃。因为太兴奋，所以愈发饿起来了，我们吃了好些加料的面包。最后，博尔曼送我们回专车。
第二天一早，传令兵就起身去接旨，看希特勒看中了我们中的哪一位。我们猜测，他的选择标准，准是我们的外貌。到第二天博尔曼向我们解释原委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原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还得等着参加一场听写测验。元首专车的工作人员，来自禁区的访客，偶尔还来车厢看看，他们放出口风，就女性风姿而言，我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希特勒的女秘书。一来，希特勒对慕尼黑和慕尼黑人抱有强烈好感，二来，我长得很像埃娃·布劳恩。然而，我又是一个实打实的“逢考必输”的典型，所以，对即将到来的听写测验，我倒也没抱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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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5）
那阵子，我们还按照原先的分配呆着，好几个星期，希特勒什么时候会举行听写测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能等待，直到他能腾出一个适宜口授的日子为止。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有时也去帮帮那两位老秘书干点活儿，比方说，整理圣诞礼物和圣诞礼金的发放名单。我们也在空地上堆雪人，次日总让元首指挥部的卫兵毁掉，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何等所在，堆个雪人实在太不严肃了。对我们打雪仗，他们也是一肚子气。
雪仗打罢，我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取暖，头发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刻，那扭转我一生的号角，吹响了。
我跟同伴，一位金发女郎，听元首副官安排，参加听写测验。又一次，同样的兴奋，同一条路，通向元首指挥部。
我像一只献作祭礼的小羊羔。一旦出了什么错误，伯辰女士会出手相助。等了几分钟，又一次由林�